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论及中朝文化交流方面的专著有党银平的《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李梅花的《10-13世纪宋丽日文化交流研究》、刘凤鸣的《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另外，上文已经列举过的蔡丰明主编的《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和刘恒武的《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也都有部分章节涉及历代中朝海域文化交流。相关代表性的论文有：李英顺的《试述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刘春丽的《新罗留学生与汉文学》、陈尚胜的《宋朝和丽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与汉文化传播——高丽和日本接受宋朝文化的初步比较》、杨渭生的《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刘强的《宋时高丽物品输入中国杂考》、葛兆光的《寰中谁是中华？——从17世纪以后中朝文化差异看退溪学的影响》和鲍志成的《历史上浙江与朝鲜半岛的友好交往》，等等，杨雨蕾的《十六至十九世纪初中韩文化交流研究》和廉松心的《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研究》两篇博士论文亦值得关注。此外，石源华、胡礼忠主编的《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一书中也收入了几篇中韩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论文，其中包括：韩昇的《百济与南朝的文化交流及其在东亚的意义》、吴伯娅的《从<；热河日记>；看18世纪中韩文化交流》和杨雨蕾的《北京琉璃厂与清代中韩文化交流》。
2.政治交往研究
本专题将以我国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古代海路官方交往的研究成果为重点进行学术史回顾，其中包括官方使团互遣、国际交涉等方面的研究，其中涉及具体人物航海往来的研究成果放在下一专题进行梳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南朝-百济、唐-新罗、宋-高丽之间的政治外交主要利用海路，其他历史时期中朝（韩）之间官方往来的经行路线则难以一概而论。鉴于这一实际问题，下文将采取突出重点、兼顾整体的办法来列举并评述相关成果。
我国学人对于东亚政治关系史的关注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日国际地位的逆转迫使我国学者重新审视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继之而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使这种研究需求变得更加迫切。然而，截至20世纪前半叶，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寥若晨星，1928年陈博文著的《中日外交史》和1939年李毓田著的《古代中日关系之回溯》是这个时期较为系统阐述中日关系史的两本著述。1937年，张鹏一的《唐代日人来往长安考》对日本遣唐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虽然张鹏一的专著对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中日交通史》之“唐代部分”多有参考，但书中亦有作者根据《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等古代文献开展独立研究的成果，而且其立场、视角与日本学者存在差异，故而该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不可低估。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台湾学者余又荪著《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最具学术价值，该书对隋唐五代时期中日官方往来的史实有详尽论述。这时期，遣唐使成为我国学界有关古代东亚政治交往研究的焦点，其中代表论文有：王立达的《7-9世纪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经过及其影响》、朱梓荣的《唐代的日本留学生》。
这一时期，论及中朝海路官方往来的著述数量很少，除了张政烺等著的《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之外，还有我国台湾出版的王仪的专著《隋唐与后三韩关系及日本遣随使遣唐使运动》。1972年出版的《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则为清代中朝政治外交史研究提供了便利。客观而言，由于受到当时现实环境的制约，我国学界在该领域研究的质与量上均与国外学界有相当大的差距。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陆一批中日关系史概论性论著付梓出版，促进了中日古代政治交往研究的深入开展，这些著作包括：杨正光的《中日关系简史》、张声振的《中日关系史》、汪向荣的《古代中日关系史话》以及田久川的《古代中日关系史》。此外，还出版了几部专门论述日本遣唐使的著作，其中包括：池步洲的《日本遣唐使简史》、姚嶂剑的《遣唐使——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和武安隆的《遣唐使》。尽管上述论著在史料发掘、论点提炼以及论证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局限性，但作者们的辛勤努力，对于我国中日关系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另外，1984年汪向荣、夏应元编纂的《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汇集了我国正史中所有涉及中日关系史的文献史料，同时摘引《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两部重要类书，以及《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大日本史》等日本史料作为参考。这部史料集成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宝贵学术资源。
20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若干探讨中日古代政治交往的单篇论文。乌廷玉的《从日本古今史籍看唐朝中日关系》以日本文献为依据探讨了唐代中日关系的演变。我国香港学者黄约瑟的《武则天与日本关系初探》填补了我国学界关于武则天时期中日外交关系研究的空白。宋锡民、宋百川的论文《日本遣唐使者小考》对日本遣唐使的次数和历次遣唐使的简况做了论述。戴禾、张英莉的《中日史籍中的日使来唐事异同考》比较了中日两国文献中关于历次遣唐使来华记载的异同。石晓军的《日本遣唐使来华不携国书说献疑》对日本学界所持的日本遣唐使来华不携国书说提出质疑，认为日本遣唐使向呈交的“表”即国书。截至20世纪80年代为止，日本学界有关遣唐使的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几乎每个重要问题都得到了充分探讨，因此，较之某些长篇的概论性著述，戴禾、石晓军等人针对细节问题的考证反而更具学术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朝政治关系史研究趋于活跃，1988年出版的杨昭全的《中朝关系史论文集》标志着这一时期我国该领域研究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此外，关于我国台湾学者高明士和我国香港学者黄约瑟关于古代中朝关系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高明士的《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探析了传统中国天下观念的践行对于中韩关系演变的影响。黄约瑟的《没有兵戎相见的战争——公元7世纪朝鲜半岛几次战争的前奏》和《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则聚焦于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国际关系的若干侧面进行了考察。
20世纪90年代，论述中日官方往来的论文有：高明士的《论倭给隋的“无礼”国书事件——兼论隋代的天下秩序》、刘淑梅的《遣唐使初探》、王金林的《遣唐使的使命》和何英莺的《明使仲猷祖阐、无逸克勤使日事迹考略》，等等。遣唐使研究依然受到重视，上述王金林的文章将日本向唐朝遣使的活动分为前后两期，并且就两期遣唐使的不同使命和任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首届“遣唐使时代的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与会学者从东亚世界整体历史的大视角，对遣唐使问题展开了多层面、多方位的探讨。
20世纪90年代，古代中朝关系史的专著增多，其中包括：吉林社会科学院编的《中朝关系通史》、蒋非非、王小甫等著的《中韩关系史》（古代卷）、杨渭生的《宋丽关系史研究》和王颋的专著《圣王肇业——韩中日交涉史考》，这些著作均对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政治外交有系统论述。代表性论文包括：韩国磐的《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韩昇的《“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孙建民和顾宏义的《中国宋朝与高丽外交关系论略》，等等。此外，文献整理方面，李裕民的《宋高丽关系史编年》辑录了《宋史》、《长编》、《宋会要》、《系年要录》、《玉海》以及《高丽史》等文献中有关宋丽关系的史料，以年代顺序加以编排，文献对照考订十分精细，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1991年出版的《清实录中朝关系史料摘编》，则是清代中朝关系文献整理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2000年以来，我国的东亚古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问题意识、考证缜密的优秀著作和论文。其中，韩昇著的《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是本领域研究最具前沿性的成果。该书条分缕析、深入透彻地论述了六朝至隋唐时期东亚权力格局的演变以及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
另外，论及古代中日关系的单篇论文有：牟发松的《汉唐间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韩昇的《论隋倭交往的形式及其实质》、王仲殊的《关于日本第七次遣唐使的始末》、刘恒武的《五代时期吴越国与日本之间的“信函外交”》以及王晓云的《明代中国、日本、琉球关系之研究》，等等。其中，牟发松的论文论述了汉唐1000年间中日关系的变迁，文章着重指出，隋唐时期日本力图与隋唐帝国保持对等外交的努力对后世东亚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韩昇的论文重点剖析了隋日之间国书与外交礼仪的冲突及其反映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实质。王仲殊的文章专门对第七次日本遣唐使的历史作用做了分析。刘恒武的论文针对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有关五代时期吴越国对日外交姿态的论断提出质疑，认为吴越与日本的“信函外交”应肇始于日本左大臣的主动致函，而10世纪的日本将对吴越官方联系框定在朝内辅臣与吴越王的书函往来的形式之内，实际上是出于维护本国中心主义外交礼秩的需要。
这时期，遣唐使研究依然是学界讨论的热点。2008年第5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开辟专版刊载了韩昇的《东亚关系的变动与遣唐使始末》、王勇的《从遣隋使到遣唐使》、葛继勇的《从遣唐使研究到赴日唐人研究》等专题研讨文章。需要指出的是，最近10年遣隋使、遣唐使研究的国际对话和交流日益增多，大大提升了国内研究水平。2007年9月，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日本史学会联合举办了“纪念遣隋使、遣唐使1400周年‘东亚文化交流的源流’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的学者围绕遣隋使、遣唐使主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