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防灾、避险、救生这些方面的教育和相关知识及技能的掌握，习惯的养成和意识的形成，需要反复的教育和训练，还需要定期演习和检查，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娱乐化。如果误以为学生和家长一时的欢乐愉快就意味着安全教育的成功，一旦遇险，适足以误事。
谁代表90后？
近日，多家报纸发表长篇报道，介绍上海世博志愿者的动人事迹，并且就90后的评价进行讨论和评论。由于有媒体要我发表意见，我也读了一些相关报道。的确，90后一代不少可贵的优点通过世博志愿者的言行显示了出来，纠正了以往对他们的误解和担心。不过，我同时指出：仅仅根据90后中的某些群体存在的毛病就否定整个一代人，如将“富二代”“官二代”的缺点扩大到90后，当然是极其片面的，完全不符合事实。但因为有了世博志愿者的突出表现，就对90后高度赞扬，认为有些论者完全是杞人忧天，同样过于简单。
对任何群体和社会现象的分析评价都必须考虑样本的代表性，对0后同样如此。
根据近年的大学毛入学率推测，大学生在90后同年龄人群中不过占20%上下。能当上世博志愿者的90后大学生绝大多数属上海高校，少数来自北京等地的高校，其中有特殊要求的志愿者也是从其他高校或高职挑选出来的。90后的大学生超过千万，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同年龄层中优秀的大学生，其中大多数又是城市青年。他们一般没有衣食之忧，即使来自贫困家庭或农村，也已得到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的呵护。他们基本都是竞争中的强者，包括能如愿以偿当上世博志愿者——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但其他的近80%的90后就没有那么幸运。除了极少数的“富二代”或“官二代”有出国留学、继承家业、子以父贵的际遇，个别能够靠机遇和本领自己创业外，其他人至多能进入职校，找到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挣到养家活口的钱，能进入富士康已属万幸，更多的人的工作和生存条件还远不如在富士康。
而且，这些90后多数从小生活在农村；或者只接受过名义上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实际并未达到初中毕业文化程度；或者随进城打工谋生的父母生活在城市边缘，一般只能进民工学校，幸运地进了当地中学的孩子，在高中毕业时也不得不返回根本不熟悉的原籍，不少人因此而丧失考上大学的机会；或者属留守儿童，长期得不到父母的温暖，感受不到足够的亲情。即使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他们中的一部分最终能与今天的世博志愿者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或者过上同样的生活，但他们心灵上曾经受过的挫折和损伤也不容易消除，何况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按照以往“看主流”“抓本质”“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掌握发展方向”的观念和方法，世博志愿者无疑是90后的主流，属于本质，代表“九个指头”和发展方向。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岂能无视80% 90后的存在？即使是其中极少部分人的“支流”问题，也可能造成反社会的严重后果。
2010年7月6日
儿歌不能一味依赖传统
据市妇联发布的2006年度“我喜爱的少儿歌曲”调查结果，儿童平时最爱听和唱的七首歌都是近年来新流行、并非专为儿童谱写的歌曲，其中《发如雪》以28%高居榜首。而在最受儿童喜爱的歌手中，以40%居首位的周杰伦主唱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儿歌。
对此，有关专家已经做过分析，指出有六大原因导致传统儿歌不再受宠。在这些原因中，有的是可以通过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加以改进的，如现代家庭对孩子缺乏音乐熏陶，升学压力引起课堂音乐教育异化，儿童歌曲缺乏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作者，政府投入和支持不足。但另一些原因则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太幼稚”成为众多少年儿童不喜欢儿童歌曲的主因之一，儿童歌曲因“没有活力”“节奏感不强”“歌词内容太简单”而被多数孩子视作“俗气”“封建”“老古董”，儿童歌曲题材老化、内容枯燥、缺乏时代气息和不符合儿童心理等，却使传统儿歌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地步。
其实，传统的儿歌之所以能长期流传，正是适应了儿童与社会需要的结果。但再优秀的儿歌，它适应的时代和范围总是有限度的。尽管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古代的儿歌是怎样唱的，但从传世的古代“童谣”和一些短小的诗歌看，无不朗朗上口，明白易懂，内容生动，特色鲜明。另一方面，所谓“童谣”与成人的歌谣或“民歌”之间，历来并无严格的区别，往往也包括男欢女爱、思旧怀乡、感时忧国、修身齐家等儿童一时无法理解的内容，只是利用“童谣”的形式加以推广传播。如曾经选入中学课本的《汉末童谣》之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实际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却借儿童之口以类似今天Rap的方式流传。我相信，当初多数儿童是在不明白什么意思、更不知道目的的情况下一传十、十传百的。
到了近代，学校成为传播儿歌的主要场所。清末和民初的新式学堂，无论是中学、小学还是幼稚园（幼儿园），一般都设音乐课，教学生唱歌是主要或唯一的内容。我们现在称之为传统儿歌的，基本上都是此后产生的，有的是完全新谱写的，有的是据以往流传的文字内容谱曲的，有的是用外国乐曲填词的，有的则是翻译的外国歌曲，其中真正在中国古代或民间流传的“童谣”几乎没有。好的歌曲既可以是儿歌，也同样得到成人的喜爱，也不受传统或外来的影响，如《两只老虎》本来是一首西方民歌，改写为“打倒列强”后成为北伐军歌，北伐将士高唱之际，同样是一首流行的儿歌。
随着公共娱乐场所的增加和媒体的进步，社会也成为传播儿歌的重要场所，甚至超过了课堂的作用。报刊、留声机（唱机）、广播、电影、电视、录像的出现及普及，使歌曲的传播越来越快，越来越与歌手的个人魅力结为一体。我们幼时都是先从广播或电影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再从报刊上抄下歌谱歌词，然后自己学唱，或者找机会跟着广播中学唱。由于没有电视，能看到歌手的形象或演唱的机会是很少的，想当“粉丝”都很难。但另一方面，现在的娱乐手段多了，儿童的兴趣爱好更加广泛，在唱歌以外还有多种选择，儿歌无法一枝独秀也是很正常的。加上以往的政治运动也波及儿歌，不少优秀的儿歌都被批判为“封资修”，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只剩下《革命造反歌》《红卫兵战歌》“毛主席语录歌”和屈指可数的几首“革命歌曲”可唱，连我们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已没有机会唱传统儿歌，何况八九十年代后的儿童！
但是，“似曾相识燕归来”，调查也显示，《两只老虎》《外婆的澎湖湾》《闪闪的红星》《让我们荡起双桨》《雪绒花》《卖报歌》《童年》《种太阳》等八首歌曲依然最受儿童欢迎。其中既有革命歌曲，也有外国歌曲；既有我们儿时就会唱的，也有近年才流行的。所以，我们对传统儿歌的式微，大可不必过于担忧，关键还是如何创作或引进当代儿童喜爱的歌曲。“寓教于乐”，离开了“乐”本身，教也无从进行，所以对儿歌不必加上太沉重的任务，让儿童在轻松愉快中有所得就行。
至于一些已经被淘汰或流传不下去的传统儿歌，应该由专家加以收集保存，作为研究音乐史、教育史、社会史的资料，或者作为历史展示，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6年5月15日
我对“开学第一课”的忧虑
9月1日18时55分，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知识守护生命”大型公益节目，此前的8月26日，教育部曾发出通知，要求全国2.2亿中小学生都要收看该节目，因而被称为“开学第一课”。在此前后，主流媒体一片赞扬，并引述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的说法，称这是将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抗震救灾精神完美的结合，通过对学生进行“避险自救”知识教育，教学生掌握避灾的常识和技巧，真正“用知识守护生命”。同时这是“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启动活动和开展好安全教育活动不可或缺的项目，也是全国中小学新学期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必须要上的第一课。有的媒体更盛赞这“第一课”是由“清一色的全明星制作”。
将安全教育列为开学第一课，的确有其必要，何况是在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知识守护生命”的命题也完全符合中小学教育的主题，需要不断深化。但对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上这“第一课”，并且由教育当局组织实施，对于各方给予的如此高的评价，我不无忧虑。
“开学第一课”应该由谁来上？无疑该由老师，由校长。特别是对新入学的儿童来说，接受知识和正确观念的主要来源应该是老师。家长对学童的教育，大多也是“要听老师的话”。再出色的电视节目都不应该取代课堂教育，再重要的内容也必须通过老师来传授，否则就不成其为学校了——特别是小学低年级。“开学第一课”只能由老师上，而不是电视节目或明星。
“知识守护生命”，完全正确。但谁更代表知识，是老师，还是明星？当然，参加播出的明星中不乏专家学者，但大多是以名人明星的身份出现的。对具有很强模仿能力但又缺乏自主性的中小学生来说，无疑也会产生明星们代表知识的误导。某些明星的弱点正在于缺乏知识，甚至缺乏常识。一旦他们成为中小学心目中的“知识型偶像”，后果又会如何？安全教育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教师完全有传授讲解的能力。如果连这样的内容都要特别冠以“知识”，并请全明星出场，那么其他更重要更复杂的教育内容该请谁？目前社会上对明星的过度崇拜已经影响到中小学，如果连“知识”都要让明星来代言，岂不会使更多的中小学生将明星当成自己的偶像？莫非中小学也得请明星当安全教育的“形象代言人”？
安全、防灾、避险、救生这些方面的教育和相关知识及技能的掌握，习惯的养成和意识的形成，需要反复的教育和训练，还需要定期演习和检查，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娱乐化。如果误以为学生和家长一时的欢乐愉快就意味着安全教育的成功，一旦遇险，适足以误事。在日本，中小学定期进行防震演练时，对教师、学生的要求都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
我完全理解教育部对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的责任心和引起家长重视的良苦用心，也非常赞赏明星名人们对社会公益的奉献。但即使这一节目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也只是供中小学生和家长们观赏的有教育意义的节目，代替不了教师和学校经常性的教育，切勿夸张其事。
2008年9月3日
鼓励教科书循环使用要有具体措施
据报道，昨天开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进行第三次审读。针对教科书价格越来越高以及社会有关人士呼吁的教科书应该循环使用的问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教科文卫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教育部研究，建议将原草案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增加规定：国家鼓励教科书循环使用。
这自然是一个好消息，如果真的付诸实施，既能减轻家长负担，使学生从小养成节俭的习惯，也能节约资源，有利环保。但如果没有具体的鼓励措施，恐怕只会流于形式。不信的话过两年可以统计一下，全国中小学有多少课本循环使用了？
我看到过不少有关人士情真意切的呼吁，也见过一些人对课本“利益集团”义正词严的谴责，但几乎没有人认真讨论一下，在中国现阶段实行课本循环使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我曾就此发表过一篇短文，似乎没有引起有关人士或主管部门的注意。现在既然将“鼓励教科书循环使用”正式定为国家法律，我想我对此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
其实，有关人士或政府主管部门只要将自己置于教师、家长或学生的地位，就不难理解，要推行教科书循环使用必须扫除几重障碍。
在普遍推行教科书循环使用的国家，课本都是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封面上印着“国家财产”，所以教师、学生和家长都明白，任何人只有使用权，不能当成私产。学生使用时不仅要加以爱护，而且不能在上面随便写字勾画，教师最多允许小学生用铅笔临时作些记号或写几个字，但要求过后就擦干净。而铅笔、橡皮也是免费提供的合格产品，不会将纸划破或擦不掉。教师不布置课外作业，也不让学生将课本带回家，一般不会遗失。这些课本大多是硬面精装、大开本，印制质量很高，经得起多年使用。而且教材内容稳定，不必经常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