2.海上航路研究
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海上航线连接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纵横贯穿渤海、黄海、东海、日本海，甚至穿越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东南缘的太平洋海域。事实上，港口与航路是海上交通网络中的点与线的关系，上文罗举的港口研究成果中大多涉及海上航路，对于这部分业已包含于港口研究之内的航路论述，这里就不另做赘述了。
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学界有关古代东亚海上航路的认知，主要参考国外既有成果，基于独创性研究而形成的独立见解比较匮乏。早期成果中，20世纪30年代金毓黻关于唐代渤海国与日本之间通使贸易的港口及海上航线的论述最值得关注，金毓黻在其《渤海国志长编》卷14《地理考·交通五道》言及：“大抵渤海使臣赴日本之途径，自首都南出，取道今之哈尔巴岭（在今延吉县境）。东转而至龙原府。又珲春附近之朴西得湾，似为当日出航之港。考其使航之所向，尝止于日本能登、加贺等郡，由是更北而止于出羽、佐渡诸港焉。”此外，该书辑录的唐代渤海国对日航路的文献迄今仍是这一专题研究必备的基础资料。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界关于东亚海上航路的文献考证研究以及原创性探讨开始增多。陈炎的《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和《东海丝绸之路初探——唐代以前的东海航路和丝绸外传》两篇文章，以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对早期东亚海上交通的变迁进行了重新诠释。有关历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和枢纽港，陈炎论文虽未进行详尽考证，但提出了一些精当的论断，例如：论文认为，唐以前丝绸外输的东海航线以山东半岛渤海湾内海港为起航地，向朝鲜、日本延伸，以后这条航线的中国濒海航路向南扩展至扬州，但贸易港尚未固定。唐宋时期，东海航线分北线、南线，北线海港以登州、莱州为主，南线海港以扬州、楚州、苏州和明州为主，南线航路可直接越海东渡日本。
20世纪80年代初，王侠根据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中辑录中日古代文献，结合考古学及历史地理学调查资料，对唐代渤海国对日交流港口和航线进行了较为周详的探讨。根据王侠论文，唐渤海国对日贸易使团的起航港口为波谢特湾里的毛口崴（克拉斯基诺）。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海路共有三条：其一为北线，从波谢特湾出发，向东南横渡日本海，在日本本州中部的能登、加贺（今福井、石川）一带登陆；其二为筑紫线，从波谢特湾起航，沿朝鲜半岛东海岸南下，抵日本筑紫（今九州北部福冈一带）海滨上岸；其三为南海府线，从渤海国南海府（今朝鲜北部新昌）沿朝鲜东海岸南行，经过对马海峡至筑紫。其中，渤海贸易使团常用北线。
同时期，王文楚的论文《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考证了宋代以登州、明州为始发港前往高丽的海上航路。文章指出，宋与高丽之间的海路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由登州东航至朝鲜瓮津，南线从明州北航至朝鲜礼成江碧澜亭。北宋熙宁以后，宋丽海上交通由北线移至南线，宋朝对高丽往来门户也由登州改换为明州。
论文根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对明州至礼成江碧澜亭的航路及其经行地点进行了精详的考证。此外，这篇文章还提出，北路航线有一条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通往高丽的支线，而南路航线则有两条分别以长江口江阴和福建泉州出发前往高丽的支线。
1985年，刘成的论文《唐宋时代登州港海上航线初探》指出，唐代登州港向外延伸两条航上航线：一由登州经渤海、高丽至日本；一由登州经楚州、扬州至我国南方诸港。文章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同时参考吴承志的《唐贾耽记入边州四夷道里考实》等后代文献，详细考证了登州经渤海湾口、辽东半岛东岸、鸭绿江口，再分至朝鲜西海岸中部唐恩浦口和渤海国泊汋口的航路。关于北宋登州航线的状况，文章强调，北宋登州通朝鲜航线不再绕道辽东，而是由登州芝罘港直渡黄海到达朝鲜瓮津口。此外，登州还是北宋与女真通交的要津，其航线与唐代登州至渤海国航线相同。
此外，冯汉镛的《宋代国内海道考》值得关注。该文是一篇有关宋代国内海上航路的高质量学术论文。本文虽然侧重国内航线的考证，但文中论述的长江口外海道、钱塘江外海道、闽江口外海道、黄淮以北海道以及明州、温州、福州、泉州、登州、莱州诸港联结的海航网络，与宋代对日、韩海上贸易关系密切，故而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截至20世纪80年代为止，关于古代中日之间航路的探讨，由于日本学界的既有研究已经细致入微、面面俱到，故而在遣唐使来华航线、宋日贸易路线、倭寇经行海路等较大专题上已经难有更新与突破。尽管如此，我国研究者仍在特定时代局域航路的论考上得出了一些新见，例如陈自强的《略论明代中后期福建的对日交通》一文指出，明代中后期福建对日航海贸易港口有月港、安平港、长乐港和厦门港。关于明代闽人赴日航线，文章提出，16世纪之前或取道朝鲜半岛近海，或经浙江宁波直渡，16世纪以后开辟了经台湾海峡和琉球群岛赴日的新航线，其中厦门经基隆直趋日本长崎的航线尤为令人注目。
古代中琉航路研究方面，王文楚《明朝与琉球的海上航路》也是一篇考证极为精细的佳作，文章基本探明了明琉之间以泉州、福州为始发港的海上航路和沿途重要节点。文中对于以福州为起航港的航路研究尤其细致，根据作者研究，明代船舶出福州新港，经梅花所出海之后，在中国海域分为经小琉球和经彭嘉山两路，前者又有3条航线，后者则包括了两条航线。
20世纪90年代，中朝之间古代航路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以下选择代表性成果进行介绍：
金健人的文章《中国江南与韩国的史前海路》介绍了1997年6-7月中韩跨海竹筏漂流探险的结果，竹筏漂流探险队于6月15日从浙江舟山朱家尖出发，7月8日漂抵韩国仁川港，历时24天。根据漂流结果，金健人认为，中国江南与朝鲜半岛的海上往来应该始于4000年前。
樊文礼的《登州与唐代的海上交通》一文论述了唐代登州及其海上航路。文章言及，登州的出海口除了蓬莱港，还包括今天荣成境内的成山、赤山浦，等等。
唐代登州航线向东连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向北到达辽东半岛都里镇，向南到达海州（连云港）、楚州（淮安）、杭州、明州等地。樊文礼认为，唐玄宗时期以后登州在海上交通上的地位逐渐下降，原因之一是，登州不位于当时国际海上贸易的主要通道，并且与内地交通不便。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安史之乱以后登州乃至整个中国北方经济的衰退。
孙光圻的《公元8-9世纪新罗与唐的海上交通》一文指出，唐与新罗之间的海上交通路线可以分为三条：其一是北路航线，从辽宁沿海抵达朝鲜西岸。其二是中路航线，从山东登州、莱州和密州沿海出发，向东直航至朝鲜半岛西岸，出海口分布于文登、牟平、诸城以及胶州湾西北岸等地。张保皋主持新唐航海贸易期间，双方海上交通多取中路航线。其三是南路航线，从我国江浙地区的海州、楚州和明州沿海直趋朝鲜半岛西南岸，这条航线形成于唐代，兴盛于公元10世纪以后。
祁庆富的论文《宋代奉使高丽考》系统梳理了宋朝历次遣使出访高丽的历史经纬，文章中的宋朝历代奉使高丽一览表中列举有宋使前往高丽的路线，可以与王文楚的论文相互对照。
陈尚胜的论文《明朝初期与朝鲜海上交通考》探讨了明初中朝双方海路往来路线的变化。作者认为，洪武初年中朝官方主要利用长江口-礼成江口（朝鲜西海岸中部）黄海路线进行海上往返，太仓是这条路线的中国枢纽港。后来出于安全性的考虑，改由辽东横渡渤海至登州上陆。
该时期，有关中琉之间航路历史变迁的文章有杨国桢的《明代闽南通琉球航路史事钩沉》。这篇论文对明代闽南通琉球航路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文章依据明抄本《顺风相送》指出明代成化之前中琉官方封贡往来航路为：“即自泉州出发，从北太武（在浯州屿，即大金门岛）发舶放洋，回程抵福州闽江口外之定海千户所。”同时指出，成化以后福建市舶司由泉州移往福州，这条官方贡道变为闽南民间通日本的航路，其枢纽港虽然转为月港，路线仍然大抵沿袭泉州出洋水道。
2000年以来，我国学界关于古代东亚海上航路的研究成果并无显著增加。其中，孙光圻著作《中国古代航海史》最具学术分量，该书不少章节论及古代东亚海上交通路线，有助于研究者系统把握东亚航路的历史变迁。另外，樊文礼的论文《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对唐罗海上交通路线做了进一步探讨，文章指出，唐代前期赴朝鲜半岛的航路，是以登州北部蓬莱、黄县的出海口为起点，沿庙岛群岛、辽东半岛和朝鲜西海岸的近海海面延伸。而后期则从登州南部的牟平、文登境内的出海口出发，直渡黄海，抵达朝鲜半岛。孙泓《东北亚海上交通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将东北亚海上交通路线分为5条：
（1）宁波-韩国、日本；（2）扬州、连云港-韩国；（3）山东登州-朝鲜、日本；（4）大连、丹东-朝鲜半岛西海岸、日本；（5）图们江滨海地区-朝鲜、日本。文章还对各条路线的变迁进行了探讨。
3.船舶研究
本小节将着重关注我国学界对于山东、江苏以及浙江沿海古代船舶的研究状况，因为这些地区与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关系最为密切。
1964年周世德发表的《中国沙船考略》是早期关于北方海区船舶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该文对我国古代四大海船船型之一的沙船（其余3种分别为：鸟船、福船和广船）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考察。然而，这一时期同类成果寥若晨星。
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根据宁波、蓬莱等地的海船考古发掘资料展开研究，并且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席龙飞、何国卫的《对宁波古船的研究》和《中国古船的减摇龙骨》两篇文章阐述了1979年宁波发现的宋代海船在船型、结构以及造船工艺方面的特点。文章特别指出，这艘古船装有具有减缓摇摆作用的舭龙骨，该舭龙骨的安装部位以及长、宽等尺寸都与现代船舶的要求大致相符，这一技术成就要比其他国家早数百年。林士民的《明州的造船业》一文，不仅介绍了1979年宁波东门口遗址宋代海船的发掘情况，还对史前至宋代宁波地区造船历史进行了探讨。1988年，蓬莱县文化局、烟台市文管会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在蓬莱联合举办了“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研讨会，会议以1984年蓬莱水城发掘的古船为主要议题，会后编辑了论文集《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
20世纪90年代值得关注的成果包括：陈延杭的《从鉴真渡日航船看唐代造船水平》、席龙飞的《对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研究》、周庆南的《御笔碑和宋代明州造船业及外贸》、徐建青的《清代前期的民间造船业》，以及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象山文管会的《浙江象山县明代海船的清理》等论文。以下分别做一简要介绍：
陈延杭的论文分析了鉴真渡日航船的船型及其结构特点，根据论文研究结果，鉴真第1、第5次东渡乘坐的是平底扬州船；第2、第3次为平底岭南军舟；第4次购买了尖底福州船，但未乘坐航行；第6次成功东渡搭乘的是平底遣唐使船。
席龙飞论文探讨了新安沉船的年代、船型特征、建造地点，作者通过对于船体尺度、型线、龙骨构造、隔舱壁构造、桅座配置以及液舱设置等方面的考察，认为新安沉船是建造于我国福建的福船船型。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全南道新安海底沉船考古工作开展以来，我国学者主要关注船上舶载遗物，而对新安沉船船体研究甚少，席飞龙的论文补充了这方面的缺憾。
周庆南的论文从宁波鄞州西集仕港发现的北宋御笔碑入手，论述了宋代明州造船业及海外贸易的状况。《浙江象山县明代海船的清理》则是一篇关于宁波地区象山县明代海船发掘的考古简报。该文介绍了1995年浙江象山县发现的一艘明代海船的船体结构和附属遗物，简报指出，这艘海船的长宽比与沙船较为接近，应属浅海船，制作工艺精良，其建造地点可能是温州、宁波一带。
迄今为止，涉及清代江浙造船业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徐建青的论文论及清代闽广江浙地区的造船业状况，文章指出，清代江苏的造船场分布于江宁、苏州、扬州、仪征、太仓、崇明等地，浙江的造船场则集中于宁波、乍浦和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