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思想中也非常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在“人者，天地之仁”及“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意义上，他认为“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因此，他批判天子脱离大众而高高在上甚至蔑视群众的倾向，而主张“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魏源：《默觚下·治篇三》，《魏源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45页。，就是说，天子只有把自己当做普通百姓一样，体会民众的喜怒哀乐，才是将天下视为天下人的天下。但是同时他也对“上下相知”、“上下情通”的难度有充分的认识。他说：“人材之高下，下知上易，上知下难；政治之得失，上达下易，下达上难。君之知相也不如大夫，相之知大夫也不如士，大夫之知士也不如民，诚使上之知下同于下之知上，则天下无不当之人材矣；政治之疾苦，民间不能尽达之守令，达之守令者不能尽达之诸侯，达之诸侯者不能尽达之天子，诚能使壅情之人皆为达情之人，则天下无不起之疾苦矣。”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全集》第12册，第65页。只有“公议无不上达，斯私议息，夫是之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也”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二》，《魏源全集》第12册，第67页。。
与《邻草》中特别强调“人和”一样，在近代中国对这一问题也很早就有了充分的认识。据《郭嵩焘日记》记载，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二十四日，咸丰帝与郭嵩焘（1818—1891）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上曰：汝正折所言，或尚有不能形之笔墨者，当尽情陈说，不必隐讳。臣奏言：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曲不能尽知，如何处分得恰当？事事要考求一个实际，方有把握，故以通下情为急。”《郭嵩焘日记》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5页。这是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直接向皇帝直接提出“去隔绝”和“通下情”的紧迫性，而这也是此后郭嵩焘要求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第130页。
与《邻草》几乎同时完成的冯桂芬（1809—1874）的《校邠庐抗议》（1860—1861），也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的名作。其思想形成，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参以杂家，佐以私议，甚且羼以夷说”，但是又声明其“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自序），上海书店，2002年，第2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为何在当时却受制于小夷，即所谓“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他对西方的长处和本国的弊端进行对比，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有以下四个方面“不如夷”，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同上书，第49页。这四个方面可以说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君民不隔不如夷”明显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对于优秀的制度（法），他的态度是：“法苟不善，虽古先吾弃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同上书，第75页。也就是说，他是要舍弃传统的“华夷”标准，而建立以现实的“法”的善恶作为新标准。
在政治制度方面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化建议。比如在官吏的考核和提拔上强调“博采舆论”、“公举”、“公论”的重要性。他指出：“官则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至各官考绩，宜首以所举得人与否为功罪，以重其事。所谓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自序），上海书店，2002年，第2页。特别是他提出的“荐举之权，宜用众不宜用独，宜用下不宜用上”同上书，第41页。的主张，被后来顽固的保守者看成是“民权说”而加以反对。但是同时也有开明官吏认为“用人凭公论，固是古法，而西人议院亦是此意。此法行，而徇情纳贿之弊可除”。李侃、龚书铎：《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介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校邠庐抗议〉签注本》，载《文物》1978年第7期。收入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见该书第126、124页。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民权、议院这些概念虽然在《校邠庐抗议》中没有提及，但这样的思想因素已经呼之欲出。
除了在人才选拔上提倡要尽可能重视大多人的意见和地位低的人的意见外，在管理制度方面，他也详细地提出了“公举”的方法和“公所”的设置方式。例如，他“酌古斟今，折中周、汉之法”而设计了一套地方民主管理体制，就是说：“县留一丞或簿为副，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皆以诸生以下为限，不为官，不立署，不设仪仗，以本地土神祠为公所。民有争讼，副董会里中耆老，于神前环而听其辞，副董折中公论而断焉。理屈者责之罚之，不服则送正董，会同两造族正公听如前，又不服送巡检，罪至五刑送县……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异绩殊誉，功德在闾里者，许入荐举，有过者随时黜之，……有罪即与凡民同。”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12—13页。冯桂芬也十分重视作为体现“人和”的“通上下之情”。他说《校邠庐抗议》中所强调的“重儒官、复乡职、公选举”都是为了“通上下之情”。同上书，第35页。以“诗”来通上下之情是中国的传统，因此他提倡“陈诗之法”并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认为“通上下之情，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微而显，婉而讽，莫善于诗”。他的“复陈诗之法”就是“令郡县举贡生监，平日有学有行者，作为竹枝词、新乐府之类，钞送山长，择其尤，椟藏其原本，录副隐名，送学政进呈，国学由祭酒进呈，候皇上采择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学政，上其名而赏之，无效者无罚。诗中关系重大，而祭酒、学政不录者，有罚。”在论述通上下之情时，还特意提及“上与下不宜狎”、“不宜隔”等一些应该注意的具体细节。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34、35页。
冯桂芬小心翼翼地将其民主思想包裹起来，使之“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这正表现了其思想的根本特征，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同上书，第57页。，而此命题成为了在近代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中体西用”这一文化方针的滥觞。
3中国与日本“启蒙思想”的异同
1.幕末日本的洋学与清末的洋务派
加藤弘之所供职的蕃书调所是江户幕府于1856年设立的一个洋学研究和教育机构。这里集中了日本全国的洋学精英，是日本洋学的中枢所在。在锁国体制下，幕府的外交事务很有限，多委托长崎奉行（官职名，掌管长崎市政的长官，包括海外贸易与海防）办理。1853年美国舰队叩响日本国门，并在翌年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国门被打开。不仅是外交上的必要，面对西方势力的迫近，对西方军事技术及其基础的自然科学的了解成为当时不可回避的课题。而且蕃书调所还承担了在输入洋学的过程中防止有害于国家的思想意识进入的监察任务，表现了其维持幕藩体制的立场。加藤弘之在其自叙传中就写作《邻草》的目的作了如下的说明：“西洋各国有所谓议会者，是阐述建立监督防止政府的专制的制度的，实际上是考虑到有必要改革当时幕政而写的”，其执笔的意图是站在幕府的立场，如田畑忍所解释的那样，是“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封建制中吸取立宪政体、力图维持幕府体制的现状维持的改良主张”田畑忍：《加藤弘之》，吉川弘文馆1976年新装版，第20页。。
在日本，当时以土佐藩和福井藩为首的开明各藩实际上已经有议会论思想的苗头，就是说幕府体制内部也已经有立宪思想的萌芽。田畑忍指出：“无论是现状打破论者还是现状维持论者，都希望走向列藩会议论，但是他们绝非充分理解了纯粹的欧美立宪思想，就是说他们对要通过怎样的训练来完成议会制度和如何运用此制度并不知道，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进行科学的严密的研究。加藤弘之的情况也不例外。”同上书，第21页。因此，加藤弘之这一时期的“议会论”，充其量也不过是为了维持德川幕府的“列藩会议论”的一种表现而已。参见李晓东《近代中国の立憲思想：厳復·楊度·梁啓超と明治啓蒙思想》，第162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像蕃书调所所代表的官方的洋学，在整个幕末洋学中只是冰山一角。能够入蕃书调所学习的开始只限于幕府将军直属家臣即“直参”的子弟，后来才允许这些家臣的臣子即“陪臣”也可以入学。而当时社会上的洋学塾遍布各地，据统计有上万人受过洋学教育，其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基层。参见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49页。从实用方面而言，早在1668年，长崎的荷兰语翻译、医师西玄甫（？—1684）就拿到了西医的医学证书，善于用西医来进行外科治疗。而对欧洲政治制度的关心，早在1825年，吉雄忠次郎的译著《谙厄利亚人性情志》中就论及英国的立宪政治。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献解題》，第401—402页。而在1826年兰学者青地林宗译述的《舆地志略》中的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英国议会的两院制度，是日本最早介绍欧美议会政治的著作之一。尾佐竹猛：《維新前後に於ける立憲思想の研究》，中文馆书店1934年版，第18页。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献解題》，第107—108页。关于西方的哲学思想，高野长英写于1835年的《闻见漫录》中的《西洋学师之说》收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从古希腊的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底斯多德，谈到笛卡儿、莱布尼兹、洛克、沃尔夫，是日本最早的介绍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对西方的哲学史已经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