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担任“外交使者”
1793年，载着庞大英国使节团的船舰驶入中国港口。马戛尔尼代表大英帝国将代表先进科技的天文地理音乐钟献给乾隆皇帝。作为回赠，乾隆将景泰蓝等中国传统手工艺制品“赏赐”给他们（见法兰西院士阿兰？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这是清政府外交史上的一件并不起眼的小事，却是景泰蓝以中国传统手工艺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外交场合的开端。
总之，清乾隆时期的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它们不但图案内容丰富，而且把绘画晕染的技法融汇到珐琅制作之中，增加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珐琅的釉色增多，出现了黑、粉红等色。铜胎制造规矩，掐丝起线粗细均匀流畅，釉色饱满蕴亮，镀金光泽灿烂，展现出中国历史上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的最高成就。
清代景泰蓝的鉴别
清代前期（嘉庆之前）景泰蓝大体分3个档次：
（1）“造办处”为皇宫作的产品，一般胎体厚重，基本里外都鎏金，用料奢华，鎏金很厚，特征明显。康熙朝晚期、雍正朝以及乾隆朝前期的掐丝较乾隆中后期细。
（2）广州、扬州等地为皇宫制作的产品，有其自己的特点，铜丝较细，里外都鎏金，鎏金稍薄，胎体也不及皇宫造办处所制的厚，但其砂眼似乎比造办处的产品少。
（3）广州、扬州等地所作由皇帝赏赐给王公、大臣、贵族、寺庙等的景泰蓝，其制作水平一般，整体不够精细。乾隆以前的产品胎体较薄，至乾隆时胎体较厚，铜质较好，即使无鎏金露铜部分也是色泽发亮，掐丝较细，与造办处的产品差别明显，鎏金很薄，很多在内部不鎏金，只是用釉料将铜体盖住。
三、嘉庆及清末的掐丝珐琅工艺
嘉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已经开始衰落，遗存的作品数量很少，仅有盘、碗之类。造型也显得比较笨拙，掐丝粗壮，多采取留胎起线的方法。釉色仍以浅蓝釉地为主，饰深蓝、红、黄和豆绿色釉组成的几何图案，但色调比较呆板。掐丝珐琅器发展到道光年间，更是江河日下，已看不到像样的珐琅制品了。
1840年以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金属胎珐琅制品曾经一度受到西方的青睐。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掐丝珐琅工艺出现了短暂的恢复和发展。同治年间的掐丝珐琅制品，以浅黄色釉为地者居多，饰红、绿颜色的图案，掐丝均匀细腻，但色彩较单调。先后出现了专营铜胎掐丝珐琅的私人商号和店堂，比如“老天利”、“宝华生”、“静远堂”、“志远堂”、“德兴成”等。
清代中后期的景泰蓝制品，胎薄体轻，有的借助于机械成型的方法，器型规矩。由于金属拉丝技术的运用，掐丝匀细，线条流畅。填料饱满，釉面光洁，砂眼少而细小。作品的釉色多变，前期那种以浅蓝色釉为主色调的作品减少，而多以淡黄、苹果绿、赭红、灰白和墨色釉作地者。釉料不如清代前期纯正，尤其到后期，颜色发浮、发艳，缺少早期的宝石的颜色。图案装饰多以折枝花卉为主，花朵和花叶的翻卷转折层次较多，注重色彩的晕色效果，有浓厚的西方韵味。造型多以各式瓶为主，式样多有变动。
这一时期，景泰蓝制作逐步走向民间，造办处制作的数量很少，皇宫用品也多由民间制作。有出口器物，有陈设器，有日常使用器，但制作水平参差不齐，整体水准不如乾隆时期。
从总体来看，清代对景泰蓝工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初的景泰蓝工艺缺乏独创性，无论造型、色彩和装饰大都沿袭明代的风格；清朝中后期，由于宫廷皇室的奢华，对景泰蓝工艺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的景泰蓝制品造型丰富，表现内容题材广泛，色彩丰富艳丽，达到了景泰蓝工艺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由于景泰蓝在清中期以前大都为宫廷所供奉，无论从造型、装饰、色彩以及做工而言，总体感觉上显得过于繁琐和奢华。
第三节民国至今—蜿蜒曲折，再现辉煌
在清代后期，景泰蓝的能工巧匠，不仅集中于宫廷，在民间还有一些制作大家。因为，从嘉庆年间开始，宫内的景泰蓝造办处逐渐停产。清朝晚期，随着皇室工匠的流失，景泰蓝工艺开始“移居”民间作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一番烧杀抢掠之后，许多中国文物从此流失海外。景泰蓝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它开始受到了“洋人”的青睐，并有了出口的需求。此时除少量官营珐琅作坊外，民间商号纷纷开张，就北京而言，比较著名的私营作坊有“老天利”、“静远堂”、“志远堂”、“杨天利”、“恒年永”、“天义和”、“德兴成”等。故宫陈列的大型熏炉大瓶、番莲鱼缸等，就是这些作坊精致的产品。
1915年，“老天利”又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一等奖，这件作品是由4个小人作底足的宝鼎炉，高约五尺，纹样为拐子龙，其做工精细、效果之佳，震惊了世界，中国景泰蓝又一次受到国际的关注。同时，美、英、法等国商人也在北平（今北京）设立洋行，争相购买景泰蓝，王府井大街上甚至还出现了专为外国商人代收景泰蓝的公司。
“老天利”
光绪至民国期间的民间景泰蓝作坊，有“老天利”、“德兴成”、“静远堂”、“志远堂”等。这些作坊中，首屈一指要数“老天利”。
“老天利”第一代关某于咸丰光绪年间开始建立此号，到了第二代关馥芝接管时，已发展到500人左右，成为私营景泰蓝行业中的大户。据早年在“老天利”做工的老艺人回忆，“老天利”的制造工厂约位于今宝禅寺街，当时是由外国人出资兴建。“老天利”作品以仿古铜器为主，丝工精密，胎工方活，当时生产的产品几乎全供出口。
“老天利”之所以闻名，一方面是因为它集中了众多能工巧匠，既从事景泰蓝制作，也从事肥皂、搪瓷、地毯生产等。另一方面，他们在生产管理体制方面也被后人称为楷模。
“老天利”具备景泰蓝制作的全部工序。它与传统作坊不同，将制胎、掐丝、点蓝、烧焊、磨光、镀金等工艺过程分为明确的工序，使各工序自成一体，形成一条大流水线，跟现在的景泰蓝生产差不多。其中它将点、磨、烧焊分开，是“老天利”的重要创举。将这三道工序分开，可以使工人专业化，从事专门的制作劳动，发挥各自的特长。另外“老天利”还拥有著名的设计人员王俊成，他主要从事设计书写，因此使艺术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加上流水线作业，也增加了产量。
据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至1924年间，“老天利”一家全年交易额达15万余元，雇工350多人。由于订单较多，市场需求大，还时常雇用零散工，马立新街有其门市，上海、汉口等地还有分销处。“老天利”的工人多为散落民间且手艺精湛的珐琅艺人，因而出品基本代表了当时的一流工艺水平。“老天利”的产品底座上均印有“老天利制”的铭文，既是品质的说明，也是身份的象征。
辛亥革命以后到1931年间，私营作坊曾发展到100多家，从业人员达到2000余人，成为新中国成立前景泰蓝行业最兴盛时期。当时国内市场上开始出现景泰蓝实用品，且销量很大。这时，除“老天利”、“德兴成”、“杨天利”等少数作坊具备全套工序外，大部分作坊都是小业主带几个徒弟，从事某一工序制作，如“蓝作”、“掐丝作”、“打胎作”等。后来大部分作坊为了赚钱，或是为了迎合一部分买主的要求而粗制滥造，逐渐走向了繁琐、庸俗的道路。
到了抗日战争之前，长年的军阀混战使得景泰蓝行业萎靡不振。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外销中断导致珐琅厂的经营链条断裂并陆续倒闭。即使还有作坊开工，其制品也是“十蓝九砂”，品质极其低劣。一位景泰蓝老艺人感叹：“北京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到那会儿算是绝根了。”
由于整个国家形势处于动荡之中，景泰蓝工艺的发展和全行业的生产经营也基本上处于徘徊、低落的状态。原料成本提高、市场购买力削弱、从业人员锐减等原因使得景泰蓝行业奄奄一息。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以后，虽然一些作坊复工，但也寥寥无几。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景泰蓝的从业人员仅剩下60余人。这时的资本家为了牟取利润，只顾自己赚钱，任意粗制滥造，当时在景泰蓝的作坊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丝有蓝、不崩不漏就是好活。”古老的景泰蓝，在当时可以说濒临消亡。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于传统工艺实行了抢救、保护和扶持的政策，古老的景泰蓝获得了新生。原来从事景泰蓝制作的艺人纷纷归队。1952年至1955年，很多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先后组织起来，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珐琅生产合作社，1958年这3个合作社合并为北京景泰蓝厂，也就是现在北京景泰蓝股份公司的前身。作为国内最大、最老的景泰蓝生产厂，各项工序都能保证传统水平，同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推进景泰蓝的发展与创新。同年成立的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还开设了金属工艺专业，专门培养景泰蓝设计人员。这一时期，景泰蓝行业获得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景泰蓝工艺无论在造型和装饰纹样上，还是在色彩及艺术水平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
景泰蓝的“起死回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景泰蓝生产仍在低矮、昏暗的作坊内完成，产品品种单一、图案简单，质量也是参差不一、良莠不齐。为挽救景泰蓝工艺，北京市政府于1950年6月成立了北京市特种工艺品公司。据林徽因的学生、中国第一位从事景泰蓝专业设计的钱美华大师回忆，1951年，梁思成、林徽因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主持成立了一个工艺美术研究小组，林徽因还抱病带领钱美华等学生深入民间作坊调查研究，从制胎、掐丝、点蓝等工序开始，跟老师傅熟悉流程。在林徽因的指导下，研究小组还为景泰蓝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颖图案，突破了以往单调的荷花、牡丹等传统图案。后来还在北京市崇文门外喜鹊胡同3号成立了研究、制作景泰蓝的国营特艺实验厂，许多散落民间的景泰蓝艺人都被请进厂参与实验，与研究小组一起试制具有新的器形和图案的景泰蓝。
随着新产品试制成功，景泰蓝“起死回生”。1956年，由42个珐琅作坊合并组成公私合营北京珐琅厂。1958年6月，三个珐琅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了北京景泰蓝厂，同年改名为北京市工艺美术厂。同年10月，国营景泰蓝实验厂并入公私合营北京珐琅厂，成立国营北京市珐琅厂。从此，两个国营大厂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景泰蓝的新生。
除北京地区之外，天津、河北、广西、吉林等地都相继开始生产景泰蓝。因为，景泰蓝是对国家有极大贡献的“功臣”。新中国成立伊始，百业待兴，诸多产业落后于其他国家，只有以景泰蓝为主的手工艺品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保持供不应求的出口趋势。目前，景泰蓝制品已行销世界40多个国家。
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由于景泰蓝制品有着良好的经济效益，国内景泰蓝市场的发展曾一度出现过热、过火的势头。不过，一些工厂只能从事粗工活或某一生产环节。景泰蓝的生产虽然得到了扩大发展，但其优秀的传统技艺和产品的艺术价值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时至今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管介入，具有悠久历史的景泰蓝正在克服上述弊病，实现健康而快速的发展。技艺精湛的从业工人和设计人员由建国初期的60多人增加到5000多人，产值提高了好几百倍，品种规格达1000多种，不仅继续生产炉、鼎、壶、立体兽、蜡台等，而且恢复了过去认为最难做的“六瓣瓶”、“梅瓶”、“海棠瓶”等传统产品，还用景泰蓝形式仿制的部分出土文物，如“金银错豆”、“凤头扁壶”等。无论是从队伍建设、工业技术还是从产品规模、艺术质量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历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