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德胜门箭楼
德胜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而箭楼则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但德胜门的名字却是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就有了。元至元二十七年（1368年）徐达攻破大都，元顺帝由健德门逃回上都。徐达把健德门改名德胜门，也叫得胜门。因元人撤退，大都城北部人烟稀少，为巩固城防，特缩小城的规模，放弃城北部分城区，在大都城北垣以南五里处另筑新垣，以为城之北垣。新修了城门，叫德胜门。因为这段历史，老北京有“先有德胜门，后有北京城”的说法。
明德胜门本是包括德胜门城楼、箭楼、瓮城、闸楼的一组建筑群，清沿明规制格局未变。北京内城的九个城门都是这样的一组交通防御设施建筑组合。德胜门的城楼、瓮城、闸楼于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被拆，唯箭楼幸存。这个箭楼也是明代内外城保存下来的较为完好的建筑。
德胜门城楼建在城台上，城台比城墙稍高稍宽一些，但与城墙连成一条直线，城台正中辟为城楼门，即平常所称的“城门”。
瓮城又称“月城”，又俗称“城圈，”是环围在城门外面的小城，向外突出，高度和结构与大城一样，只是墙体稍薄些。瓮城的大小和形状，内城九门不尽相同。就德胜门瓮城来说，南北长约117米，东西宽约70米，仅小于正阳门瓮城而大于其他七门瓮城。德胜门瓮城前部为抹角，基部为直角。瓮城门辟在东墙上，门朝东。北京内城九门的瓮城门在城墙同侧的一般两两相对，如西直门的瓮城门与阜成门瓮城门相对，即前者向南，后者向北；东直门瓮城门向南，朝阳门瓮城门向北。内城南城墙上共辟三个门，正阳门居中，瓮城最大，东西各开一门。东边的门与崇文门瓮城门相对，西边的与宣武门瓮城门相对，只有德胜门瓮城门向东、而安定门瓮城门也向东。
各瓮城门上都建有闸楼，闸楼形似小箭楼。闸楼设有可吊起或放下的千斤闸。
箭楼与城楼正对，在瓮城最前部，是最重要的防御设施。内城箭楼都建有许多箭窗，德胜门箭楼正面箭窗自上而下共4排，每排12孔，两侧箭窗各四层，每层4孔，抱厦两侧各1孔，共82孔。内城九门箭楼只有正阳门箭楼正面箭窗每层为13孔，共86孔，其他均为82孔。内城城墙上，只有正阳门箭楼下辟门，那是仅供皇帝出入专用的，其他八门的箭楼下都不设门。
以德胜门来说，行人车马要出城，须先通过德胜门门洞，向东拐一个直角穿经闸楼门，这才算出了“德胜门。”进城时相反，先要过护城河上的桥向东绕半圈进闸楼门入瓮城再向南拐通过德胜门门洞这才进了城。瓮城中除有驻军用房以外，一般都有关帝庙。内城瓮城中只有德胜门和安定门，瓮城中建有真武庙。这就是紧靠德胜门箭楼下的院落建筑。正阳门地位最高，除建有一座关帝庙，还建有一座观音庙，长年香火旺盛。
这座见证了北京城建城史的德胜门古建筑群中幸存的箭楼，于2006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十二、明代钟鼓楼：晨钟暮鼓的古往今来
钟鼓楼是封建王朝时代的城市重要标志性公共建筑，其内悬钟鼓，作为向官民报时报警之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功能也随之变化。
北京钟鼓楼起于元代，鼓楼（元称齐政楼）位置相当今旧鼓楼大街南口。钟楼位置，相当于今旧鼓楼大街北口。现在钟鼓楼的位置是明初重建城垣时确定的，将鼓楼向东移，建于元大都全城中轴线的中心台，其北建钟楼。钟鼓楼功能未变，地位更显重要。钟鼓楼矗立于海子（什刹海）之旁，官商民汇集之处，自然非同凡响。
元朝的鼓楼，初建于至元九年（1272年），原名齐政楼，两次毁于火。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今鼓楼（元中心台）位置重建，称鼓楼。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鼓楼遭雷击被毁后重修。明末又被毁再重修。此后，清嘉庆五年（1800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及至1941年均进行过修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多次整修，至今保护状态良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鼓楼上的文物遭受严重破坏，仅留主鼓，两面有多处刀痕，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留下的罪证。
1924年，鼓楼被改名为“明耻楼”，楼上陈列八国联军烧杀掠抢的图片、模型、实物，警示民众勿忘国耻。次年又恢复“齐政楼”之名，成立京兆通俗教育馆，传播文化知识，并在楼后侧分设儿童、成人体育馆。1936年改为北平第一民众教育馆，附设儿童游乐场。1949年2月经北京市军管会改名为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馆。1952年、1958年先后分别改为东四区、东城区文化馆。1984年由国家、市、区拨专款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在施工中发现一木制方盒（俗称镇物），内有五谷杂粮、五色丝线和金刚经一卷，现由北京市文物局保存。同年7月26日在同一地方另置一木盒，内装1984年测绘简况、修缮方案和大梁加固计算书各一份，以备后人查用。
鼓楼坐北朝南，通高46.7米，占地6865.5米，建筑面积2736.27米，以木结构为主，重檐歇山顶式楼阁建筑，由楼基与楼两部分组成，楼基高3.7米，东西宽53.6米，南北进深33.99米。
鼓楼作为古代报时中心，不同朝代采用不同方法。明初有书介绍，采用铜制刻漏，即以铜壶滴水计时；清代改用时辰香定更次。更鼓是报时的重要器具，主鼓1面，群鼓24面（代表二十四节气），放在二层楼内。现存主鼓高2.22米，腰径1.71米，直径1.40米，由整张牛皮蒙制而成。2001年鼓楼文保所委托西安先锋鼓业公司等单位按照清嘉庆时期的更鼓尺寸制作主鼓群鼓共25面。
报时，是元明清鼓楼与钟楼的功能，均以击鼓撞钟报时，将每夜分为五节，戌时为初更（定更），亥时二更，子时三更，丑时四更，寅时五更又称亮更。击鼓撞钟的方法是快（击）18响，慢18响，不紧不慢18响，共54响，再重复一遍，总计108响。1924年报时功能废止，但晨钟暮鼓并未成为绝响。1990年除夕再次撞响大钟表示对新春的祝福。2001年12月31日鼓楼之鼓再次奏响，重现鼓楼报时的盛况。
鼓楼多次遭火，又重建多次，经历了几百年沧桑，今天已完成了“以时出治，声与政通”的历史使命。作为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终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党和政府对它的保护十分重视，多次拨款维修。1957年10月28日与钟楼同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市政府批准成立钟鼓楼文物保护所，实行专职管理。1996年11月20日钟鼓楼同时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钟楼位于鼓楼北约100米处，与鼓楼同为报时台，不过报时器具为钟。其建筑年代在元朝，至元九年（1272年）与鼓楼同时修建。按元代建筑形制为庑殿，三重檐的宽敞高大阁式建筑，后毁于火。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重修鼓楼的同时，于今址重建，后再次毁于火。现存钟楼是清乾隆十年（1745年）于明代钟楼基础上重建，两年后落成。南门正中矗立着《乾隆御制重建钟楼碑》，详细记载了当时修建钟楼时的情况。重建后的钟楼，全部采用砖石无梁拱券式结构。
钟楼坐北朝南，通高47.9米，总占地面积5740平方米，建筑面积1477.9平方米。楼顶为重檐歇山式，覆黑琉璃瓦、绿剪边。底部为边长35.68米的正方形台基，高3.72米，四周呈坡道形。钟楼分上下两层：一层高15.74米，二层建在边长26.73米的正方形须弥座上，面阔3间，进深3间，四面各有一拱券门。楼内正中有一个八角形木框架，架上悬挂一口明永乐年间铸造的特大铜钟。在钟的西侧悬有一根长约2米，直径约0.25米的撞钟木。1989年4月北京科技大学对大钟的主要尺寸、金属含量、重量及铸造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测试，大钟总高5.55米，总重约63吨，钟体底部直径3.40米，顶部直径2.52米，壁厚0.12-0.245米（上薄下厚），为铜锡合金（含铜84.01%，锡15.99%），钟钮高1.05米，为铜锡铅合金。大钟的铸造，先把钟钮铸好，再将钟钮四爪嵌入大钟组装范的顶部，然后浇筑为一体，叫作泥范法和分铸法。这是我国体形最大，重量最重的铜钟。此前，钟楼曾悬挂一口铁钟，因钟声不够洪亮，不久便被铜钟取代。铁钟现由北京大钟寺收藏。
钟楼1925年曾改为电影院，放映无声电影。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北城少年活动站，1958年改由东城区文化馆使用。1986年国家出资全面整修钟楼，当年3月29日下午在钟楼楼脊取出“镇物”，即一个0.31米×0.245米×0.55米的木盒，内套0.3米×0.235米×0.45米的铝锌合金盒，盒内有宝石5块，金钱24枚（圆形方孔，正面有“天下太平”字标，背面刻有满文），还有金、银、铜、铁、锡小元宝5个，以及五色丝线、绢和五谷杂粮、五条绸带（上有“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字样）。“镇物”由东城区文物管理所保管。同年11月11日上午，钟楼正脊复位时，于原处放入一按原尺寸新制铜皮盒，内装钟楼修缮日期、修缮方案、修缮纪略各一份，以备后人翻修时查阅。
1987年钟楼正式对外开放。
1924年废除钟鼓楼报时之后，钟鼓楼之间的空地逐渐形成一个市场，称“鼓楼市场”，以经营北京风味小吃为主，兼设游艺、说唱、戏曲、杂技、卜算等等，还有花鸟鱼虫摆摊叫卖。1956年市场改为供应居民生活用品的商业网点。1984年市场整治。1988年秋季，整治后的鼓楼市场以专营京味小吃重新开业，持续经营了11年。1999年12月，为整顿、改善钟鼓楼周边环境，将小吃市场撤销，改建文化广场。2000年7月钟鼓楼文化广场落成，既美化了钟鼓楼的环境，又为市民提供了一处休闲场所。
《人民文学》原主编、作家刘心武所着长篇小说《钟鼓楼》，描述了鼓楼附近胡同里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善良本质，某些弱点以及其形成的社会根源。他的描写栩栩如生，使人民对钟鼓楼一带千万居民的生活有鲜活的理解。在他的笔下，什刹海显现出活生生的人间生活和世相百态。
《沧海遗珠》至此所述只是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古迹的沧海一粟，还有更多的“遗珠”等待我们去保护、挖掘、整理、利用。
作为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了全面保护和利用好什刹海的文物古迹，首先要提高认识，确立“保护也是发展”的观念；其次迫切需要编制一个保护什刹海文物古迹的专项规划。当然，要编制、落实这个规划，必然会涉及腾退、搬迁、人口疏解、合理利用、使用功能的改变等诸多难题，这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慎重决策。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从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前景、从为子孙后代负责、从北京建设世界着名古都和国际大都市着眼，尽早编制并执行这个文物保护规划是非常迫切的，其价值和影响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