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身上，刻骨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与纠结：既希望以一己之才识能力救国利民，又摆脱不了整个群体共性的率真与耿直。于是，就常被流俗所伤、被世情所不容。主动选择、被动抛弃，皆因一身傲气。
他是这个客厅里走出来的『达官』，却始终成不了娴熟玩弄政治的『贵人』。他起于才情，伤于秉性。从本质上说，他更容于这个客厅，而不是政坛。所以，他走得越远，就越牵挂想念昔日的朋友，却只因道不同，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命运与结局。他不悔，却遗憾。
公道的热血书生
“公超，这次我可没说话，都等着你说呢，你怎么还是尽吃菜？”林徽因一边张罗着上菜添饭，一边打趣叶公超。
饭桌上的客人们忍俊不禁，都笑了起来。
叶公超也想笑，奈何嘴里正忙，只能含含糊糊地说：“林先生什么时候这么小气了？”
林徽因笑眯眯地说：“现在跟你说话的是女人，不是先生。”
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个有趣的段子。
某次聚会上，叶公超一言不发，一个劲儿地埋头苦吃。同桌的杨振声教授觉得奇怪，遂问他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
叶公超不答，只指指对面的林徽因。不用说，林徽因正在口若悬河地说话，别人都插不上嘴，只有听着的份儿。正如林徽因唯一的女性朋友、美国学者费慰梅所说：“老朋友会记得她（林）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话题从诙谐的逸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
有林徽因在的地方，是听不到别人的声音的。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被叶公超这么一调侃，倒成了一个饶有兴致的典故了。
如今林徽因拿来“堵”叶公超，知道这个段子的人都会心地笑了。一来一去这么“搅和”了一番，饭桌上本来略带点伤感的气氛立马就活跃起来了。
在这乱世中，留着一条性命，做自己喜欢的事，假期时与朋友们聚一下，谈天说地、肆意畅聊，简直是天下最好的日子了！
叶公超吃好喝好，不由心满意足，感慨道：“唉，下次再吃到徽因做的饭，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喽！”
梁思成笑着接口道：“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大厨的乐事，可不就是食客爱吃吗？”
客厅里的人又大笑起来。对他们这群人来说，这两年多的变动实在是太大了。离开了从前熟悉的环境，离开了太平无忧的治学生活，一路奔逃，被战争的大手无情地推搡着，踉跄慌乱地来到了这遥远的南方，满眼陌生。如果没有这些旧友的陪伴和安慰，他们要靠什么来撑过这些晦暗不安的日子？
他们这次聊天的主题是叶公超马上就要去完成的一个“壮举”。
事情要从一件稀世珍宝说起。
清朝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一个叫董春生的农民在自家的地里，挖出了西周重器毛公鼎。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毛公鼎屡次易主，最终在民国时期落到了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
叶恭绰是叶公超的叔叔。叶公超父亲去世得早，是这位叔叔把他养大的，感情非同一般。就是这种关联，把叶公超直接卷入了这个事件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远走香港避难。临行前，他把珍藏的七箱珍贵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的仓库内，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
没想到，叶恭绰的姨太太潘氏为侵吞财产，竟向日本宪兵队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
毛公鼎危矣！
叶恭绰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赶紧致电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对某些人来说，“献给国家”永远都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热血的叶公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且决定只身由昆明前往上海护宝。他知道这一去危险，却又不得不去。
于是，便有了这一次的饯行。
其时坐在梁家客厅里的叶公超，以及在座的所有人，都想不到这件事情会走向何方，更想不到这件事直接刺激叶公超作出了日后的抉择。
他们早就习惯了告别和重聚，久而久之，饯行时的伤感就淡了许多。虽然不得不东奔西走，但是，总会再见面的。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暂别”，等事情了了，他们又可以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了。
但是，他们也不免替叶公超担忧，纷纷给他出这样那样的主意。一说到“正事”，林徽因的嗓门又大了起来，语速很快，思路很清晰，让人不得不集中注意力和精神才能跟上她的思路。
国之重器，自然是拼死也要保护的。但是，日本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单看他们那势在必得的架势，就知道此事绝难善了。本来保住国宝已是难事，再想全身而退就更难了。
叶公超身上有一股尚义任侠的豪气。他生性狷介正直，有时候狂到了一种让人切齿的地步。他的大少爷脾气，他的喜怒无常，他的天真与刻薄，都鲜明地成为了一种魅力的符号，让人爱之不能、恨之不得。
正是这种性格特质，让叶公超的一生中充满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有永不愿变更妥协的原则，可他却常常由于自身认可赞同的观点而立于这原则之外；他心本良善，却总由于固执己见、恃才傲物而造成不好交往的假象；他有一股接近冷酷的清醒，却在天真的坚持里过了半生。
出身官宦之家，又年少得志，让叶公超没有点儿脾气那是不可能的。他比很多人“大胆”，也比很多人“不管不顾”。那种满不在乎的“横”劲和刚直，贯穿了叶公超的一生，也直接促使他奔赴了那样的命运。
有一件事情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在叶公超的一生中，曾经对很多人发过脾气，但被他钦羡地赞美过的，却非常少。而在这少之又少的“幸运儿”中，鲁迅居然是其中一个。当然，必须要说明的是：他肯定的是鲁迅的文字，而不是鲁迅这个人。
1936年11月1日，叶公超在《益世报》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其中有一段话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很羡慕鲁迅的文字能力。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有点像Swift的文笔），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虽然他是极大的提倡着欧化文字，他自己文字的美却是完全脱胎于文言的。他那种敏锐脆辣的滋味多半是文言中特有的成分，但从他的笔下出来的自然就带上了一种个性的亲切的色彩。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是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当时中国文化界刚刚失去了鲁迅，正处在一片震荡中，各种悼念的文章层出不穷。要是别人写出这样的文章、说出这样的话或许并不稀奇，可话从叶公超嘴里说出来，就有些“诡异”了。要知道，他跟鲁迅既不是私交甚笃的朋友，也不是同一个阵营中的战友，甚至立场观点都不一样。如此恭维，实在是很出人意料。
在我看过的对鲁迅的各色各种的评论文章中，还没有见过这么推崇、这么激赏的。尤其这话出自叶公超这样一个绝对是对立营垒中的人物之口，除了增加我们对鲁迅的认知外，还得承认世间有一种超乎政治立场的公道在。
——韩石山
文章一发出来，胡适不乐意了。叶公超是新月派的大将，而鲁迅则对新月派素无好感，常撰文“骂”之，让新月派的一干人等非常没有面子。就连胡适、徐志摩都没能让鲁迅笔下留情，照“骂”不误。叶公超却公然“倒戈”，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于是，胡适毫不客气地对老友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的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
“人归人，文章归文章，我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字的成就。”许多年后，垂暮之年的叶公超如此说道。
看，这就是叶公超。我可以不认可你这个人、不喜欢你做的事，但我愿意肯定、尊重你的成就。哪怕你不领情，哪怕别人觉得没有必要，我也只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
人各有立场，必然会因立场不同而争斗，但才华是无辜的、平等的，不管你持有何种立场，你的才华都应该得到尊重。
同样的，只要认定了这件事非做不可，叶公超甚至懒得去计算其间的风险。
上海，他是去定了；毛公鼎，他也是护定了。
在中国的地盘上，如果任侵略者明目张胆地抢走中国的国宝，那可就是天大的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