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我国，课本是家长出钱买的，当然不能强制学生将用过的书交出来。除了经济十分困难的家庭外，谁愿意使用别人用过的旧课本？如果只有少数人用旧书，教师和家长会担心伤害学生的自尊心。这两年有些地方为学童提供免费课本，上面印了一行标志，或盖上一个公章，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甚至抵制。要让学生无偿交出旧课本，于法无据，有的家长宁可当废纸卖，有人要保留下来以备复习，有人要留作纪念，都无可厚非。旧课本是免费提供，还是折价付费，都将是校方的难题。既然是学生自己的课本，就不能禁止在上面书写勾画，损坏、遗失都无法干涉。教师能不布置家庭作业？学生能不将课本带回家？再说，这次修改规定教科书“按照微利原则确定基准价”，课本的用纸用料、印制质量不可能很高，经过一学期使用，使用价值已经有限。即使今后课本不经常更换或修改，循环使用的良好愿望也不易实现。
国外另一种教科书是通过市场实现循环利用的，那是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教材。由于这些教材都是由教师指定的，五花八门，有的就是教师本人的著作，每种的需要量不大，印数很少，一般价格都很贵，而且课修完了学生留着也没有什么用，真需要的话图书馆也可以借到，所以用过后学生就会卖给旧书店，其他人需要时也首先去旧书店找。这种办法显然不适用于义务教育阶段。
因此我建议，推行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应该与逐步实行免费提供教科书制度结合起来。先选择若干种内容稳定，可以多年不修订的教材，按多年使用的要求选材用料，精心印制，作为国家财产发给学生使用。这些课程不要求学生回家复习，课本也不得带离学校，必要时可另配一次性使用的作业习题本。在此基础上取得经验并计算出成本后，再逐步扩大免费课本的使用范围。这样做，政府的教育经费会有所增加，但如果真能做到循环利用，全社会的成本降低了，资源节约了，是值得的。
2006年6月25日
少数民族考生的分应该如何加
几年前到台湾去参加一个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研讨会，与台湾同行交流时发现，不仅当地原住民的学生在学习本族语言，而且早已远离故乡的蒙古族、满族学生也在学蒙古语、满语。为什么那些学生那么重视本民族语言呢？原来台湾教育当局有这样的规定，凡是要享受在高考录取时加分的少数民族学生，必须通过本民族语言的考试。当时我就觉得，这办法好！学语言得花时间和精力，不像现在重庆等地那些冒充少数民族的学生那样，只要家长神通广大，就能轻易办成。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本民族的语言，让学生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利于保持和延续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本来，国家对少数民族考生实行加分，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和扶持。这是考虑到目前我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还相对贫困落后，学生接受教育的条件较差，通过适当加分，使他们与其他学生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为少数民族培养更多人才，也有利于这些民族的进步，更快赶上其他民族。
但现在的加分政策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如这次重庆揭露出来的那些家长和学生，即使真是土家族身份，又有几个需要照顾？他们多数是生活在城镇的干部子弟，而且在重庆市内的重点中学就读，与在土家族聚居区生活和学习的学生不可同日而语。照顾了他们，实际上减少了真正应该照顾的对象，对真正的土家族学生是不公正的。据报道，由于这些假土家族有强硬的后台，又处于优越的环境，在进重点中学、加分、录取等环节无不捷足先登，一位真正的土家族考生尽管考分第一，却只能以最后一名侥幸被名校录取。这公平吗？
即使这些考生真是土家族，那么对他们的加分也无益于其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例如那位“文科状元”何川洋在为自己辩解时说，他见他爷爷奶奶戴笆斗、包头巾，就以为他们是土家族。可见他对土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一无所知，如果不是说谎的话，那么他在民族知识方面也是不及格的。
因此，有必要改变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政策。一般应限于实际生活在县以下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已经进入省市级重点中学的学生不在此列。对申请加分的考生加试该民族历史文化，有通用本民族语言的，应包括语言方面的内容。对报考全国重点大学的考生不能加分，这些学校要求高，竞争激烈，如果考生依靠加分勉强录取，不利于他们今后的学业。其他类型的加分也应如此。还应鼓励少数民族考生自尊自强，对主动放弃加分的考生，应给予特别奖学金，或以其他方式给予奖励表彰。
2009年7月21日
范进中举与高考状元
《范进中举》一文曾选入初中语文课本，以后我又在《儒林外史》中看过，当时对范进中举后的际遇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要主动给他送钱，送礼，送地，甚至自愿投奔他当奴仆？后来学了历史，才明白其中原因。一旦成了举人，范进就能拥有很多有形或无形的特权，如大门前可以竖一根旗杆，显示主人的身份；可以比较容易地见地方官，反映民意舆情，递状子，打官司，影响司法；本人享受免除赋役和苛捐杂税的优待，家属仆佣都能发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那些上门送好处的人其实都是各有所图：今天送了钱，送了礼物，明天就可以有所请托。将土地送给范进，这些地就能因为属于举人老爷的家产而不用再向官府纳税。送地的人成了范进的佃户，交的租一般比官府的赋税要轻，这是当时一种惯例。对无业者来说，当奴仆也是就业。如果投到一个好主人，从此衣食无忧。如果主子升官发财，奴仆同样沾光。明朝有些地方每户平均有一二十口，就是因为一个有地位的家庭要庇护不少非家庭成员。一句话，都是利之所趋，各有各的算盘，无论是范进、张进、李进，被利用的只是举人带来的利益和资源。
近年来各地对高考状元的报道速度之快、篇幅之大、声势之广实属空前，而对高考状元的各种奖励优待也水涨船高。尽管有些地方的主管部门已宣布不公布状元名单，但媒体还是各显神通，状元们还是难逃各方面的追逐。为什么那些非亲非故的人对高考状元如此热情呢？原来他们将状元们当成当代范进。学校宣扬本校出了哪名状元、几名状元，无疑是最好的招生广告。如果是公办，从此生源不愁，择校费就能看涨；如果是民办，身价立即提高，学费再高也会被视为物有所值。地方官和教育主管部门对状元“金榜题名”，设“琼林宴”，颁重奖，实际是对政绩的自我嘉奖。电视台请状元亮相，看中的是收视率，或者说是为了令广告商满意。商家看中的是状元对同龄人的示范效应，恨不得让状元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成为广告。各种电子产品、文具、娱乐用品、补品药品、衣饰鞋帽，经状元一穿一用，一吃一玩，就都成了高考法宝、夺魁利器，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就连内裤，经状元一穿，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奇效。
在对高考状元的算计屡禁不绝且花样不断翻新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希望状元们与他们的家长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能自尊自爱。难道你们真的愿意被当成范进？其实范进也是到此为止，并无前途。当你们手持某种产品，或者穿上某种内裤，按广告商的要求摆出一个姿势，念上一句什么话时，难道真能心安理得吗？
2010年7月9日
香港“抢生源”是好事，无奈内地高校难撼动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香港各高校纷纷增加内地招生名额，并提供优厚的奖学金，最高全额奖学金达五十多万港元，有的还以毕业后留港工作可获月薪万元，三年能取得香港居民身份相招徕，的确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学生。
香港高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也是理所当然。据我所知，当初香港某大学校长提出到内地招生的建议时，曾遭到教师一致反对，因为他们不相信内地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怀疑学生的英文水平。但是短短几年后，来自内地的学生就令香港师生刮目相看，绝大多数人不仅成绩好，英文棒，连粤语都说得不错。有些大学已将来自内地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单独编班，否则本地生会跟不上。加上一批由海外应聘到香港高校的内地学人，令不少学科的带头人都已易主。而在香港，最好的高中毕业生往往会报考美国、英国的大学，加上又被本地两三所较好的大学招走了部分优质生源，其他高校的生源实在已没有多少挑选的余地。而改革开放后的内地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如此充沛的生源，即使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也不愁招不到理想的学生。为了提高生源质量，也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香港高校扩大内地招生名额是势所必然，今后还会继续扩大。
对考生和家长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无论如何也多了一条升学渠道，增加了一种选择性。但在作出具体决定时，还是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权衡利弊，理性选择。例如，香港高校开出五十万港元的全额奖学金固然很高，但除去四十多万元的学费和住宿费，剩下的也只是四年的生活费。如果考生的确成绩优异，表现出众，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也能拿到这样的奖学金，有的甚至会更高。但毕竟只有个别人才有可能获此殊遇，多数学生还得交比内地上学高得多的学费，负担较贵的生活费。至于毕业后月薪万元，工作满三年后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能给每位毕业生保证，因为这既取决于学生自己的努力，还得看当时香港的经济形势。何况内地大学毕业生月薪万元的也并非个别，优秀毕业生的前途并不比在香港差。当然，对于希望在香港定居或将香港作跳板迁往外国的人来说，在香港上大学无异更合适，香港高校的国际化程度也远比内地大学高。不过香港的天地毕竟有限，系科专业的门类并不齐全，其中居世界前列的并不多，实力强并有志于深造的学生完全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多的名校中选择。
正因为如此，面对香港高校的强势扩招，内地大学可谓波澜不惊。由于近年来外国大学直接来内地招生或推销已成惯例，因此香港部分大学的这些举措还不至于影响内地大学的生源。特别是几所全国重点大学，早已用多种方法锁定优秀生源。而且一流生源大多有自己的主见，往往非北大、清华不上，不会因香港的诱惑而变心。至于其他大学，这两年早已使出浑身解数争夺生源，对优秀生开出的奖学金尽管不像香港那么高，但在内地也够有吸引力了。当然也有想去香港而去不了的——分数到不了录取线，或负担不了高额学费的。对于这些学生，内地高校也不会有多少兴趣。
香港高校的举措会不会促进内地大学在招生等方面的改革呢？看来可能性微乎其微。最近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的自主招生试点还有待消化，国务院对控制招生规模已有明确指示，扩招后的毕业生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大学的办学经费依然紧张，显然都远比香港高校扩招内地生的因素重要。
2006年5月16日
“饥饿行动”——理解而不倡导
据新华网江苏频道报道，南京财经大学六十三位同学发起并自愿参加了“饥饿行动”。按规则，这些同学从4月3日到23日的二十一天中的全部开销不能超过一百五十元，平均每天只有7.14元，包括通信费和交通费。据说，“饥饿行动”在校内外引发叫好声一片，从参加者、大学生家长、教授到党委书记，都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我以为，大学生自觉自愿地采取这样的行动，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和同学中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一种超常规的体验加以纠正，这样良好的意愿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将“饥饿行动”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自我教育方法，或者试图加以推广，那就未免想得太过简单了。
首先，矫枉不必过正。让同学们按城市特困家庭和校园特困生的生活水准过二十一天，虽然未必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但同学们还得从事正常的学习和课外活动，不能不受到影响。如报道中提到一位女生因买了一件衣服而超支，只能中途退出，那么如果此期间需要买参考书或文具用品的也只能不买，需要花费钱的正当的课外活动也无法参加。“特困生能做到，我们也应该能做到。”这句话看来不错，但特困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一部分特困生还能得到校方或社会的资助，其他同学突然要过同样的生活，困难可想而知。为了完成任务，吃饭以外的开支只能尽量不用，这就免不了会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如果要体会一下贫困生的生活，有一两天就足够了；如果要讲实效，不如按照中等的标准来做试验，时间也不妨长些。
其次，这样的办法是否能收到持久的、普遍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记得以往为了达到“忆苦思甜”的目的，经常组织大家吃“忆苦饭”。我所在的中学一度规定，每月5日（发工资的日子）中午，人人要吃由糠菜合成的“忆苦饭”，然后才能领工资，以便进行新旧社会、甜与苦的对比。事实证明这样一种形式起不到什么教育作用，往往适得其反，使受教育者厌倦和反感。少数人自愿参加可以办到，却无法在大多数人中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