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在上海推行“一米线”的时候，我曾在虹桥机场见到一群年轻教师对一米线熟视无睹，为此我在《文汇报》写过一篇短文。如今，当我在机场等公共场所经过一米线时，再也见不到这种现象了。在一米线后等着的或许正有当年我见到的那群年轻教师，但他们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偶然还会见到紧跟前面的人越过一米线的人，或者是一时疏忽，或者的确还不知道一米线的规定，但只要友善地提醒一下，他们就会含着歉意退回。所以，尽管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持之以恒，积渐所至，金石为开。
据报道，重树的“打电话少女”雕像内设有报警装置，虽然外表看不出来。警方还警告：“谁不信，不妨试一下。”我完全理解警方的苦心，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否则这位可爱的少女或许又难逃粉身碎骨卖得几百元钱的命运。但我希望这不过是一个“空城计”，只是为了震慑犯罪分子，或者预设的装置永远不必使用。我更希望今后有更多更可爱的雕像，却连“空城计”都不必用。到那时，上海才称得上是一座文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人才够得上文明的居民。
2006年5月29日
社会需要这样的报道
最近几天，《东方早报》每天都用几个整版的篇幅报道物价，前两天是猪肉和食用豆油，今天是蔬菜，都是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商品，自然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这些报道不仅篇幅大，更值得称赞的是相当深入，相当全面，都是由表及里，从市场追踪到产地，采访对象既有普通的相关人士，也有专家学者、主管部门和负责人。以今天的报道为例，就调查了上海主要的蔬菜批发市场江桥和曹安两处，以及曹安批发市场蔬菜部经理沈培民，松江区菜农汪细芽，蔬菜（集团）有限公司市场管理部经理程军，泉绿佳农业种植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全修桃，来自山东的批发商栾金发，余姚路菜场菜商万洁，某超市批发商白洛，其他供货商，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锦华博士、陈凯教授等。不仅配发多幅新闻照片，还有非常细致的数据分析。如十斤青菜今年与去年种植成本对比，包括对种子、尿素、复合肥、塑料薄膜价格的比较，结论是去年是5.775元，今年为6.65元，涨幅13.15%。调查的过程从10月初撒菜种开始，到11月24日晨青菜被市民买回家。参加调查的有记者邹娟，还有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汪丽。正因为掌握了第一手的详细情况，所以这组报道有通栏标题是“超市卖的比批发价贵两倍 今年蔬菜有点‘跟风涨’”，并且在“核心发现”中明确指出：“蔬菜涨价原因，最直接的是种植和运输成本上涨，其次因为蔬菜‘靠天吃饭’的特性，高温、台风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猪肉上涨、跟风涨价以及流通环节信息不透明等也是原因。”而专家的预测也毫不含糊：“长期趋势看菜价下降空间不大。”记者还同时了解了其他农产品，如水产、水果、鲜奶的涨价情况。对猪肉和食用豆油的调查也是如此。
在此基础上，记者与四位专家对话，他们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芮明杰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干春晖教授、现代市场营销研究中心主任晁钢令教授和现代都市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赖涪林博士。并请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发表了意见。
我相信，绝大多数关心物价上涨的人和在日常生活中深受物价上涨困扰的人，会欢迎这样的报道，接受这样的报道。就是专家学者、党政官员，也会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自从物价上涨开始影响日常生活，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以来，我在媒体上见过各种报道和评论，像这样翔实、细致、“雅俗”兼顾的并不多。老实说，多数都是照抄照搬，浮光掠影，人云亦云，甚至不知所云。
还有些媒体和记者最关心的是“天价”，什么“天价楼盘”“天价手机”“天价月饼”“天价年夜饭”“天价婚宴”，不仅有闻必录，而且极尽描述，最后还要装得一本正经地责问：“普通百姓买（吃、用）得起吗？”如果真关心“普通百姓”，那么还是多关心一下普通百姓须臾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多发些像《东方早报》那样的报道。至于“天价”商品，还是让物价部门去管。由“天价”商品引发的贪赃枉法，纪检监察部门肯定在盯着。
2007年12月7日
这个包票打得大了些
据中新社21日报道，在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和中国营养学会联合召开的“方便面安全问题高层论坛”上，来自国家权威机构的官员和专家一致得出结论：中国方便面是严格按照有关国家标准进行生产的安全食品，食用方便面无害。如果不是报道不全面，我认为，这个包票打得大了些。
我不是不相信权威机构的官员和专家们有关油炸食品中微量丙烯酰胺不会致癌的结论，我平时喜欢吃方便面，并且至今毫无顾虑。问题在于，从报道看，官员和专家的全部意见和结论，都是对“中国方便面”而言的。那就不能不问一下，“中国方便面”是什么意思？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全部方便面吗？是指使用中国牌号的全部方便面吗？在2005年全球消费的八百五十七亿包方便面中，中国的消费量是四百六十亿包。这四百六十亿包大概都属于“中国方便面”了，难道权威官员和专家能保证这四百六十亿包方便面都是“严格按照有关国家标准进行生产的安全食品”，保证它们安全无害吗？
其中一位官员的话多少留有余地：“中国方便面市场上成功的品牌，均为中国人自主创新的品牌。”但作为局外人和关心方便面质量的公众，我们同样不得要领，中国方便面市场上品牌很多，哪些是“成功的品牌”？主管部门或这个会议上确认过吗？公布了吗？既然如此，总还有“不成功”的品牌，这些品牌的方便面是否安全，主管部门检测过吗？采取了什么措施？
就是这位官员，接下去的一些说法也有包票打过头之嫌：“方便面行业使用的设备、调味料已全部实现国产化并形成出口。中国杯状方便面的容器包装，也已采用可降解原料，在包装材料的使用上，中国的标准严于日本。”这些话也是针对全行业和全部产品的，难道在此前主管部门已经进行过全国范围的普查？否则，怎么能作出这样大胆的肯定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食品甚至包括一切商品，最多的问题还不在于是否遵循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而在于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弄虚作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所以标准是一回事，是否达到标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拿方便面来说，主管部门或有关的官员、专家，可以肯定国家标准，可以批驳方便面致癌的误导，却不能轻易肯定中国生产的方便面都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即使以我有限的经验，市场上供应的方便面中就有一些伪劣产品，谁能担保这些方便面也可以放心食用？
如果报道不符合那些官员和专家的原意，那么请他们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主管部门。否则，中国方便面中的劣质产品就会高枕无忧，出了事，连那些“成功品牌”也会受累。
2006年6月25日
民生第一
——什么样的城市能使居民的生活更美好
在世博会举办期间，最引人瞩目的议题自然是这次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议论的焦点不在于城市是否应该使生活更美好，而是什么样的城市才能使生活更美好，同样的城市能不能使所有的居民都过上美好生活？这正是城市发展的本质所在，当然不会随着世博会的闭幕而淡出全社会的关注。
任何城市居民的主体，应该是既非富人亦非穷人的绝大多数城市居民。贫富的标准是该城市的平均水准，因而城市生活是否美好的主要标准就是他们是否能够享受并感觉到幸福，至少使他们能接受改善的速度和程度。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政府的公共财政应主要用于他们，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必须均衡。
前些年经常听到一些专家学者批评中国“千城一面”，指责民用建筑像兵营，都是火柴盒，我以为有一定的片面性。在居民住房匮乏之极、公私资金紧缺之极的条件下，如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最公正的办法解决居民住房之困，在计划经济时代，除了兵营式、火柴盒还能有什么选择？相反，脱离中国实际，鼓吹“租房不如买房”，推出“小康住宅”的样板，盲目发展房地产，尽管大大提高了人均住房面积，造就了花团锦簇的城市景观，却使多数居民离美好生活越来越远。
在多数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准时，就会出现人口由城市中心向周边转移、由城市向乡村转移的趋势。上海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这一水准，却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趋势，原因何在？合并前的南汇区曾在临港新城建行政中心，到与浦东新区合并后，这个待启用的行政中心前途未卜，周围的房地产价值应声而落。如针对人居环境而言，减少一个行政中心实在有益无害，何以房价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呢？联想到国内大多数新城的建设无不通过行政中心的搬迁来带动，答案就不言自明了。为什么只有行政中心的迁移才能带动新城的建设与老城的“改造”或迁移呢？因为最优质的公共资源都会配置在行政中心周围或相邻区域，附近的居民就能享受便利的或高质量的服务，更无资源匮乏之虞。相反，如果自己贸然迁往远郊或乡村，无异自愿放弃已经拥有的公共资源，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复。
现在正在制订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对上海这样已经比较发达的特大城市来说，要锦上添花并不难，以上海市政府能够使用或筹集的财力，要建几项世界第一并非难事。但如何使整个上海市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及公共资源的配置能相对均衡，保证绝大多数居民都能获得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并使真正的人均指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才是关键和难点所在。
例如，几年前，在人均教育经费上，最高的一个区是崇明县的十倍以上，各区之间的差距有数倍之多，各区内部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也不小。这样大的差距怎么能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公正？怎么能做到教育资源的均衡？怎么能不使居民各显神通地择校？上海轨道交通的通车里程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并且在向远郊及外地延伸，但与之配套的公交线路和设施却相差悬殊，中心区与某些地区相当稠密，班次频繁，而郊区多数地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配套的公交线路。这一方面造成轨道交通到哪里，沿线的房价就涨到哪里，但直接受益的区域有限；另一方面，郊区轨交站黑车猖獗，以至成为居民离不开的交通工具。如果我们将文化娱乐、医疗卫生、保健养老、社会保障、治安管理、行政服务等各方面的公共资源进行空间分析，然后与居民的空间分布相比较，就不难发现这种强烈的不均衡。
当然，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高端公共建筑、综合性的或专业性的文化体育设施，只能集中在中心城区或某些特定的区域，有的建筑或设施全城只需要一两座，多了就会造成闲置或浪费，有的即使造得起却养不起。但居民的最低标准必须保证，并且应该逐步提高，缩小与高端间的差距。例如，大剧院、展览中心、综合博物馆、市图书馆、大体育场馆不可能也不必要多建，但达到一定规模的社区都必须具备达到一定标准的公益性的文化、娱乐、体育设施，并且应免费或低价开放。政府不仅要落实建设和配置这些设施的钱，而且要保证经常性的维护、服务及后续提升的经费。对分散的居民，也要保证他们在一定的距离内就能享受到这些设施，否则就应给予适当的补贴。
政府在制订新的规划时，应该公布这类具体的基本配置标准。从现存的地域差异出发，可以允许一定的区域差异，但不能低于最低标准，并在一定的年限（如一个五年计划）内消除这些差异，毕竟这是一个最低标准。
这个标准适用于一切合法的居留者和流动人口，不受他们户籍状态的影响。所谓合法，是指他们的居留并未触犯任何法律或违背该城市依法通过的法规或制度，而不是根据他们是否纳了税或纳税的多少。
一座城市免不了有穷人，即低于该城平均生活水准的居民。产生穷人的原因很多，无非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但目前更多是客观方面的原因，特别是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缺陷。由于户籍的壁垒，很多外来人口（大多数即所谓“农民工”）无法获得与本地居民同样的就业条件；即使从事同样的劳动、纳同样的税，也不能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这种实际上的歧视还延续到他们的子女——不得不在留守儿童与“农民工子女”之间选择，前者意味着缺损的家庭、社会及教育，后者即使能享受义务教育却还是游离于城市之外，最终无法在城市参加高考。不过，如果能通过社会保障让穷人获得最低生活水准，至少可以缓解户籍壁垒造成的人为差异。至于穷人中的特殊困难，只能通过公益、慈善事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