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镛
美国着名人类学家菲利普·汉·博克在《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一书中，论及人类社区的增长时认为有三种选择方式：稳定、分裂和聚合。至于选择何种方案取决于自然和文化力量的影响。以其理论研究汉晋以降中原地区向闽粤边地的移民，以及明清时期闽粤向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当有启发意义。
与其采用“分裂”表述人类社区变化，笔者以为不如用“分孽”一词更为确切。由此地向彼地进行规模性的人口移徙，可认定为族群分孽。分孽一词源于生物学，指禾本科植物在地下或近地面处发生的分枝，通常在稍膨大而贮有养料的分孽节上产生。中古时期中原地区向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今闽南地区的人口移徙可视为典型意义的分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分孽——稳定——分孽在不同的空间中往复发生，但文化上的族群认同却一步步地走向聚合，并在聚合中产生了富有标示意义的文化符号——光州固始。
一、分蘖——在移徙中完成
就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及结构考察，中原文化一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中原或称中州尤其是其间的河洛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天下之中”。李学勤先生在为《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一书所作的序言《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中指出：“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重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地理位置上占全国的中心，从文化内涵上能吸收和容纳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的文化因素。”从文化学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吸收、容纳和凝聚各种文化因素是一种“聚合”，而文化的向外传播辐射和影响则为“分孽”。换言之，分孽是文化的有效扩散，聚合是文化的群体性认识。当然，在传统社会中文化的“分孽”与“聚合”主要还是由移民的规模运动来完成的。
今福建地区原为西汉王朝藩属闽越国的领地，居住着“百越”中的一支——闽越族。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统治闽越的余善起兵反汉失败后，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这一地旷人稀的空间气候温湿，四季常青，溪河纵横，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海岸线绵长，富有海盐之利，是人类理想的生存之所。因此，遂有北方汉人陆续南下。
西晋末年，中州发生“永嘉之乱”，此后兵连祸接，动荡不安。许多门阀士族纷纷举族南下至今苏、浙、皖、鄂、湘、赣等地散居。有一部分先至浙江后再迁闽北，然后由闽江上游、中游而到达下游的侯官，再由侯官往南迁至木兰溪流域、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其中可能也有一部分是从江西直接进入闽西，然后再到达闽西、闽南九龙江流域。诚如路振的《九国志》所说：“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仁宦名迹，鲜有闻者。”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引的唐代林谞《闽中记》也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
2002年春，漳州市漳浦县博物馆抢救发掘了五座墓葬，出土了数十件随葬品并发现了具有典型风格的两晋南朝墓砖。其中有“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九年”、“泰元二十一年”三种纪年砖，应为东晋孝武帝之“太元”年。故可推断墓群的修建不迟于东晋太元二十一年（396年）。这一墓群为家族墓地，应是南下避乱的北方人一路迁徙进入闽南的鹿溪流域定居后而选择的安息处。这一家族的背景信息现不明晰，但从他们随葬的金银器、铁剑、瓷砚、铜镜等判断，绝非籍籍无名之普通流民，更可能是中原士族。而从墓砖的数量和纪年的种类看，附近应有专营的砖厂，有相当数量的熟练技术工人，说明鹿溪流域已聚居一群自成社区的汉人，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空间和商业网络。与历史文献相印证，永嘉年间，确有一波中原移民潮。至义熙九年（413年）在今漳浦一带，根据人口增长状况设置了绥安县也就在情理之中。
至唐代前期，九龙江流域已聚居了相当数量的汉人，但留居、出没于丘陵山野间尚有为数不少的原土着闽越族的后裔和从岭南一带涌进的“蛮獠”民族。在这一区域的早期开发中，汉族移民和土着居民、“蛮獠”居民有较多接触，同时也产生许多矛盾。南朝时，土着居民与汉族移民的矛盾、土着居民与官府的矛盾已经呈现。唐初，矛盾激化，爆发所谓“蛮獠啸乱”。其时，中央政府已经在龙溪及闽西的新罗设立县级政权机构。为了确立唐王朝在九龙江流域的统治，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朝廷派曾镇府领诸卫将军衔由中原率部镇闽，驻扎九龙江东岸。总章二年（669年），朝廷复派归德将军陈政与曾镇府更代，统岭南行军总管事，出镇泉、潮二州之间的故绥安县地（今漳浦、云霄一带）。当时，陈政率府兵3600多名、从征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123员入闽。陈元光以鹰扬卫将军的身份，随同父亲陈政领军赴闽。
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故于军中。其子元光以玉铃卫翊府左郎将衔代领兵众，时年21岁。同年，元光率轻骑收复为“潮寇”、“土蛮”所攻陷的潮阳。永隆二年（681年），元光潜师入潮州突袭“蛮獠”营垒，“俘获万计”，后又在盘陀岭打败“蛮獠”主力，泉潮间的“啸乱”日趋平定。
陈政、陈元光的率兵入闽，是一次具有移民性质的进军，对汉民在闽南地区的开发作用甚巨。根据近人的统计，先后两批府兵共约7000余人，可考姓氏计有60余。这些姓氏是否全部都是来自北方的汉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如有的族谱记载称陈政入闽后，“乃募众民的五十八姓，徙云霄地，听自垦田，共为声援”。但就整体情况而言，以上所统计当时开发九龙江流域的近90种姓氏，大部分应是从北方随军移民而来的。这数十姓府兵将士及其家眷，繁衍生息，形成了唐代开发九龙江流域的骨干力量。
为了更有效地开发和统治闽南地区，陈元光上书朝廷，请求在泉、潮之间设置一州。垂拱二年（686年），朝廷准元光之请，在泉、潮之间置漳州，并以漳浦、怀恩（今云霄一带）二县归隶之，委陈元光任漳州刺史。漳州建立之后，为进一步稳定局势，陈元光“奏立行台于四境，四时亲自巡逻，命将分戍”，把所属军队分布于闽南各地。这四境是：“一在泉之游仙乡松州保，上游至苦草镇；一在漳之安仁乡南召堡，下游至潮之揭阳县；一在常乐里佛潭桥，直至沙澳里太武山而止；一在新安里大峰山回入清宁里卢溪保，上游至太平镇而止”。于是，北至泉州、兴化，南逾潮州、惠州，西抵汀州、赣州，东接沿海各岛屿，均为陈元光部属的守戍地和开发地。陈军将士所到之处，且守且耕，招徕流亡，就地垦殖，建立村落。从漳州建州到唐末的200余年间，虽然中原地区有过不少战乱，但福建一带尚属安定，这给陈元光及其部属的后裔们在漳州各地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到了唐代后期，汉民在漳州的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逐渐缩小了与泉州等地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差距。
唐代前期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府兵入闽守戍开漳，是北方汉民迁移福建的一个高潮。但并不是说唐代的其他时期就没有北方汉人入迁闽中。事实上，从唐初直到唐代后期，北方汉人入闽几乎是不间断的。随着福建与北方地区联系的加强，唐代其他各个时期都有不少汉民迁移而来，只是数量有多有少，规模不如唐前期陈政、陈元光率众入戍那样集中，迁居的地点比较分散而已。
唐代后期，中原战乱加剧，军阀各据一方，民不聊生，北方士民再次南迁，形成了汉人入闽的又一次高潮。其中尤以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部入闽的数量为巨。
王潮、王审知原为河南光州固始县的农民，王氏兄弟乘黄巢起义之机组织乡兵渡江南下，转战于江西、广东。光启元年（885年），王氏部队进入闽西、闽南，次年八月占领泉州。景福二年（893年），王氏部队攻进福州，闽中各地纷纷降服。当时的唐朝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各地的有效控制，唐昭宗李晔只得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尽领闽中五州之地。王潮死后，其弟审知继任。公元907年，唐朝灭亡，王审知被后梁太祖朱晃封为闽王。审知死后，其子延钧于933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闽。
闽国是中原移民在福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性割据政权，对于促进北方汉民的入闽影响很大。
闽国建立后，王潮、王审知的部属绝大部分都定居于福建。宋人陆游撰《傅正议墓志铭》云：“唐广明（880-881年）之乱，光（州）人相保聚，南徙闽中，今多为士家。”杨时在《龟山集》中便记载了闽北的一些追随王氏兄弟入闽的家族。如建州的郑氏，“讳毂，宇致刚，姓郑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僖宗时避乱，从王潮入闽，居建城南乡之龙池，故今为建州人”。又如浦城的章氏，“仔钧仁王氏官至太傅，仔钊为泉州团练副使，兄弟俱有功于闽”。一些地方志和族谱中也有这类记载。《崇安县新志·氏族志》记述：丘氏，唐僖宗时有丘祯、丘祥、丘福兄弟三人由固始随王潮入闽，居崇安之黎阳。张氏，“唐广平（明）间，张威偕兄感，弟咸由固始入闽，威居建阳，感居三山，咸居浦城。威孙义赘于本邑会仙里……遂留居于此。其子孙散处于下梅吴屯及大浑之西山”。福州一带尤多原属王审知部下的后裔。如：陈姓，“随王氏入闽……陈岩观察福州，居闽”；詹氏，“唐光启年间……有詹敦仁者亦随王氏来闽”；张氏，“唐季张睦自固始随王氏入闽”；吴氏，“唐末有吴文卿者，自固始随王氏入闽，卜居井关外”；郭氏，“其裔于咸通中从王氏入闽”。再如福州闽县的李、王二姓，也是王氏入闽之时部属的后裔，《福建通志》载云：“李相，本寿州人……王绪未起时，为媪贳酒，数负责，又醉毁媪酒舍，相怒欲殴之，媪蹑之曰：‘天下方乱，此壮士也。’遂与为刎颈交。王绪起兵，相从之。王潮杀绪，相匿其孤建齐于山中，以其少子与建齐易名而呼。居三日，潮果索建齐，其少子应曰诺，遂见杀。卒与建齐俱从军，居福州闽县，冒姓李。至其曾孙荣，乃复故姓，两家以兄弟数。宋时子孙咸至大官矣。”这班追随王氏兄弟入闽的部属，因王氏在福建的得势，大多也成了一方新贵。他们利用政治上的优势，各自在福建寻找合适的地点定居下来，从而成为地方上的显姓。
众多北方的政客、士子、文人也随之入闽。闽国作为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独立割据的政治群体，为了与邻国对抗，取得生存的权利，王潮、王审知兄弟在福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体制。这不仅需要军队作为地方政权统治的支柱，同时也需要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人才。因此，他们十分注重延揽其他各方面的人才，礼贤下士，发展文化。于是，当时随王氏兄弟入闽的中原人士，除了军队之外，还有众多落难的政客、士子、文人等。而另一方面，中原朱晃后梁政权滥杀世家缙绅，士子、文人四处逃散，远离中原的福建便成了战乱中较为理想的避乱场所。当时中原有名的文人、学者，如李洵、王涤、崔道融、王溧、夏侯激、王拯、杨承休、杨赞图、王倜、归傅懿等，“皆以文学之奥比偃、商，侍从之声齐袁、白，甲乙升第，岩廊韫望，东浮荆襄，南游吴楚，谓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指王审知）”。《新五代史》亦记载：王审知“好礼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王溥为朱晃所害），杨沂丰，唐相涉从弟，徐寅，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仁宦”。再如唐末着名诗人韩偓，宇致光，京兆万年人，仁至翰林承旨、兵部侍郎，也曾触忌于后梁太祖朱晃，险些丧命，于是挈族入闽，依傍王审知。这班文人才子相聚于福建，有了安身之地和发挥才能的空间，故五代是福建文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清末陈衍曾评这一时期福建的文化事业说：“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这一评述反映了福建地区的正统封建文化教育发轫于唐代前期，至唐末“中土”士人大量南来，渐成规模，至宋而兴盛的基本史实。
由于王审知父子所建立的闽国在福建全境设立了比较完整的政治体制，因此，这一时期入闽的北方汉民，在福建地域上的分布要比以往几次更为广泛，可以说基本上遍及福建各地。同时，在汉晋以来的移民大多占据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闽江下游流域、九龙江流域、晋江流域等沿海地带的情况下，这一时期入闽的汉民，有逐渐向偏僻山区拓展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