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7日，沈从文收到了林徽因的回信。她在信中这么说道：“接到你的信，理智上，我固然同情你所告诉我的你的苦痛，在情感上我都很羡慕你那么积极那么热烈那么丰富的情绪，至少此刻同我的比，我的显然萧条颓废消极无用。你的是在情感的尖锐上奔进！……你希望捉住理性的自己，或许找个聪明的人帮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想把它安排妥帖一点，你竟找到我来，我懂得的，我也经常被同种的纠纷弄得左不是右不是……”
在信的结尾，林徽因建议他抽个时间过去谈谈。沈从文心里正烦着，早就想找她开解一下了，放下信就去了梁家。
看着痛苦的沈从文，林徽因有一瞬间的失神。她想到从前的自己，想到那份茫然失措的感觉，既感同身受，又有种“无力感”。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明白：这样的事情，处理得再圆满，手段再高明，都会留下伤痕的。有人会受伤，有人不得不黯然离去，不可能毫发无损。
她打起精神，如同一个母亲一样开导沈从文。他们谈感情、谈人生、谈文学、谈人性，谈得深入而透彻。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出轨也算是“酝酿”许久了。
在中国近代文坛上，沈从文是个很特殊、很个性的作家。他学历非常低，连小学都没毕业，可他不但当上了大学的老师，还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既高质又高产，其文学价值之高，世所公认。就连挑剔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说：“他的价值是，包括鲁迅在内，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比得上他。”
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可惜他在那一年去世了。如果不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有不能颁给去世的人的“传统”，沈从文极有可能拿到“诺奖”。
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
——马悦然
这位才华横溢的天才作家，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却天性浪漫、敏感多情。无论他现实的生活多么如意快活，他都需要一种带有梦幻色彩的生活。他一度梦幻般地爱着张兆和，给她写出了那么多带有梦幻感的情书，最终感动了张兆和，摘下了这朵高傲的黑牡丹。
可是，张兆和一不梦幻、二不了解他的文学。就连他们的爱情，都多少有些被“逼迫”的成分在里面。就像沈从文后来半抱怨半怀疑地说：“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她感动，却未必深爱。
而且，张兆和务实地看到了除去爱情之外，现实生活给她的考验。她原本是张家的三小姐，自小衣食无忧。可嫁给沈从文后，过得却是家徒四壁的生活。这倒也罢了，沈从文不要张家给的嫁妆，却喜欢收集昂贵的古董和文物。而且，他们还要养着沈从文的九妹。
这些巨大的生活压力，迅速消磨掉了张三小姐的娇气。她开始挽起袖子，去做一个合格的主妇。她没有抱怨或后悔她的选择，她只是觉得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她付出更大的精力。毕竟，再美的情书也不能果腹。她曾经写信给沈从文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她忠实于活着的造化，放弃华服美饰，安于自己粗衣粗食的生活。
可这样的婚姻生活不是沈从文真正想要的。“做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他却坚信“生命中有比理想更具势力的‘情感’”。“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黏附的诗。”
所以，他在新婚期写出了悲剧色彩的《边城》。“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他很伤感，也有些惘然。也许，他的翠翠，永在湘西吧！他带不走她，或者带走了之后就变了，不再是翠翠了。这让他情何以堪！
所以，在高青子来到身边时，他出轨了。
原谅我，我只是个寂寞的顽童
“从文，生活大部分时候是读不懂浪漫的。”
说了那么久，林徽因有些乏了。不知为什么，她竟有种心力交瘁的感觉。也许是今天的话题触到了她的情衷，也许是长时间的谈话确实很费力气。渐渐地，她的声音不复初见面时的活力了。
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林徽因
林徽因和沈从文都是“文艺范儿”的人，心里总有些别样的情怀与细腻。这是一般人理解不了，也承受不了的。所以，她固然艳羡他的积极热烈，却说不出纵容的话；他虽然希望生活中永远都可以有“横溢的情感”，却还是不能让它影响、覆灭现有的生活。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人生。
跟她幻想的不一样，也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所以，他们两个，一生中虽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东西必须守护，却还是免不了会有遗憾。
但是，沈从文是比林徽因寂寞的。他没有志同道合的爱人，也没有那么多关心他、爱惜他的朋友，他的一生都很寂寞。他对文学的热情，对湘西的执念，对他想构造的“希腊小庙”的追逐，对生活永不停息的幻想，都托付给了寂寞寒凉的时光。忍不住回头想要顾盼一下的时候，却常常发现只有自己的影子默默地跟在身后。
这恐怕就是沈从文对高青子或者高青子们欲罢不能的原因。他实在是太孤独了。尽管这份孤独，在别人看来，不过是大搞婚外恋的借口，根本就是欲盖弥彰。就连他的朋友，对于他公之于众的“深情”也颇有些不以为然。作家孙陵在《浮世小品》中就曾说过：“沈从文在爱情上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他追求过的女人总有几个人，而且他有他的观点，他一再对我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
事实证明他不但追到了漂亮女人，而且他一生中的几次出轨，对象都是漂亮的女子。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就是同高青子的这一段。
当然，之所以造成这种“后果”，也是造化弄人，不纯粹是感情因素。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跟随南下的队伍到了昆明，而刚生完次子虎雏的张兆和则留在了北京，并且迟迟不肯南下。沈从文既挂念妻儿，又对于妻子不愿到昆明与他团聚有些许的怀疑与怨气，情感上难免有点空虚。巧的是，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而沈从文则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任副教授。可能是因为近水楼台，也可能是心里那份蠢动的情愫还没有消退，还可能是克服不了那点儿没法言说的孤独感，总之，两个人又开始频繁地走动了起来，以致流言如沸，影响不是很好。
这样的交往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这种感觉再好，也终归不是生活的常态。于沈从文，他并没有丢下三三、跟高青子长久生活在一起的打算；于高青子，她也没有自信战胜沈从文心里那个女神一样的三三，痴心错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搭上自己的一生。
于是，两个人都存了一点儿小小的“算盘”，不敢走得太远。
1941年春天，高青子从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离职。这个动作，无疑说明了她的考虑和打算。最后，高青子嫁了个工程师，彻底远离了沈从文的生活。
沈从文自然是难过的。他觉得这个四季开满鲜花的城市顿时就冷了下来，失落地说：“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而他的糟糠、他美丽的妻，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地、坚定地在这个家里经营着平淡却温馨的生活。
直到很久以后，沈从文才从这段感情里走出来，半是释然、半是愧疚地说：“那个失去了十年的理性，才又回到我身边。”
他还是有些遗憾的，可他已经愿意承受这些瑕疵了；她还是不能够理解的，可她却愿意原谅与顺从。
张兆和晚年在编完《沈从文家书》后，曾不无怅惘地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他们在这种无法逾越的隔膜中过了一生，而他，则始终孤单地站在离她最近又最远的距离思恋着，盼着她能回过头来，拥抱他心里那无法言说的孤独。
这一望，就是一生啊！
这位“乡下人”的情书，曾经感动了整个中国。在我们磕磕绊绊地徘徊于文明的歧路之上，屡屡碰壁、茫然受挫之时，是否能忆及这个清瘦书生牧歌式的向往？在那样的年代，在现代文明蜂拥而来的时候，有几个人能保持足够的理智，以及对本土文明的疼惜？
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绮丽迷梦，似乎永远求而不得。
所以，这位天才的作家与天真的学者，只是个寂寞的顽童。越寂寞，越渴望；越渴望，越寂寞。这种宿命的纠结，如同他那宿命的黏恋一样，终其一生都没有解开。
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越是知道他的伟大，我越为他一生的寂寞伤心。
——马悦然
时间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坐在梁家客厅里的沈从文，并没有预想到他将来的生活还会因为这个叫高青子的女孩而“动荡”游移。他只是在难过、在纠结，困在一片茫然里。
长谈了许久之后，他的情绪总算是稳定了一些。但是，他还没有想明白，也作不出让张兆和满意的决定，只能怏怏地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看着满眼的萧瑟景致，沈从文心里沉甸甸的。原来，少了一个人，这个城市就变得不一样了。高远的天空下，没有了那个人的笑容，好像连云彩都变得无精打采。还有路边的落叶、巷口的馄饨摊、午后的空气……都无端地带上了一丝忧郁。
想想又觉得好笑。感伤的是人，跟别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他这个被妻儿“抛弃”了的可怜男子，不过是触景生情罢了！
回到他们的“一槐一枣庐”，更觉得一切都冷冰冰的，没有一点儿人气。
三三，你就不能原谅我吗？我，只是个寂寞的顽童，我的“淘气”，不过是想引起你的注意与怜惜罢了。
三三，我还是我啊！
唉，不多想了，还是继续写信好了。不告诉她我的忏悔与想念，她怎能明白我已知错了呢？
等她气消了，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