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明清东亚贸易史研究方面优秀成果层出不穷。其中，一些学者关注到明清时期东亚濒海贸易区融入全球网络的历史过程。例如：杨国桢的《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一文提出，16世纪洲际航海与商贸活动打破了之前海洋世界的区域分隔，改变了中国东南海区以及东亚贸易网络的力量格局。李金明的《17世纪初全球贸易在东亚海域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一篇优秀的宏观研究文章。文章作者指出，17世纪初东亚海域的商贸网络开始逐渐并入全球贸易体系之中，而明政府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的举措，对这一过程起到了助推作用。专题研究方面，中日长崎贸易成为焦点。易惠莉的《清康熙朝后期政治与中日长崎贸易》重点考察了康熙朝第二次钱制改革受到长崎铜贸易牵制的状况。李金明的《清初中日长崎贸易》侧重关注华商所面对的日本政府的贸易限制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竞争，同时还分析了中日长崎贸易衰落的原因。其他文章中，胡孝德的《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研究》值得注意，该文认为，书籍是清代中日贸易的一项重要商品，文章考察了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的渠道、规模、价格以及利润等方面的情况。
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研究方面也涌现出一些新的成果。金炳镇的博士论文《14世纪-17世纪中叶朝鲜对明和日本贸易关系史研究》，以朝鲜史料为中心，参阅中国、日本文献，对明朝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的三边贸易关系进行了探讨。侯环的《明代中国与朝鲜的贸易研究》论及万历至明末以登州、莱州为中心的山东沿海与朝鲜之间的民间贸易。李宗勋、陈放的《略论朝鲜与清朝贸易的形态和意义》一文将清代中朝贸易按性质分为公贸、私贸和密贸三种，同时指出，19世纪末随着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中朝传统贸易关系也走向终结。
2.市舶机构研究
我国历代市舶制度对海外贸易的发展影响至深，故而市舶制度研究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一环。下文着重对与东亚航海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江浙地区市舶机构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
20世纪80年代，关于江浙地区市舶机构的讨论焦点是明州和扬州市舶机构的始设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林瑛的论文以及袁元龙、洪可尧的论文均根据《鄞县通志》推定明州（宁波）于唐代始设市舶使。林萌的论文认为，唐代不仅在南部沿海的广州、交州设置市舶使，在东部以及东南沿海的扬州、泉州也设有市舶管理机构，但关于唐代明州是否有市舶使之设，尚需进一步考证。然而，这几篇论文有关唐代明州、扬州、泉州已有市舶机构的论断，均不是以唐代文献为论据得出的，故而均无较强的说服力。1988年，朱江撰写专题文章讨论唐代扬州市舶机构问题，认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谓“所由”即是管理市舶的机构，但文章提出的这一观点基本停留在推测层面。
同时期亦有与上述文章相左的意见，例如：王冠倬的论文则通过更为审慎的考证指出，唐代广州设有市舶司和押番舶史，而关于唐代亦设市舶司于扬州、泉州、明州的推断缺乏可靠的史料支持。
此外，1988年吴振华的论文《杭州市舶司研究》探讨了宋代杭州市舶司的初设时间、宋元时期杭州市舶机构的兴废、杭州市舶官署的设置地点以及市舶机构的职官配置等问题。同年周振鹤的《宋代江阴军市舶务小史》一文则考察了宋代江阴军市舶务的历史。周振鹤指出，虽然江阴市舶务设立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但江阴早在北宋中期就已成为海外船舶寄泊的重要港口。
到了20世纪90年代，江浙地区市舶机构的始设时间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1992年，施存龙的《唐五代两宋两浙和明州市舶机构建地建时问题探讨》一文指出，唐代在两浙明州设市舶使并无文献根据，五代吴越国在两浙所设的博易务兼有市舶管理性质。施存龙推定，两浙路市舶司始置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撤废于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市司易地过程为：杭州→明州→杭州→秀州。咸平中在两浙路市舶司之下又设杭、明两司，分辖两地市舶事务。此外，文章还对秀州、温州、江阴等两浙路市舶务做了考察。尽管文章个别论点尚有进一步讨议的必要，但这篇论文迄今仍然是有关唐五代两宋两浙地区市舶机构研究最为周详的论文。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宁志新、黎虎等人对唐代市舶机构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唐代只有“市舶使”之设，而无“市舶司”之称，而且目前可以肯定的市舶使建地仅限安南（交州）、广州两处，其余各贸易港口市舶机构存在与否，均无文献可资论证。另外，1996年，方祖猷和俞信芳的论文提出，五代时明州已有市舶司的雏形——博易务，但这只是作者根据五代吴越国的海上贸易状况得出的一个推论，文章并未给出确凿的文献证据。
近年，市舶制度研究趋于精细化，但多系针对某个特定时代市舶管理的论考，而聚焦于江浙地区古代市舶机构的专论文章较为鲜见。杨文新的博士论文《宋代市舶司研究》对宋代市舶制度进行了系统考察，其中，上篇第1章论及宋代对日本、高丽交涉最多的两浙路市舶司的设置时间、地点以及变化情况，同时还对两浙市舶司下辖的杭州、明州、秀州、温州以及江阴军等五个市舶务的变迁进行了论述。下篇第2章考察了两浙路市舶司以及下辖五个市舶务的历任官员的生平、政绩。毋庸置疑，这些细节论考补充并且深化了先前研究。
3.海疆政策研究
迄今为止，有关我国古代渤海、黄海以及东海海疆政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明代倭寇和明清海禁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倭寇问题研究，可以追溯到何格恩早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明代倭寇侵扰沿海各地年表》，何氏缜密细致的史料整理工作为日后倭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学界都将明代倭患作为明政府面对的海防危机加以认识和把握。
20世纪80年代，倭寇与海禁问题研究迎来高潮。1982年戴裔煊的《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出版，该书认为，明代嘉隆时期“倭寇海盗”的蜂起，实质上是一场东南沿海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商人反抗海禁的斗争，它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标志之一。事实上，在戴裔煊著作之前，林仁川、王守稼等人也曾指出，嘉靖“御倭战争”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然而，同时期也有不少学者撰文强调明代倭患的负面历史影响，其中包括：陈学文的《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田培栋的《明代后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倭寇的性质》、晓学的《略论嘉靖倭患——与“反海禁”论者商榷》，等等。田培栋的文章认为，倭寇之患破坏了明代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加深了明政府的财政危机，嘉靖三十一年以后的御倭战争具有正义性质。晓学的论文也关注倭寇对于东南沿海农、工、商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并对海禁与倭患的因果关系提出质疑，认为倭寇的侵犯导致海禁，而非海禁引发倭患。
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一些研究者进一步论述了明代海禁的消极作用，例如：晁中辰的《论明代的海禁》、陈梧桐的《明洪武年间的睦邻外交与海禁》以及怀效锋的《嘉靖年间的海禁》都认为，明代的海禁遏制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这一时期，在清初海禁研究方面，1980年陈柯云的《论清初的“海禁”》值得注意，文章指出，清初的“海禁”时间不足30年，事实上并未中断和减少海外贸易，先前认为清初“海禁”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观点与历史实际不符。
20世纪90年代，学界关于明代海禁消极作用的讨论仍在继续。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第五章《明代前期的海禁与倭寇》认为，明政府厉行海禁，不仅打击了私人海上贸易，也成为引发嘉靖倭患的导火线。林瑞荣的《明嘉靖时期的海禁与倭寇》也认为，明代嘉靖时期的海禁政策压制了中日海商的贸易诉求，导致倭患问题加剧。文章同时指出，嘉靖“倭寇”的主体是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依旧着眼于明代倭寇扰乱海疆秩序的史实，认为倭寇集团的海上私商贸易对资本主义萌芽并无裨益，其大规模的劫掠活动给东南沿海工商业带来巨大伤害。
涉及清初海禁与东亚航海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章比较鲜见，其中，刘奇俊的《清初开放海禁考略》对清代前期开放海禁的过程做了探讨。文章作者认为，清初开放海禁经历了“展界复业”和“开海设关”两个步骤，从1680年准山东开禁到1686年浙海关创立，开放海禁的过程前后历时6年。引人深思的是，清初开放海禁以山东为起始，而以浙江为最晚。
近10年来，关于倭患与海禁问题的论争已经趋于平静。樊树志的《“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一文，在回顾学界倭寇问题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再次提出，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患的根源在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与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李恭忠和李霞的《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分析了明代倭患经验对明清时期海权观念的深刻影响。文章指出，明代长期的备倭活动以及倭患记忆，导致16-18世纪明清政权的海洋思维始终聚焦于东亚海域秩序的传统挑战者——“倭/寇”身上，却忽略了欧洲殖民扩张给中国海权带来的巨大威胁。另外，王慕民的《海禁抑商与嘉靖“倭乱”——明代浙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衰》一书，聚焦于浙江地区，对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浙江私人海外贸易的勃兴以及嘉靖倭乱等几个互相交织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化交流、政治交往、人员往来等方面的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陶瓷、茶叶等商贸物品的流通媒介，也为跨区域的文化传播、政治交往、人员移动等构筑起了路径和网络。这一点在东亚地区尤为明显，东亚“海上丝绸之路”联结的中、日、韩三国均属汉字文化圈，拥有共同的儒家文化理念，传承着相近的知识与技术体系。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古代东亚文化、政治、人员等方面交流的研究成果，本节将紧密结合“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择取与之关联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学术史整理。
1.文化交流研究
就历史上的东亚文化交流而论，中日古代文化交流无疑均通过海上交通展开，古代中日之间双边往来无可避免地都在海域空间留下了历史印迹。与之不同，中朝（韩）古代文化交流海陆并行，路径更为复杂，而且不同历史时段又各有偏重。一般而言，南朝-百济、唐-新罗、宋-高丽之间的往来主要借助海上航路，而辽、金政权以及元、明、清各朝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则偏于陆路，兼取海道。事实上，海域交流与陆路交流彼此交融，很难作出清晰的切割。因此，下文关于中朝古代文化交流研究的整理，将在重点关注海域交流研究的前提下，兼顾整体性研究的状况。
20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文化交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研究方面，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贺昌群的《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张旭庭的《唐代的中日通聘与中国文化之输日》、常任侠的《唐代传入日本之音乐与舞蹈》。显而易见，唐日文化交流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这时期，或许是由于缺乏现实需要的驱动，真正意义上的中朝海域文化交流史研究尚未展开。
霞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上半叶，学界有关中日文化、艺术交流的研究，较之新中国成立之前，一度出现细化的倾向，考察的视角也变得多样化。例如：阴法鲁的《从音乐和戏曲史上看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关系》研究了中日古代音乐、戏曲文化之间的关系。常任侠的《日本绘画艺术的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绘画艺术为焦点，探索了中日美术的渊源关系。张铁弦的《谈唐代书法与中日文化交流》，着重探讨了唐日之间书法艺术的交流。梁思成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中国唐代的建筑》、邓健吾的《日本唐招提寺的建筑和造像艺术》则论述了唐代中日之间建筑文化的密切联系。另外，我国台湾学者陈水逢的《中国文化之东渐与唐代政教对日本王朝时代的影响》学术价值较高，该书探讨了唐代典章制度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中朝古代文化交流方面，张政烺等著的《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发挥了学术前导作用，书中有关各个历史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篇章，为今后的研究构建了框架。除了这部著作以外，这时期也有少数论及中朝文化交流史的专题文章，例如：王逊的《朝鲜古代艺术和中国的关系》借助一些文物资料论述了中朝古代艺术的相互关系。我国台湾学者李光涛的《朝鲜实录中所见之中韩文化关系》探讨了李氏朝鲜时期的中朝文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