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的十年，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然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不断加大。为了应对来自欧美国家的“贸易战”“汇率战”，中国必须开始理解并争取国际话语权，理性地化解外部风险。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还来自后危机时代主要经济体不可避免的普遍通胀，这对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一个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必须继续坚持“走出去”战略，将外汇储备变成能够抵御通胀的资产。同时，调整已经过时的利用外资的政策措施，加强对国际金融机构资金产业和地区投向的引导，提高资金利用的质量和效益。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无疑是中国化解外部风险的一个缺口。
一、如何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
2009年9月，在G20匹兹堡金融峰会上，围绕IMF增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话语权”争论成为热门话题。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话语权，好像话语权就是增加在IMF的投票权比例，其实那个不叫话语权。真正的话语权，是我们能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建议。可见，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是，要弄清楚我们要争取什么样的国际话语权，以及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首先，争取话语权是争什么？如果将争取话语权仅仅等同于争取更多的份额，意义并不是特别大。比如，如果将争取金融秩序中的话语权等同于争取IMF的份额或者其他的份额，那就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话语权的意义。美国的话语权不仅仅在于它所占的份额，而在于在很多问题上能提出一套东西来，别国经常拿不出一个比它更好的建议来。
同样是发达国家，日本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声音就非常弱。从经济实力来说，日本比很多西方国家都强都大，但是在话语权、影响力的问题上日本相当差。原因何在？主要有四个问题，一是日本国内政策协调太集中；二是日本的官员调动太频繁；三是日本缺乏大量高质量的智库；最后是语言的问题。日本存在的这四个问题，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可见，争取话语权，要看一个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在智力上的软实力。
其次，不能把话语权理解成吵架的权利、搅和的权利。在政治事务中，世界上不乏一些爱搅和的国家。比如，当年卡扎菲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之长，把同声翻译都累坏了。这是话语权吗？我认为也不是。可能说得很解气，也会得到一些人的喝彩，但是并不能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没有任何建设性、可操作性，结果是说了也白说。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搞不好还收窄了自己国家的发展空间。
最后，什么是好的国际话语权呢？关键在于，要拿出东西来，拿出大家都能大体上接受的可行的方案来。话语权最重要的是建议权。在新规则的制订中，很多方案都要拿出来比较。我们可以很容易去批评别人的方案不好，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但是如果拿不出一个比别人更好的方案，而且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如果只考虑本国的利益，就不会被别人接受。这样的方案通不过，最终结果只能是跟着别人走。
在争取国际话语权方面，我们有一些劣势。比如，长期的闭关自守，在金融领域和市场经济上仍然是一个新兴国家，我们的研究能力和实战水平远远不够，对好多东西还没有搞清楚。这些都是我们的劣势。
我们也有很多优势。首先，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说我们更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能够放下架子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地、开诚布公地讨论。其次，由于我们相对比较强的实力，使得发达国家也不能小视中国的意见。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意见沟通的桥梁。而且，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人力上的优势，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动员优势。中国有句古话，“三个臭皮匠顶过诸葛亮”。这些国际规则，我们现在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有人，有很多人。可以把问题分解了，每一条规则找好多人一起研究，一个问题拿出多个方案比较。别的国家一个人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找几十个人去研究，总能把它搞清楚。我们不但有国内的学者、银行家、企业家，还有大量的海外留学生、国际组织官员，都可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是靠争取的，如果不去争是没人愿意给的。那么，如何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呢？
首先，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核心在于我们的定位。我们争取话语权，是仅为本国争取利益，还是同时要照顾到别的国家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上我国的定位是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个负责任，我认为指的就是要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担当起维护世界和谐的责任来。当然，不排除在短期内，在个别领域、个别事情上吃一点小亏，让一让步。
其次，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是发挥我们组织上的优势。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靠政府几个官员的关门研究，而是要发动社会广泛参与，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组织，要建立一种机制、一个政策研究体系来全面系统地研究。要搞清楚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发达国家在想什么、发展中国家在想什么；中国的利益何在、其他国家的利益又在哪里；其他国家的建议是什么，对我们有利、不利的地方各自在哪里？我们的方案又是什么，等等。
最后，要做这些，就需要有一定的投入。为此，国家应该整合资源。实际上，社科基金、学校科研资金、各部委研究资金也都不少，如果有一个机制去把那些无用的、意义不大的项目砍掉，把一部分资源整合起来，就足以支付这些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研究。
国际上重大规则的变化是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发生一次。前几次规则制定时，由于中国没有实力参与，更没有势力去争取话语权，因此，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能按“国际规则办事”。客观地说，在我们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的一段时期里，这些国际规则比我们原来实行的那套机制要好，因此才有了过去30年的辉煌。但是，当中国发展起来了，当我们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部分时，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制约我们的发展空间。例如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汇率体系的安排、国际金融的安排、对资本流动监管的安排等，在这些体系中，我们都处于被动挨骂的地位。
此次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重大变化已经不可避免。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参与能力，因此在未来几年中，要对一些大的规则提出自己的诉求和方案，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规则的变化能给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下几代人的发展创造很多新的机会。相反，如果国际规则向对我们不利的方向发展，就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制约。
二、如何将“外储”变为资产
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如何使我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我认为，应加快实现把外汇储备转换成资产的步伐与规模，以投资一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开路，配合资源开发等以企业群为主导的多种投资合作项目，是一种投资风险小、收益稳定、又有利于投资接受国发展的好方式，而且还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对中国来说，这不但能减少未来全球性通胀对外汇储备带来的损失，还能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企业国际化的步伐。
1.过量外汇储备的风险与机遇
我国外汇储备从1999年的1500亿美元急剧增加到2011年的31 810多亿美元。大量的外汇储备加强了国家抗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与机会成本。外汇储备一般都投资在风险低、流动性好的发达国家政府与大机构的债券上。从未来国际经济趋势来看，为了走出债台高筑的困境，西方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增加税收，二是通货膨胀。在选举体制中，增税的方式不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而通货膨胀则等于是变相收税，不仅收本国人民的税，还相当于收了拥有该国货币的其他国家与人民的税。因此，各国都有推高通胀的动机。
在世界经济开始真正恢复时，很可能会出现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传统的国际货币之间的互相转换并不能规避外汇储备的投资风险。
2.以基础设施先行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模式
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发展潜力，但这些潜力有的发挥不出来。除了政治体制原因，还有就是这些国家缺基础设施，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和技术应该说是举世闻名。我认为，可以选择一些政治比较稳定、对我国比较友好、又有着丰富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以投资基础设施开路，配合以资源开发、进出口加工等以企业群为主导的多种投资合作项目，是一个投资风险小、收益稳定、又有利于投资接受国发展的好方式。
“要致富、先修路”是我国在反贫困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发展中国家潜力发挥不出来的最大制约就是缺乏基础设施，而这正是我国的强项。根据国家进出口银行测算，2008～2012年，东盟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规模可能达到2023～3565亿美元。世界银行估计，非洲国家未来5年也有37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中国通过带资建设的方式，帮助一些符合条件的发展中国家修建配套的港口、公路、供电、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一则能解决这些国家的发展瓶颈，二则能把一部分外汇储备变成资产，三则能充分利用我国在建材、装备制造业中的大量过剩产能。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些基础设施投资风险较小，因为其本身能通过收取港口费、过路费、电费、水费、通信费等给投资者以回报。因此，也不会造成投资接受国的财政与经济负担。
与国际组织单一地修建基础设施项目不同，我们可以同时发动一批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发矿产资源、建设出口加工区等。有了基础设施支持，这些项目投资的成功率与回报会比较高。反过来，配合综合开发项目的收益，基础设施的投资风险也会比国际组织的单一性项目的投资小得多。
我国很多企业正在走出去投资。但是，全球化的企业不仅要有并购的能力，更要有并购后整合与管理的能力。在这些方面，我国企业的能力明显不足，特别是缺乏全球性管理和对全球性企业文化熟悉的人才。关于走出去，从早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成功经验来看，有协调、有规划的集群式地对外投资，可以解决单个企业能力不足的缺陷，形成一定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减少无序竞争的集群效应。这些成功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当前，通过对外援助，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在国外有了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但从把外汇储备变资产的角度来看，还需要较大地扩大投资规模。而且，要有其他项目的梯度开发相配合，才能发挥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
可以考虑利用国家对外援助赠款，与投资接受国一起，先做一个通盘的投资规划，把梯度开发的项目、潜在的投资集群企业、前期的可行性研究都做好，尽早开始招商引资。这样一来，可以在开始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着手实业投资项目。而且，参与实业投资者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中国公司，其他国家的公司，只要愿意也可以参与合作。
这种充分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把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企业群对当地的深度开发投资一起规划与实施的模式，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一种新模式。可以考虑先在一些周边国家和非洲一些政治经济稳定、对我国长期友好的国家先试点，形成示范效应后再逐步推广。
3.以企业为主的对发达国家的合作投资方式
我国企业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有多种形式。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直接购买发达国家企业的股份、自己来当大股东的模式，对于在国际化程度上尚处于初出茅庐阶段的中国企业来说，风险极大。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来说，我们的管理能力、公司治理水平、对国外法律法规的驾驭水平还达不到那种境界。实际上，即使在西方国家，兼并与收购（M＆A）的成功率也很低。
在现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更多地采取与国外企业合营合作的方式，去收购一个现有项目或是开发一些新项目。在选取合营合作方时，可以优先考虑那些已经在我国有合资项目的国际领先企业，通过这些企业将中国的企业带出去投资。由于有长期在中国的合作关系，企业之间相互比较了解，对国外合资企业的经营状况、市场动向、新技术、项目的回报都有着较多的了解，因此，成功机率较大。
国际上的大企业基本上都在中国有合资企业。把这个大头抓住了，就可以有较大规模的企业能走出去。而且与外国企业一起走出去，还能减少政治上的敏感问题。例如2010年，中石油联合壳牌成功收购澳大利亚阿罗能源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整个收购价为35亿澳元，双方各占一半的股权。合资公司拥有阿罗能源公司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煤层气资产和电力等业务。中国石油和壳牌将凭借其领先的煤层气技术实力、资金后盾、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以及市场销售能力，为澳大利亚的煤层气-液化气行业的发展起到龙头作用。借助澳大利亚的资源优势，英荷壳牌将逐步把公司的发展重点从下游业务转移至上游业务，中石油则借助资金优势进一步布局海外。
类似这样的合营合作的对外投资方式，应该尽可能地发挥我国企业的优势。比如，中国企业可以在选派员工、提供投资产品与机械设备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诸如中国企业不很熟悉的国外法律、劳工、文化等问题，可以由外方合作者解决。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要去当最大股东。这样可以减少风险，同时又能收到投资回报，并能学到开拓市场和管理等知识。
4.对外投融资机制上的创新
要大规模、低风险地把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转换为资产，需要有对外投资机制上的创新。
首先，在国家层面，要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战略。要充分利用外汇储备为中国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同时也能为缓解世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其次，在操作层面，政府应出面与接受投资的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像对世界银行与其他国际组织一样，接受投资的国家要对基础设施项目给予一定的财政担保。同时要解决国内在项目审批、外汇管理、资产监管、企业间协调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障碍，增加部门间的协调，提高行政效率，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和支持政策。
再次，在投融资层面，要对参与这种投资模式的企业有新的融资渠道。可以考虑加大类似中国—东盟、中非投资基金等的规模，加大对国家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的资本金注入，加大对中投公司的资金注入，扩大原有的由商业银行、投资公司积极参与的投融资机制规模，创造一些新的投融资机制。比如，企业在外国的投资股权可以作为抵押，由国家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或商业银行发放长期贷款。其中的一部分可以是可转换成股权的贷款。通过债转股，在一些成功投资项目上银行得到较高回报，以补偿失败项目的损失等。
三、如何更有效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资金
国际金融机构资金是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30年来，中国利用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为经济建设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现在，我们手握3万多亿的巨额外汇储备，一方面，中国用外汇储备来购买外国政府较低收益的国库券，另一方面，却又以较高的利率成本向国际金融机构借钱。因此，新形势下，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措施应更加适应新形势，加强对国际金融机构资金产业和地区投向的引导，提高资金利用的质量和效益。
1.中国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建设了一大批重点项目，部分缓解了当时外汇及财政资金的短缺困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我们从国际金融机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国际管理经验，对中国经济增长、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贷款项目越来越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世界银行出版的《中国国别援助评价报告》指出，对华贷款的行业结构变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基础设施的贷款比例逐渐上升，占1998～2002年财政年度贷款的52%，远远高于世界银行基础设施贷款占财政年度贷款32%的平均比例，而在其他国家这个比例在逐渐下降。又如，在亚洲开发银行未来三年的项目规划中，仅公路、铁路和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项目就占到60%以上。
第二，贷款项目的引进效益在逐渐降低。例如，十几年前，中国通过这些贷款项目还能引进一些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但是今天这些经验已经成为国内基础设施工程的标准做法。又如，尽管有些贷款项目为中国引进了先进的机制，却有许多好的机制没有大规模推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外汇储备比较充足。一方面，用外汇储备来购买外国政府较低收益的国库券；另一方面，却又以较高的利率成本向国际金融机构借钱，投资到不少国内政策银行、商业银行也愿意贷款的项目领域，形成不必要的竞争。
第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不断减少。仅从资金成本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手续繁杂，时效性差，隐性成本较高，如不考虑引进先进机制的因素，优势并不突出。随着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已经逐步退出国际金融机构的“软贷款”窗口。其他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第四，当前的政策和运行机制愈来愈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随着国际多边和双边低息贷款的退出，按“统借自还”的还款原则（即项目单位负责还款的机制），国际金融机构具有较大优势的公共财政领域项目因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不高，很难被列入中国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贷款规划。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未来几年的项目规划看，大部分的资金投向仍然局限在具有较高经济收益的传统基础设施领域。
“十二五”期间，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更加注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建设，财政政策正逐步向支持农业、科教文卫、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扶贫和西部开发等领域倾斜。但是，国际金融机构资金却大部分被现行政策排除在这些领域之外。因此，如果继续执行当前的政策和项目运行机制，中国有效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路可能会越走越窄。
2.有效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几点建议
我们认为，当前急需通过适时适度调整利用资金的政策措施，加强对国际金融机构资金产业和地区的投向引导，充分发挥项目的示范作用。
第一，建立合作发展新模式。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的根本目的是“引进新机制、试验新方式、开拓新领域”。在不同的投资领域，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职能定位应有所不同。例如，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环保等纯公共财政领域，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目的是引进国际公共资金的投资、监管、绩效评估的方式、方法，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供创新示范工程。
又如，在准公共财政领域，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目的则侧重于通过借鉴国际经验，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作用。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在一些不熟悉的准公共财政领域项目中，国际金融机构先与政府一起，引进国际成功的运作方式进行试点；试点成功后再由国家政策银行与国际金融机构一道在合适的省市进行较大规模的推广；通过数次试点后，证明这种项目具有还款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再逐步转为由商业银行融资或由社会资金投资。政府资金在这些领域只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
按照这种模式，国际金融机构可以有所作为的新领域包括：节能新机制的开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小服务业发展、职业教育、农村小额贷款、农村龙头企业发展以及新能源的开发等。
今后，国家有关部门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的政策调整着力点应该更加支持“创造新机制、探索新路子”的好项目，要把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源纳入政府改革规划，使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与社会改革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改革机制与领域的选择上，要积极充分地利用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源帮助解决改革中的难点问题，解决“十二五”期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重大战略问题。
同时，还要大范围推广先进的机制，推广好的试点项目，在推广新机制、新方式上下工夫。过去，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的过程中，付出了很高的成本，但因为有些机制和管理理念过于超前、执行成本较高，或者不少项目执行单位以完成工程量为主要目的，很多新机制和新经验没有及时推广，没能充分发挥好示范效益。因此，今后利用资金的政策措施还应当向那些可推广的项目倾斜，政府有关部门和国际金融机构也都应当把“是否能推广”作为选择项目的重要准则。
第二，建立更为灵活的还贷机制。2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实行的“统借自还”的还贷机制较好地防范了许多国家出现的还款道德风险问题，加强了项目单位的还贷责任，有力地保障了项目质量。但是，“统借自还”的弊病在于：那些社会效益较好，但经济效益不佳，或经济效益较难把握的新领域、新项目，往往被排除在国家向国际金融机构借款的规划项目之外。
因此，急需建立更为灵活的还贷机制：在“统借自还”的大原则下，对于那些政府准备用财政资金投资的纯公共领域项目，项目虽然没有还款能力，但是应当充分考虑其新机制的示范意义，在没有国际赠款来软化的情况下，可以用一部分国内财政无偿资金配合软化贷款，减轻项目单位的还款压力。
为防范项目单位的还款风险，也可以把还款责任和方式的选择权下放到省级政府。如果省级政府认为项目能解决省里急需解决的问题，愿意动用省财政的预算来还款，就由省级政府来决定贷款的还款方式。这种还贷机制与目前中央财政代替省级财政发债的还款机制比较接近，可操作性比较强。对那些中央政府需要试点的改革项目，中央政府可以考虑给予一部分配套的财政资金。目前，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期限一般都在20年以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省级债务负担将会不断削减。事实上，只要规划得体，把还款计划列入省级财政预算，不会出现还款的风险。
第三，扩大人民币债券使用范围，减轻外债负担。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主要负面作用是增加国家外债。一方面，在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今天，没有必要向外举债。另一方面，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中的实际支付80%左右用人民币。国际机构外币贷款实际上大部分通过换汇进入了国家外汇储备。可是，按现在的还款规定，项目单位未来要还美元，自行承担汇率风险。因此，如果人民币贬值，就会增加项目单位的还款负担；如果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中央银行就得承担汇率损失。
为解决这一难题，可以把国际金融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所得扩大到对政府部门的贷款。经国务院批准，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已经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券）。按目前的规定，人民币债券只能用于对中国的私营企业投资。如果项目单位用人民币贷人民币，用美元贷美元，项目其他的运行机制仍然按照国际金融机构的外债管理办法，这样不但减少了项目单位的汇率风险，也减少了国家外汇储备的压力，而且还可以通过国际金融机构项目引进国际经验。
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其让国际金融机构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再通过财政部的担保把这笔钱借给国内机构，还不如由财政部直接发行人民币债券。我认为，这一观点仅仅从资金的角度看待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按同样的道理，国家财政部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美元债券，其成本也不见得比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利率高。但是，我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的根本目的是引进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使用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也是在“花钱买机制”。
当前国际社会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而且正大量增加对外投资，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不应该再向中国提供大规模贷款。因此，利用国际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贷款，可以摆脱受制于国际金融机构贷款额度和方向的限制，使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更好地为我所用。随着中国从世界银行软贷款窗口“毕业”，利用国际多边与双边机构资金在未来几年内将大幅下降，国际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债券，原则上解决了外债增加的后顾之忧。因此，可以考虑适当扩大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规模与范围，加大国际经验与机制的引进力度。
第四，继续有效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初步总体设想。首先，成立专家小组，配合有关部门总结其他国家的成功与失败经验，抓紧制定未来五至十年中国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新战略，并确定适合新战略的利用外资新领域、项目申请与审批方式，特别是针对不同情况下的贷款还款新机制，加强国际金融机构资源在体制改革、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新农村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项目示范作用。其次，抓紧研究把国际金融机构人民币债券贷款扩大到对政府部门贷款的可行性，可以考虑先在一两个省进行试点。
最后，研究如何与国际金融机构一道，加强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增强产业和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同时，加强对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把中国的发展经验介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本书上篇在讨论亚洲经济的前景时曾指出，由于历史上战争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原因，亚洲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一直落后于世界其他各大洲。近年来，这种争端呈现出上升的势头，比如朝鲜半岛问题、俄日“北方四岛”争议、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黄岩岛、南海问题等。这些不确定的国际政治因素，不仅影响了争议各方经济贸易的发展，而且也给刚建立不久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带来挑战。
但是，正如十多年前我们无法想象一盘散沙的亚洲国家能够建立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一样，今天，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关头，中国更应该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新机遇，防范风险，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新机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即CAFTA，是中国与东盟十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2010年1月1日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区域内的贸易提供了大量的新机会，这自不待言，同样重要的是也扩大了投资机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超额外汇储备、正在准备大规模走出去的国家来说，这一机会又显得格外重要。我国需要转移出去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要探索新模式。以集群的方式，以上下游一起出去的形式走出去，风险会小一些。有了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可以由国家出面，在东盟国家建立一些中国投资区，这样就可以在整体环境不尽如人意的国家中，创造出一个投资的小环境来。这些都需要先由政府层面来协调，再由企业去执行。
乘自贸区的东风，人民币区域化也能够更快地推进。东盟地区是人民币区域化的先行区。在贸易便利化与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推动人民币区域化是顺理成章的事。自2009年7月以来，中国银行已经在东盟多个国家用人民币结算。
自贸区的建立也给资本市场带来很多新的商机。广西、云南、广东等与东盟贸易与投资活动频繁省份的上市公司捷足先登，在市场扩大、产业升级、对外投资、多元化融资上抢占先机。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贸易、电子零件等领域的上市企业，很多都能从自贸区的建立上获利。但是到目前为止，对资本市场如何充分利用自贸区机遇的研究还不够，值得深入发掘。
当然，在自贸区的推进中，也还存在着许多挑战。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东盟企业非常担心零关税后竞争不过中国企业。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本来长期保持对中国贸易顺差的一些国家反而变成了逆差。东盟一些媒体也要求他们的政府推迟与中国的关税减免。这些新动向很值得注意。应该看到，在自贸区的建设上也有着激烈竞争。如果我们不抓住机遇，迅速拓宽市场，占据有利商机，这些机会就会稍纵即逝。
2.扩大区域对外合作的风险何在
早在2009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就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讲话中表示，中国决定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支持东盟区域基础设施、能源资源、资讯通信等领域的建设。另外，在3～5年内，中国还将向东盟国家提供150亿美元信贷，其中包括17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合作，不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东盟合作的诚意，也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一个新的里程碑。此举意味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中国今后会承担更多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与此同时，这些项目的实施也能扩大中国产品与劳务市场，实行多元化的资源利用。应该说是一个双赢的举措。
然而，从国内外对外援助的历史经验来看，仅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还不一定就能够成功。世界上不乏那些花了钱办坏事的国际援助项目。特别是当援助规模扩大，合作领域拓宽时，风险也随之增加。为此我建议：在推行与东盟合作中，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与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的方式，减少大规模对外合作的风险，扩大我国的援助效应。
扩大对外合作的风险，来自各个方面。
第一个风险是如何找到好的投资项目。这是投资合作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风险。应该说来，一个好的项目需要经过选题、设计、可行性分析、环境评估、社会影响评价等很多步骤。一个概念很好的项目如果在这些细节上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功亏一篑。与非洲国家相比，东盟诸国发展水平更高一些。经过30多年和平建设，很多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均已建成。我国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投资这么多的项目，精心挑选项目就显得格外重要。
第二个风险来自政策上的风险。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很慢，除了资金不足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策与策略方面的缺陷，在于改革不到位。中国过去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观点。投资项目的成功与否，有时也跟配套的政策改革能不能执行息息相关。而这些政策改革的提出，需要认真研究，需要对受援国的国情与政策有长期的积累。没有配套的政策改革措施，投资项目效果可能会是事倍功半，严重影响合作项目的质量与数量。
第三个风险来自项目还款的风险。除少数的赠款与一部分的股权投资之外，我国与东盟合作主要是采取贷款的方式。这就涉及还款的问题。尽管绝大部分的贷款有受援国的担保，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有时国家的担保也不一定可靠。
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出其他的各种风险，重要的是如何化解这些风险。除了合作项目的科学评估、合作国家的审慎选择外，我认为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可以化解部分风险。
3.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可以化解部分风险
包括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在东盟国家中有着长期的工作经验。加强与它们的合作，不但能够加快我国与东盟的合作进程，还能够减少项目风险，扩大影响，保证项目还款。
首先，这些国际组织在东盟国家长期工作，有着很多的项目储备，在挑选项目与项目执行上有着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与它们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必再重复选项与进行可行性研究。这些项目都是东盟国家急需推动的，但由于国际组织每年的资金有限不能及时安排，因此，我们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既可以加快项目的进程，又可以节省很多项目前期准备的时间与经费。
其次，国际组织一般都十分重视与项目配套的政策改革，这就保证了项目的顺利进行。我们可以挑选一些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项目与合适的改革措施，与受援国一道，加快合作的步伐。国际组织还有一整套保证项目还款的机制。因为多个国际组织有一个联合的对不还款国家的制约机制，参与或部分参与这个机制，就能更大程度上保证了按时还款的可能性，减少了坏账的风险。
最后，大规模对外经济合作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人的因素。在国际合作上我们还缺乏人才。与国际组织合作，能够帮助我们培养一大批人才。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学到大量的知识与技能。这是在短期内提高合作执行能力的一个好途径。
当然也应该看到，国际组织本身也有局限性，在它们的项目中也不乏失败的项目与不成功的政策。我们可以仅挑选那些对受援国和对我国都有利的项目与政策进行合作，还可以根据我们的意愿，对项目的设计与执行进行修改，使之更有操作性，更有实效性。这也是我们对国际组织的贡献。
4.与国际组织合作的模式
与国际组织合作可以有不同的深度和广度，也可以有多种方法。
第一种模式是比较紧密型的，即共同设计、共同进行可行性研究、最后以共同融资的方式加入这个项目。中国与国际组织均为项目的投资方，借款国向双方承担相同的还款责任。
第二种模式是平行投资的模式。把一个大项目分成几个子项目，由国际组织与我国有关机构各选一些子项目进行独立投资。但子项目之间的协调要有一定的机制来保证。借款国可以承担相同的还款责任，也可以是不同的还款责任。
第三种模式是更为松散的模式。我国的投资可以是国际组织的上游或下游投资，彼此之间垂直分工。例如，对国际组织的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我们提供后续援助，或是在我们投资项目基础上，国际组织提供后续投资。在形式上这是两个项目。但因这些项目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在设计上游项目时，就要把下游项目设计好。同样，国际组织与我国有关部门的紧密合作十分重要。
在股权投资的项目中，同样也可以有各种合作方式。股权投资的项目一般都是没有政府担保的民营企业的项目，风险更大。对于我国有关部门来说，这方面的投资经验就更缺乏，与国际组织合作的愿望应该更为强烈。关于这方面的合作，没有很多现存的机制可借鉴，需要重新设计。
总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无论是从国际话语权角度，还是通过“走出去”战略，将外汇储备变为能够增值保值的资产，甚至是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资金实行战略调整，都是中国化解外部风险，应对以上挑战的突破口。同时，也是推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甚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开始。
如何抓住东盟自贸区成立带来的机遇，是中国经济理性化解外部风险、预防“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