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中，有关中朝官方往来的成果大幅增加，其中，专著有拜根兴的《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代表性论文包括：周裕兴的《从海上交通看中国与百济的关系》、刘凤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拜根兴的《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吴玉亚和包伟民的《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杨心珉和刘恒武的《从浙东海交活动看两宋政权对高丽政策的转变与得失》以及万明的《档案所见明后期中朝关系史事》。上述论文中，刘凤鸣的文章紧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探讨了唐五代时期驻山东青州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在中国与朝鲜半岛海路官方往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万明的文章论及天启年间刘鸿训使团出使朝鲜的经过以及回程迫于辽东战事改走海路的史实。另外，韩昇的《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和汪高鑫、程仁桃的《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两书，对古代中朝、日朝之间的政治往来也有论及。基础资料整理方面，刘菁华等人选编的《明实录朝鲜资料辑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3.人员往来研究
本专题主要梳理近30年来我国学界关于东亚海路人员往来的研究成果。本专题涉及的研究内容包括：古代中日韩之间经海路渡航的留学生、僧侣、移民、流亡士人以及漂风难民，等等。其中，有关遣唐使的一般性著述，前文“政治交往研究”专题已经多有言及，下文就不再赘述，仅择取针对遣唐使人物的研究成果做一罗举。
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唐日人员往来方面成果最为集中。三四十年代的代表性文章有：余又荪的《唐代来华学法之日本沙门空海记》、梁绳袆的《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叙》、汪向荣的《仕唐的日本人》等。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末相关论文可以举出：汤鹤逸的《唐代中日关系与日本空海和尚》、朱梓荣的《唐代的日本留学生》、周一良的《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孙蔚民的《鉴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作用》，等等。
20世纪80年代，有关东亚海路人员往来的研究内容趋于多元化。首先，早期东亚海路移民研究方面，这期间有研究者尝试利用考古资料探讨东亚史前先民的跨海活动，例如：王心喜的论文《江南地区远古居民航渡日本试论》提出，远古时期江南先民就可能已经借助季风和海流航抵日本九州等地。关于徐福与秦人渡日的研究更是受到广泛关注。1987年，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纂了《日本的中国移民》论文集。文集中收载的汪向荣的《徐福、日本的中国移民》是迄今为止论证最为缜密、观点最具说服力的徐福研究论文。文章作者认为，由于有确凿的史料依据，徐福其人、其事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但关于徐福是否到达日本，则缺乏早期文献可资论考。徐福渡海的传说之所以能与日本列岛结合起来，应与公元前二、三世纪弥生时代初期中国移民携带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航抵日本的真实历史有关。与汪向荣观点近似，卢苇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形成》一文也指出，《史记》记载的徐福渡海求仙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秦代中国人大量渡海移居日本列岛的情况。唐日人物往来仍是本专题的研究重点。王金林的论文《鉴真在日本受到“奈良旧教团”的排挤打击吗？》对汪向荣所言鉴真在日本“奈良旧教团”的排挤的观点提出质疑。戴禾的《唐代来长安日本人的生活、活动和学习》一文探讨了唐代旅居长安的日本使者、僧侣以及学生的所受待遇、衣食住行和学习活动。梁容若的《圆仁与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论述了圆仁访唐的前后经纬，并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进行了史料学探讨。
同时期，谢必震在闽人移民琉球研究领域的努力值得肯定，《略论明代闽人移居琉球的历史作用》、《论朱元璋的琉球移民政策》两篇论文基本上勾勒出了明代闽人移居琉球的历史实像。不过，方宝川的论文《明代闽人移居琉球史实考辨》与谢必震的观点有相左之处，该文对明朝一次性赐给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之说提出疑问，作者认为，琉球“闽人三十六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此外，探讨中朝琉漂风难民的论文成为一个亮点。其中，吴幅员的《清代台湾所遇琉球遭风难民事件》、徐玉虎的《清乾隆朝琉球难夷风漂至台湾案件之辑释》两篇文章，论述了清朝对于遭风漂抵台湾的琉球难民的接济安置。徐玉虎的《历代宝案所见清宣宗朝琉球对中朝海难事件之处理》则探讨了清宣宗时期琉球对于中朝海难漂流人员的处理。之前，我国学者对于历代海外漂风难船、难民救助制度的研究关注较少，故而这些文章有利于激发学界对该领域进一步的探讨。
20世纪90年代，本专题研究进展显著。这时期出版发表的相关成果中，韩昇的《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最为引人注目。这部专著系统论述了魏晋隋唐时期赴日中国移民的迁徙路线、集团组织，同时探讨了大陆移民给日本社会文化带来的深刻影响。该书参考了国内外诸多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宏微俱至，富于新见，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论著。
涉及唐以前和唐代东亚海路人员往来的研究论文中，王勇的《古代日本的吴越移民王国》一文认为，日本弥生文化的产生是外来文明介入的结果，而这种外来文明源自我国江南。作者推测，公元前4世纪楚灭越以后，大量吴越人越海东渡，成为弥生时代第一批大陆移民，秦汉之际，大陆移民渡海避乱，又一次推进了日本列岛的文明进程。王侠的论文《北沃沮人东渡日本考》根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东沃沮条”推测我国东北古代北沃沮人可能渡海到达过日本的日本海沿岸地区。陈尚胜的《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分析了沿黄海地区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类型、与唐政府的辖属关系、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及其在唐代中日韩跨海交流中发挥的作用。黄约瑟的《大唐商人李延孝与9世纪中日关系》一文重点考察了唐商李延孝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9世纪唐日交往的历史状况。
明清时期渡日赴琉中国移民研究方面也集中了一批成果。周中坚的论文论述了明遗民东渡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周中坚认为，明末东渡日本的明遗民可以分为僧人、儒者和方家（各种专门人才），他们对日本的宗教、社会思想以及文化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童家洲的论文根据日本学者宫田安的论著《唐通事家系论考》和《崇福寺的唐人墓地》，简要介绍了40多位明末清初移居长崎的中国人的生平情况。我国香港学者王赓武的《没有帝国的商人：侨居海外的闽南人》一文也论及明末清初日本长崎的闽南人社区。谢必震的《明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考述》和《<；明实录>；中确有“洪武二十五年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的记载》仍然聚焦于琉球闽人三十六姓这一专题详加论考。谢必震的系列论文揭示出，闽人移民在琉球的航海贸易、国家治理以及对华文化和科技交流等方面影响深远。
漂风难民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1993年李少雄的论文论述了清代对于琉球遭风难民的抚恤制度，文章探讨了清代对琉球遭风难民抚恤制度的形成、清代琉球遭风船只漂流来华概况、清代对琉球难民抚恤措施的特点及影响。1999年杨彦杰的论文在分析清代台湾处理的60余起琉球漂风难民案例的基础上，考察了清朝台湾地方政府对琉球难民的救助、接济和送还方式。
2000年以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关于入唐三韩人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相关成果包括：姜清波的《入唐三韩人研究》、《仕唐三韩人事迹考述》和《中国历史上的新罗奴问题始末》、赵红梅的《从在唐新罗人看在唐新罗关系——以新罗人在唐聚居区为中心》、王慧的《中国沿海地区新罗侨民历史遗迹研究》。
其中，姜清波的博士论文《入唐三韩人研究》最具学术价值，该论文系统论述了入唐三韩（高丽、百济、新罗）移民、入唐三韩使者以及在唐三韩各阶层的活动，填补了该专题研究的空白。
唐日人物往来方面，2004年井真成墓志的发现，引起中日学界极大关注。国内许多研究者撰文对井真成墓志进行考释，并对墓主入唐时间、在唐身份及其相关历史背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荣新江的《从<；井真成墓志>；看唐朝对日本遣唐使的礼遇》一文认为，井真成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入唐，其身份是遣唐使团的请益僧，而井真成姓氏可能源自日本南河内藤井寺的“葛井”氏。关于井真成入唐时间和入唐身份，马一虹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入唐时间与在唐身份考》与荣新江观点基本一致，该文也认为，井真成入唐时间是公元733年，而非很多研究者所认为的717年，在唐身份并非一般的留学生，而是修持专门技能的请益生。就井真成姓氏而言，王维坤的《关于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之我见》提出不同意见，作者推断，“井真成”应是墓主人入唐之后为自己起的中国姓氏。韩昇的论文《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推断，井真成是唐开元二十一年日本遣唐使团的准判官，抵长安不久后故去，其墓志有助于研究唐代对外授官和赠官制度。另外，王勇的《井真成墓志与唐国子监》一文认为，井真成应于717年随第9次遣唐使入唐，在唐17年。文章还查考了唐代国子监入学的年龄规定、身份资格，推测井真成早期应曾进入国子监所辖之四门学留学，接受过唐朝政府衣食资助，后又出仕为官。
其他方面，金健人的《日本稻作民源于中国吴越地区》从航海条件、社会动因、地理认知、人种特征等方面展开分析，认为日本弥生时代的稻作民应来自中国的吴越地区。黄英湖的《唐宋时期福建与东北亚的交往和移民》专门论述了唐宋时期福建海商和手工匠师渡海前往高丽、日本的史实及其影响。李金明的《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论及明代居留日本的华商对中日贸易的促进作用。
韩东育的论文《朱舜水在日活动新考》和林俊宏的专著《朱舜水在日本的活动及其贡献研究》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朱舜水在日本的活动及其对近世日本的深远影响。
近年有关明代中国赴琉球移民的成果有：孙清玲的《论“闽人三十六姓”在中国海外移民史上的特殊性——东亚朝贡体制下的海外移民个案分析》和吴永宁的《关于“闽人三十六姓”姓氏源流的探讨》。其中，孙清玲的论文强调，与同时期中国朝贡体制下移往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人相比，“闽人三十六姓”作为政治移民具有特殊性，这一移民群体在琉球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东亚海域漂风难民研究方面的新出论文包括：刘序枫的《清代中国对外国遭风难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以朝鲜、琉球、日本难民为例》和《试论清朝对日本海难难民的救助与遣返制度之形成》、孟晓旭的《1644年越前国人的“鞑靼漂流”与清初中日关系》和《日本漂流民（1644-1871年）与清代中日关系》以及刘斐的论文《清代中日漂风难民问题之研究》，等等。刘序枫、孟晓旭等人成果的推出，弥补了先前我国学界在清代日本、朝鲜漂风难民研究上的不足。
小结
以上着重回顾了近30年来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状况。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与涉及其他区域的海上丝绸之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关联着物质上的互通有无，更关联着精神文明的交流和传播。东亚海上丝绸之路联结的中、日、韩、朝诸国，均属汉字文化圈，共同拥有儒家文化传统。可以说，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成就并巩固了东亚传统文化的共性基础。因此，仍有不少学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难以突显东亚海域交流的内在性和丰富性，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更有利于我们在全球体系中审视东亚海域交流的历史演变。迄今为止，我国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今后，随着新生研究力量的成长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化，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景观将会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本章作者：刘恒武，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