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东亚海域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很少，但这时期一些学者通过文物以及考古资料进行的探索，在研究路径上具有开拓意义。1973年周一良的文章通过宋代《荣西禅师归朝宋人送别书画之幅》和明代《谦斋老师归日域图》两幅古画，论述了历史上中日之间的书画交流。1975年王仁波的论文《遣唐使和中日文化交流》注意吸纳较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及研究收获，对日本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与唐长安城的考古学比较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同时分析了1971年发现的日本奈良高松塚古坟壁画中的唐文化因素。1979年王仲殊的《日本最近发现的太安万侣墓》一文，揭示了唐代墓志文化对于日本官僚、贵族墓葬的影响。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这篇论文考察对象的太安万侣墓发现于1979年1月，是当时最新的境外考古资料，这反映出20世纪70年代末中日两国考古学界学术联系趋于密切。
其他综述性文章还有：易民的《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王金林的《隋唐时期的中日友好往来》、叶喆民的《中日书法艺术的交流》。易民的文章和王金林的文章简要梳理了隋唐时期中日交往状况以及隋唐两朝在政治、宗教、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叶喆民的论文系统论述了六朝至晚清中日之间书法艺术的交流。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论文，大多探讨中国文化向日本的传播。而胡锡年发表于1979年的论文则对古代日本文化对中国的“逆输出”进行了考察，文章列举的日本文化对华“逆输出”现象的具体表现，既包括日本对于中国逸书的保存与归还，也包括刀、剑、铳、泥金漆器、螺钿器、折扇、软屏等日本特色产品的对华输出。
1980年，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进一步推动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进展。1982年，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论文集选录了1982年之前各种期刊上发表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的一些优秀论文。1985年，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付梓出版，该书收集了作者多年来完成的专题成果构成，内容涉及中日历代文学、文字、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除了上述论著以及论文集之外，20世纪80年代较具代表性的中日交流史论文有：蔡凤书的《古代中国与史前时代的日本——中日文化交流溯源》、蒋猷龙的《中日蚕丝业科技和文化的交流》、杨曾文的《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武陵子的《唐代文物典籍对日本的传播》、杨泓的《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王金林的《日本奈良时代对唐文化输入、改造和创新》、苏渊雷的《略论“入唐八家”及中国高僧对于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以及王仲殊撰写的有关日本出土铜镜与中日文化交流的系列研究论文。其中，蔡凤书的文章探索了古代中国稻作栽培、金属冶炼等技术的东传对于日本史前社会的影响。蒋猷龙的长篇论文系统梳理了秦汉至现代中日蚕丝业技术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王仲殊的系列论文指出，日本出土的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应是中国三国时代东渡的吴地工匠在日本制作的。“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考古学界的热点问题，王仲殊的观点独树一帜，揭示出公元3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丰富样态，受到中日两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20世纪80年代，中朝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有：朴真奭的专著《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及杨昭全的《唐文化对新罗之影响》、何鸣雁的《新罗诗人崔致远——传播中朝文化的先驱》、黄心川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的佛教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等研究论文。虽然这些论著大多是基于既有成果的一种综合论述，但毕竟改变了“文革”期间该领域研究空白状况，起到了前导性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东亚海域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度、广度均有大幅推进，一批质量高、分量重的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使得本专题研究呈现繁荣局面。
首先，1990年周一良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出版，书中汇集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从中秋节看中日文化交流》、《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等优秀论文，这些文章以新颖的视角揭示出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不易为人察知的侧面。1992年出版的严绍璗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虽然其内容侧重于中国古典文献在日本的流传脉络，但书中一些章节亦论及汉籍流传对于日本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与严绍璗著作相呼应，陆坚、王勇合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以及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两部论文集，从各个侧面对中日典籍文化交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考察。
1996年，中日两国学者合作完成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系列丛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共含10卷，各卷均为独立专题，其中包括民俗、文学、典籍、思想、历史、法制、科技、宗教、艺术和人物，力图全景式地展现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演变脉络。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各分卷均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主编，这使丛书得以兼收两国最新的学术成果。这套丛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成果中还有一些零星的专题论文，例如：1992年黄赞雄的《我国古代丝绸生产技术的外传》一文论及我国丝绸技术及其相关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历史，他认为，公元前11世纪我国开始向朝鲜传播丝绸工艺技术，传播路线分为陆路和水路。我国丝绸制作工艺向日本的传播，始于秦汉时期，延续至三国南北朝时期，其传播路线包括两条水路：一条路线由我国北方经朝鲜抵达日本；另一条路线由我国东南浙江一带渡海至日本。不过，这篇文章仅仅提出论断，并未从文献学和考古学角度对之展开考证。同年王维坤的《试论孔子学说的东传及其影响》探讨了孔子思想传入日本的时间、渠道以及儒家文化与日本奈良文化的融合。1993年童家洲的《试论关帝信仰传播日本及其演变》一文，将关帝信仰东传日本的最早时间推定于17世纪20年代，同时指出，日本关帝信仰局限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其发展历史以明治维新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95年熊海堂的《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一书比较研究了古代中国、朝鲜、日本的窑业技术发展状况，并对三国窑业技术和陶瓷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进行了探讨。全书体系宏大，资料翔实，堪称佳作。1997年林正秋的《唐宋时期浙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一文论述了浙江天台山、杭州、明州与日本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
这时期还涌现出一批有关中国与古代琉球王国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其中，1991年王耀华的论文论述了中国音乐文化对古琉球音乐文化的影响。同年张紫晨的文章则对琉球群岛与中国南方的风水观念、饮食习惯以及生育习俗等方面进行了比较。1994年谢必震的论文通过对于《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辑录的“乾隆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琉球国贡使回国携带物品之清单”的分析，推断清代琉球贡使携带回国的主要物品为丝、棉纺织品，这些物品输入琉球，促进了琉球纺织工艺和成衣设计水平的提升。另外，清单上的物品还包括：乐器、文房用品、药材、食品，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中华文化对于琉球社会的深刻影响。这时期也有研究者聚焦于福建沿海区域文化与琉球文化的关系展开考察，曾丽民的《泉州与琉球的民俗关系》一文即属此类，该文从祭祀、丧葬、建筑、岁时、语言、习俗等方面探讨了泉州与琉球的民俗文化联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朝文化交流研究也有显著进步。陈尚胜著的《中韩交流三千年》是继朴真奭的《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之后又一部中朝交流史的通论著作。黄有福、陈景富合著的《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系统梳理了中朝佛教文化交流的发展脉络。陈尚胜的论文《论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以若干文化要素为线索，论述了唐罗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金宪镛、李健超的《陕西新发现的高句丽人、新罗人遗迹》从陕西发现的高丽人、新罗人遗迹入手，探讨了唐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刘永智的《高句丽壁画墓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高句丽壁画墓形制及装饰中的中原因素进行了细致分析。荣新江的《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论述了海州大云寺禅院碑反映的唐罗文化交流史实。林士民的论文《唐吴越时期浙东与朝鲜半岛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之研究》重点考察了唐吴越时期浙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之间青瓷文化与佛教文化交流。上述论文大多利用考古资料，力图在中朝文化交流史的个别片段上有所突破，这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中朝文化交流史专题研究的特点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界的中日海域文化交流史研究呈现明显的规模化、体系化趋势，研究成果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近10年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有：
苌岚的《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王维坤的《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李寅生的《论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等等。其中，苌岚的专著利用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铜钱以及铜镜等考古遗物，着重考察了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若干侧面。王维坤的著作汇集了作者多年有关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书中第1编论及中国古代都城设计理念对日本的影响，第2编论述了唐代器物文化向日本的传播，第4编则探析了武则天文字以及孔子学说的东传。李寅生的专著论述了宋元时代中日之间文学、音乐、美术、宗教等方面的交流。另外，这时期一些研究者针对我国沿海特定地域与日本之间的交流史展开研究，推出了一批较具分量的著作，其中包括：蔡丰明主编的《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王慕民等的《宁波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史》、刘恒武的《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其中，《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一书针对吴越文化越海东传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探讨，论题涉及吴越稻作文化、茶文化、青瓷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的东传与流布。王慕民等人合作完成的著作对宁波与日本之间历代文化交流做了通史性的整理。刘恒武的专著则以历史文化遗存为原点考察了宁波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实态及其变迁轨迹，书中涉及的国内外文化遗存包括陶瓷、碑刻、古船、绘画以及书籍等遗物，还包括城墙、官署、廪库、寺庙、陶窑、防垒以及码头等遗迹和古建。
与系统性著作的增加相对应，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论文数量骤增，论题触及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例如：王心喜的《钱氏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王金林的《北宋时期中日民间交流新探》等论文针对特定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展开探讨。石慧敏的《中国茶文化东渐日本的三次高峰》和施由明的《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比较略论》考察了中日古代茶文化交流。王勇的《“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陈小法的《<；蔗轩日录>；与明代中日书籍交流》和范金民的《缥囊缃帙：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层面论述了古代中日典籍交流。韩东育的《“道统”的自立愿望与朱子学在日本的际遇》探讨了明末以降中日儒学思想的对话。陈永华的《五山十刹制度与中日文化交流》、韦立新的《日本中世文化与中国禅文化的关系》和郭万平的《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的“老婆禅”》论及中国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历史影响。韩天雍的《中日禅宗墨迹研究及其相关文化之考察》、郝祥满的《宋初佛画的输入日本及其影响》以及刘恒武的《15-16世纪宁波文人与日本遣明使之间的书画交流》等文章考察了中日美术交流的若干问题。江静的《天历二年中日禅僧舟中唱和诗辑考》一文考证了一个元代中日诗歌交流的个案。
王仲殊的《从古代中日两国的交流看宗像·冲之岛的祭祀遗址》、黄建秋的《福冈市博多遗址群出土宋代陶瓷器墨书研究》根据考古资料对中日海域文化交流的特定问题展开了探讨。此外，2000-2001年，《农业考古》杂志连续刊载了数篇关于中国稻作文化东传日本的文章，使得这一课题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总之，近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不胜枚举，以上仅就不同专题择例做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