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篱、东篱客、陶菊、花中隐士。
菊花不仅被誉为“花中君子”，还被誉为“花中隐士”。这主要源于“隐逸诗人”的陶渊明对菊花的偏爱。陶渊明一生五次为官，但为追求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毅然弃官归隐。他种菊、赏菊、咏菊，以菊花自比，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为千古名句，描绘出他陶醉自然，物我两忘，悠然自得的心境。菊花也因他而又有“东篱”、“东篱菊”、“篱菊”、“陶菊”的雅称。
四、延年、长生、更生、日精、延寿客。
菊花可以食用，古人很早就已发现。屈原诗云：“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不仅菊花可以食用，菊苗同样可以食用。人们食用菊花，不是为了充饥，而是看重其药用价值。《神农本草经》将菊花列为百草上品，更有“久服利血，轻身耐老延年”的说法。将菊花称之为“延年”、“长生”就源于此。
解读菊花的雅称，就是在解读菊文化。人们赋予菊花的文化意象，既有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之德，又有道家所追求的隐逸之风，看似矛盾，实则统一。
第四节文人赏菊
我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花的国度，自古以来，赏花诗作不胜枚举，诸如陶渊明采菊东篱、李白醉卧花阴、杜甫对花溅泪、林逋子鹤妻梅……由于菊花具有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色泽艳丽、花形多变、品德高尚等特点，而深受文人喜爱。诗有精品，花有奇葩，“秋来谁为韶华主，总领群芳是菊花”，“家家争说黄花秀，处处篱边铺彩霞”。菊花尤其为那些不趋世俗、节操高尚的文人墨客所钟爱。
李白在《感遇》中写道，“可叹东篱菊，茎疏叶且微。虽言异兰蕙，亦自有芳菲。未泛盈樽酒，徒沾清露辉。当荣君不采，飘落欲何依？”这首五言古诗，笔调自然流畅，在咏叹菊花的同时，表露了作者怀才不遇的忧愤与桀骜不驯的高洁，结尾两句直抒胸臆，与《将进酒》中“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意境相似，体现了诗人超然物外、洒脱豪放的人生境界。与李白的浪漫主义不同，杜甫的诗，处处体现着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风格，“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旧摘人频异，轻香犹暂随。地偏初底袷，山拥更登危。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面对满目花香，诗人却为处处兵戈戎马、战乱难平的国家危亡、民生疾苦而忧虑。岑参的《题菊诗》与杜甫有异曲同工之妙，“强饮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乡菊，应傍战场开。”菊本是供文人雅客持酒赏玩的花中娇客，可在动荡的年代，只能如乱世佳人般“应傍战场开”，作者在怜惜菊花生不逢时的同时，也表达了深沉的家国忧思。宋代诗人欧阳修的《菊》：“共坐栏边日欲斜，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催时始见花。”准确地描述了菊花色形兼备的观赏价值与药用功效。苏轼的《赵昌寒菊》，“轻肌弱骨散幽葩，真是青裙两髻丫。便有佳名配黄菊，应缘霜后苦无花。”将菊的枝、叶、花比喻为娉婷袅娜的清丽佳人，见诗如见花，见花如见人，形象逼真，惟妙惟肖。陆游的《晚菊》：“蒲柳如懦夫，望秋已凋黄。菊花如志士，这时有余香。眷言东篱下，数株弄秋光。粲粲滋夕露，英英傲晨霜。高人寄幽情，采以泛酒觞。投分真耐久，岁晚归枕囊。”将菊花之余香与蒲柳之凋黄作了鲜明的对照，表露了诗人如菊花般凌霜耐久、不畏世俗权贵的至诚之心。
菊花以黄色显示自己的容貌。“忽见黄花吐，方知素节回。”初唐王绩见到菊花吐艳，醒悟到重阳节的来临。杜甫在战乱中度过重阳，“旧采黄花賸，新梳白发微”；“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从时序的推移中，觉察到自身的衰老。李白却用“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黄花不掇手，战鼓遥相闻”，显示他特有的豪情。咏黄菊者外，逐渐也有了白菊可咏。最早咏白菊的当推刘禹锡和白居易。刘禹锡有“家家菊尽黄，”“梁园独如霜。”花的洁白，犹如“仙人披雪氅，素女不红妆”；花的娇贵，使得“桂丛惭并发，梅蕊妒先芳。”白居易回忆杭州、洛阳、苏州“三处菊花同色黄”，晚年见到“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时，既兴奋又感慨。中唐时白菊相当珍稀，到晚唐李商隐笔下，便是“霜天白菊绕阶墀”了，相应地咏白菊诗也多了起来。司空图对白菊怀有偏爱，写有《白菊杂书四首》和两组《白菊三首》。
菊花，不同于世间的万紫千红，如果说，冬梅斗霜冒雪，是一种烈士不屈不挠的人格；春兰空谷自适，是一种高士遗世独立的情怀；那么，秋菊则兼有烈士与高士的两种品格。晚秋时节，斜阳下，矮篱畔，一丛黄菊傲然开放，千姿百态，不畏风霜。诗人喜欢菊花，看重的正是“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杜甫）。元稹说得更直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僧齐已赞它“无艳无妖别有香”，而自己“栽多不为待重阳”，“却是真心爱澹黄”。苏东坡一句“菊残犹有傲霜枝”，既赞菊花的品格，亦隐喻自己的情操。
第五节菊与名人
古往今来，高洁隽逸，形质兼美的菊花与名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个与菊花结成不解之缘的，要数以菊的清雅、高洁自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了。陶渊明弃官归隐家园之时，看到松菊犹存，这给他失落惆怅的心灵带来极大安慰，便写下千古佳句：“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每有闲暇，陶渊明便坐于菊花之畔，饮酒赏花。若有苦恼，就进入菊圃之中，在琳琅满目的菊花里，忘却人生的失意与焦虑。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流芳千古。
三国时代，曹丕很喜爱食菊养生，且喜以此食赐近臣故旧。其《与钟繇九日送菊书》云：“……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请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他希望能像屈原那样以菊防老，像彭祖那样，餐菊长生。
唐末黄巢喜爱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诗人为菊花开放在寒冷季节而鸣不平，意味深长。他的另一首菊诗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百花的凋零与菊花的开放本来没有因果关系。黄巢特意将菊花之“开”与百花之“杀”并列，构成鲜明的对照。作者称菊花为“我花”，显然是把它视为“我方”，与之相对立的“百花”，自然就成了“敌方”。
苏东坡贬官后，曾经偃息在儋州城南、污池之侧的桄榔林下。他在那里筑室，栽竹种菊，号桄榔庵。新居建成，便欣然吟诗：“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只要有菊、竹相伴，东坡先生浑然不觉贬官的困苦与悲凉。苏东坡嗜食菊花：“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梗，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宣称“吾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苏轼以菊养生尽在语句之中。
王安石与苏东坡曾有一场菊花论战，在文坛一直传为佳话。一日，苏东坡造访王安石未遇，见其桌上放着两句诗：“黄昏风雨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苏东坡认为百花都是落瓣的，唯菊花不落，是干枯在枝头上的。于是，就续了两句：“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王安石不服气，他认为屈原《离骚》中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其实，两位大文豪都不全面，菊花有落瓣的，也有不落瓣的。白菊花和花瓣稀疏的菊花一般都落瓣，黄菊花一般不落瓣，干枯后也不离母体，被誉为“爱母之花”。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词中提到，“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据说她的丈夫赵明诚跟她斗诗，各写15首放在一起，让一位名士品评，评来品去，最后来人对赵明诚说，写得最好的一句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很服气，说夫人确实比我高。菊花是过去许多文人吟咏的对象，以菊花反衬因相思而憔悴伤感之状，此词要算之最。“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终于成为“艳词绝响”。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素有“收菊作枕”的习惯，他曾写道：“余年二十时，尚作菊枕诗。采菊缝枕囊，余香满室生。”“采得菊花做枕囊，曲屏深幌闷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晚年时，陆游又写了一首《老态》诗，其中有句：“头风便菊枕，足痹倚藜床。”可见菊花不只是观赏名花，还可填制枕头，健身疗疾。
南宋诗人杨万里重菊花而鄙黄金，体现了诗人的气质和灼见：“但捋青蕊浮新酒，何必黄金铸小钱。半醉嚼香霜月底，一枝却老鬓丝边。”饮而且食，皆因一枝可以“却老”，诗人爱菊之情，不言而喻。
南宋文人郑思肖有一首著名的《画菊》诗：“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元兵南下，郑思肖忧国忧民，上疏直谏，痛陈抗敌之策，被拒不纳。郑思肖痛心疾首，孤身隐居苏州，终身未娶。宋亡后，他改字忆翁，号所南，以示不忘故国。他还将自己的居室题为“本穴世界”，拆字组合，将“本”字之“十”置于“穴”中，隐寓“大宋”二字。他颂菊自喻，倾注了他的血泪和生命！中国历史上，南宋是一个尴尬的朝代，半壁江山沦陷，偏安江南一隅，南宋君臣却只知苟且偷安，不思恢复，只把杭州当汴州。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心想收复河山却又处处受到打击。而其中不外乎两条出路：一种是像辛弃疾、陈亮、陆游等人积极抗争，为收复失土奔走呼告，但却屡遭排斥，最后郁郁而终；另一种则是选择退隐，不愿随波逐流，不肯同流合污，只能借助诗词消心中之块垒，郑思肖正是这样的人。“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这两句诗正是诗人不愿同流合污的写照。后两句则是诗人掷地一呼的最后宣誓，当民族、国家与自身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候，诗人以其气节、操守，维护着士人心中最后的净土。“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这是无奈的抗争，也是气节的坚守。宋代诗人对菊花枯死枝头的咏叹，已成不解的情结，这当然与南宋偏安的隐痛有关。陆游在《枯菊》中有“空余残蕊抱枝干”的诗句（原诗为：“翠羽金钱梦已阑，空余残蕊抱枝干。纷纷轻薄随流水，黄与姚花一样看。”）朱淑真在《黄花》中有“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的诗句（原诗为：“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犹能爱此工。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从形象审美和政治指向来看，都略逊郑思肖的这两句诗。“枝头抱香死”比“抱香枝上老”，更为痛切悲壮，且语气磅礴，义无反顾。更重要的是，前者点出“北风”，分明指向起于北方的蒙古汗国，反抗之情，跃然纸上。当然，陆游、朱淑真的诗都是好诗，但三诗并立，郑思肖这两句诗的忧愤，则更为深广。以画竹闻名的郑板桥，画起菊来，却毫不吝惜笔墨，且题诗曰：“菊花盘里是明珠，金碗红心翠叶铺。凉气未来霜未落，秋风富贵尽堪图”。
与扬州“八怪”齐名的扬州“三菊”——女画家吴砚耕的画菊，工艺大师张永行的剪菊，民间艺人钱宏才的粘菊，此“三菊”独树一帜，大放异彩。尤其是吴砚耕坚持数十年如一日为菊花传神写照，画过300多种菊花。有几年，她索性“泡”在盛栽名菊的瘦西湖，自早至晚，以菊为邻，以菊为友，以菊为师。那阴晴雨露中的菊花，无不一一重现于她的笔下，含意深邃，韵致高洁，给人一种“活色生香”的感受。
清代蒲松龄在众多花卉中，最爱的也是菊花。他曾称，“我昔爱菊成菊癖，佳种不惮求千里”。为求得一株菊花佳种，不惜千里跋涉，这是何等挚爱之情！他还写了不少咏菊佳句：“登堂把酒对黄花，老子颠狂意兴嘉”；“烂漫黄花召眼光，当晚把酒近重阳”；“堂中花满酒盈觞，妙遣花香入酒香”等等，饮酒赏菊之情，跃然纸上。
清朝嗜菊之最当属慈禧太后，称她有“菊癖”，并不为过。她能于花未葩时预言花之形色。她尤好绿菊。1894年，慈禧太后筹备60寿辰，在万寿寺拜佛祈祷，见岗阜景色荒秃，便下令依山势遍植各色秋菊，后来这座山便称九花山。慈禧晚年在颐和园种了大量菊花，品种达233个，其中黄菊32品，红紫的57品，还有很多杂色品种，名贵品种有墨菊，绿牡丹。美国卡尔女士为慈禧画像9个月，它在回忆录《慈禧写照记》中，提到慈禧修订菊谱，为新品种命名，还将菊花作为礼物馈赠各国驻北京使节夫人。
著名文学家张恨水宅院内，一年四季鲜花常开，但他最喜爱的则是菊花，并常在菊花丛中散步，构思小说，人称“张恨水作品得花之灵气”。每当一部作品问世，他都要到花市买几盆菊花或上山采集野菊花。他对菊花一往情深，曾有诗咏之：“飘逸尚留高士志，幽娴不作媚人装”。
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也十分喜爱菊花。在他庭院中所种的花中以菊花为多。一次，前来索字的朋友问他作诗写字如此传神，其中有何秘诀。于右任指着书案上摆放的两盆菊花不无幽默地说：“可能是这些鲜花与我朝夕相处给的灵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