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认识决定了他在小说中塑造了真正的新西兰人。他的着名短篇小说《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被誉为“新西兰的声音”。他的作品都紧扣新西兰现实，以新西兰各行各业人物的生活为背景，反映了经济萧条、战争、贫穷等主题。萨吉森比较简练，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具有新西兰民族特色。
1960年，西利亚特发表了长篇小说《毛利姑娘》，引起了世界评论家和读者的强烈反响，被誉为“一部新西兰的生活曲”。西利亚特作为一个白人作家，能替毛利人说话，谴责由于种族歧视带来的不平等，他在作品中透露出了“人人平等的进步思想”，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新西兰新生代作家有帕特丽夏·格雷斯、艾伦·朵夫和维提·伊希玛雷。朵夫凄凉的作品《曾为勇士》描述了一个充满暴力的失常毛利家庭，后来这部作品被毛利导演塔玛荷拍成了国际知名的电影。令人推崇的新一代新西兰小说家还有如新世纪主义者伊丽莎白·诺克斯、新人类派的艾米里·柏金斯和出生于保加利亚的卡普卡·卡沙波娃及出生在萨摩亚的夏·菲吉尔，所有这些作家和作品都充分展示了新西兰文学的多元文化。
2．追风的女人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于1888年生于新西兰惠灵顿，父亲是新西兰着名的银行家。15岁那年，她由两位姐姐陪同，被送到伦敦求学，3年后返回新西兰。此时，返回新西兰的曼斯菲尔德对当时新西兰的社会环境很不适应，20岁时再度返回伦敦从事文学创作。曼斯菲尔德的家庭令她窒息：冷漠权势的父亲，常年患风湿病的母亲，排行第三的曼斯菲尔德很少被他们关注。倔犟的曼斯菲尔德对那个充满束缚、沉闷的家忍无可忍：“该死的家，天哪，他们多么乏味，我从心底讨厌他们……我绝不会在这里呆多久了，谢天谢地……这种糟糕透了的生活。”于是，她“经过争吵，终于跳出了那个巢窝”。曼斯菲尔德背弃家庭和国家的行为，让她的亲人非常生气。她的父亲到死也没有原谅她。没办法，她只好在世界各地流浪，从此再也没回到新西兰。
曼斯菲尔德的婚姻并不幸福。她的第一次婚姻，丈夫是一位音乐教师。1918年，她与约翰·莫里结婚。第二次婚姻给曼斯菲尔德带来了幸福。
“一战”开始后，她在英、法两国间游历时，见到了自己唯一的弟弟，这次见面促使她转而倾情于新西兰故乡和童年生活的回忆。然而，她的弟弟死于战场，这不仅使她病弱之躯再添伤痛，也让她负疚于对家人感情上的疏远。郁郁之中，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寄情笔墨，其着名小说《前奏曲》透露了她对新西兰家乡的美好回忆。1920年，她的《天堂及其他故事集》出版了，小说销路甚广，影响极大。这本书的出版，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也就是在这时，她无的放矢的感情似乎突然间找到了寄托。这应该归功于着名的芭蕾舞经纪人谢尔盖·加吉列夫。当时，他领导的俄罗斯芭蕾舞团正在欧洲各大城市做巡回演出。凯瑟琳满心欢喜地观看了所有的演出，不放过每一场音乐会，将整个身心投入到全新的文化气氛之中。
对俄罗斯文化的喜爱使她认为从性格上自己是一个俄罗斯人。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俄罗斯式”的，她的内心世界充满着挣扎，笔法也自然而然地酷似俄罗斯名家。“我无法表达托尔斯泰对我的重大影响和启发，几句感激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在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鬼》后，她深受陀斯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影响，从而使她的创作有了更多的心情流露和刻画。
而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影响最大的人是契诃夫。契诃夫不仅是令她心仪的小说大师，还是能与她分享忧愁和恐惧的伙伴。她每天都在自己的日记中同契诃夫展开谈话：“唉，你何以会如此早年夭折？我何以从此无缘再跟你倾谈！”在给她的丈夫约翰·莫里的信中说：“我是如此地感伤于身心的孤寂和身体的病痛，就像我再也无法恢复完整的自我……契诃夫会明白这种痛苦的。”
凯瑟琳第一部被译成俄语的作品在她逝世前3个月出现在苏联的报纸上。她的最后时光是在法国枫丹白露乔治·古德杰夫主办的“人类和谐发展机构”度过的。在这个有40多位俄罗斯文化人居住的，到处弥漫着俄罗斯文化气息的环境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饲养动物，侍弄花圃，生活得平静淡然。此时的西方报界也开始将她的艺术成就同契诃夫相比。1923年，苏联官方表示出对她的兴趣，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她的两部小说集的俄文本。稍后，她以自己作品中对下层民众的同情赢得了西方文化界的官方认可。20世纪60年代两种最权威的英语教科书选取了她的小说《一杯茶》用做语法练习文本。
没有谁能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样，用自己的笔墨惊动了很多世界级大家的关注。人们说她像D.H.劳伦斯，又跟弗吉尼亚·伍尔芙相类似。她的成长伴随着孤寂和病痛的折磨，因而她刻画的人物细腻入微，时常在细节上精雕细刻，语言充满了诗意的美。在曼斯菲尔德的笔下，微风、莲花可以兴高采烈，钢琴可以温柔、欢愉，“乐谱上那些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都像好多黑孩子爬在篱笆上蹦啊跳啊的”。“梨树宛若蜡烛的火焰，在清澈的夜空中兀自扑腾闪动，往上直窜，越长越高，越长越高。”真可谓俯拾皆是，给人以意外的惊喜和不尽的回味。
有点遗憾的是，她的作品直到她辞世后才被人关注。她的一生恰似她在1921年写下的那篇着名的《花园茶会》，而她就像小说中的劳拉：人们看到一个单纯而执拗的富家女从园会的喧闹中挣脱出来，勇敢地走向外面的世界，接近死亡的面孔。那是一副宁静的、与世上的一切都不相干扰的面孔，这死亡的面孔看来甚至比她身边的活人更真实，更具活力。
虽然曼斯菲尔德的一生漂泊不定，无法在一个地方安歇，不过农舍对曼斯菲尔德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农舍承载着这位游子作家对新西兰故土的深情，它们是曼斯菲尔德在漂泊动荡的生活中对家的向往，在婚姻遭遇变故时的情感寄托，在失去亲人、身患疾病困苦时的精神慰藉，是她在作品和书信日记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她带着对童年时期对农舍的无尽眷恋，在茫茫的文字海洋中寻求心灵的家园。
1923年1月9日，罹患肺结核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逝世，年仅35岁。曼斯菲尔德不畏惧死亡，在曼斯菲尔德看来，死亡是静穆和安逸，甚至是美丽的。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我喜爱雨，我想要感到它们落到脸上的感觉。”诚然，雨最终是要落到大地上的，就像远行的游子要落叶归根一样。这句遗言表明了曼斯菲尔德在死前是多么的思念故乡和亲人。其实，她并没有离开故乡。她多数优秀作品都是取材于故乡。曼斯菲尔德的一生都跟随风的脚步，可是她累了，开始想念雨的安稳，就像家一样。
曼斯菲尔德的离去同样牵动着许多作家的心，中国诗人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同样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可能是中国作家中唯一见过曼斯菲尔德的人，虽然只是一面之缘，但被她的才貌双全深深打动了。在得知曼斯菲尔德过世后，徐志摩深情地写下了悼念她的文章《曼殊菲尔》（当时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