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超，你这坏脾气可得收敛一下。可别忘了，你这‘辣椒’再辣，日本人也不买账啊！”
朋友们又一次半认真半调侃地劝他。叶公超早就听惯了，哈哈一笑也就罢了。脾气不坏，还是叶公超吗？
他本就是一个热血的书生，暴烈、狂狷，目中无人。他自己习惯了，他的朋友们也习惯了，就连挑剔的民国都习惯了。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事情居然会那样收场！
做官与报国
在中国，“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有时酸腐，有时狂妄，有时执拗，有时百无一用，有时聒噪，有时挥斥方遒，有时意兴湍飞……在“文治”的大背景下，他们的种种姿态始终充斥着中国人的记忆。在诸多的议论、褒扬和贬损中，他们身上有两点每每是最让人头疼的，那就是傲气和多管闲事。
也正因为这个，书生们身上常常呈现出强大和脆弱两个矛盾的终极。“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岁月隔得太久远，我们站在时光的这端，对于从前的所谓“浩然正气”和“兼济天下”，很难做到感同身受，我们只能去想象、去感悟、去追忆。
但是，在太太的客厅里、在梁家，这样的话题一聊起来永远都很流畅。他们本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书生”，还有共同或相似的审美情趣。所以，每次的聚会总是相谈甚欢、意犹未尽。
此次借着即将到来的叶公超上海之行，客厅里的众人不免聊到了毛公鼎、当前的时局、日本人、未来的前景……他们这群人，可以忍受物质的匮乏与战争的摧残，却不能忍受精神上的贫瘠与荒凉。就算没有了从前那般安逸的生活，被困居于这小小的地方，可他们还是能从这白云碧水间看到明媚的风光。
战争剥夺了很多东西，包括生命、安宁、平静等，可它永远都不能剥夺一株小草、一朵野花向天空伸展的自由。
其实，如果不是战争，这未尝不是一次浪漫美好的旅途。清冽的空气、恬淡的花香、沉静的村庄，真可以坐下来画一幅画了。
可是，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我记得每天晚上他们来讨论以后，最后走的时候大家就大唱抗日救亡歌曲，我父亲是乐队指挥。
——梁再冰
他们不知道，但他们相信总有一天光明会重回大地。
“公超，等你回来，我再亲自下厨，为你压惊。”
“好！一言为定！”
或许，下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又可以交换彼此经历的趣事，又可以聊得这么舒心适意。可是，所谓造化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他们知道再见面是若干年之后，这个晚上，他们会不会彻夜长谈至天明呢？
1940年，叶公超离开昆明赶往上海，去完成叔叔的托付。
如同大家料想的一样，事情非常棘手，甚至可以说是险象环生。日本人为了得到毛公鼎，将叶公超关押了整整四十九天。在此期间，叶公超受尽折磨，多次遭鞭打、水刑，却始终不肯吐露毛公鼎的下落。后来，为了救他出来，叶家人设法造了一只假鼎交给日本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作保，叶公超才被放出来，但仍受监视。
短短几十天，叶公超的人生就像换了一幅景象。他突然发现很多事情跟他当初设想的不一样。他是个文人，虽没有像他的好友钱端升等人一样文章报国，却也一直投身教育，希望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为这个国家服务。可是，直到他被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忍受着各种折磨誓死守卫国宝时，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在一个没有尊严的国家里，想要挺直了腰板做人，为同胞争得独立与自由，有些路走起来太慢了。
他有些“着急”了。他想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走得更快些。
所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邀请他入仕时，他接受了，并于1941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
自此，叶公超投笔从政，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外交生涯。
这位脾气上来时连孩子也能骂的“大少爷”，似乎选择了一条违背他本性的路。
叶公超曾有一个很“经典”的段子，传颂甚广，被很多人传为趣谈。
传说他曾经有一个邻居，是一户美国人家。本来也相安无事，无甚纷扰。事情就出在这美国邻居家的孩子身上。这位美国儿童是个调皮捣蛋的淘气包，时不时就翻墙过来，如入无人之境。想来叶公超并不喜欢这样屡屡不请自来的行为，不胜烦扰之下，就客气地出面制止。
没想到，这位小邻居竟顽劣异常，不但不认错，还理直气壮、口出恶言。一大一小，就这么毫不顾忌风度和礼貌地对骂了起来，且骂得非常精彩。听到动静的美国家长赶紧过来察看情况，以免自家孩子受欺负。
他未及开口，就听到叶公超大喝道：“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
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梁实秋
这等粗俗的话出自堂堂一个教授之口，实在让人惊诧莫名。但奇就奇在那位美国家长听了之后居然没生气，还跟他成了朋友。原因也很有趣：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原汁原味的“美式”脏话了。思乡情切，再加上自家孩子有错在先，美国邻居丝毫不计较叶教授的有失风度，兴冲冲地跟他握手言欢了。
这样的事情，恐怕也只有叶公超才做得出来。其性情之真，可见一斑。可这样的性格，对一个政客来说，却是很“危险”的。他的书生气改不了，也不想改。
可书生与政客，本就是两个相悖于两极的身份。他从一个可极致“放纵”的身份变成一个须极致“克制”的角色，中间的落差之大、转换之难，根本不必多言。他在形式上成了一个“绅士”，可骨子里，他却更钟爱、也更能胜任“名士”这个身份。
叶公超知道从政这件事是“赔本儿生意”，却还是认真投入地去做了。书生报国，从来不甘人后。他们总以为那样的决定能创造更大的能量，可事实上，情愿、心不甘的“后果”就是未必能有好结果。
在当“驻美大使”期间，叶公超曾对他的朋友说：“见了艾森豪威尔，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这样的心态，怎么看都不像个外交家。
这一点，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客。而回放于历史中的某些片段，也在一步步印证这个结论。
也许，早在他走进政坛、选择做一个“政客”的时候，从前那个快乐的热血书生叶公超就已经“死”了。活着的这个，在尽力做一件他实际上并不擅长的事情。比较起来，还是那个在朋友的聚会上侃侃而谈的书生叶公超更鲜活、更可爱。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还会不会坚持从前的选择？
“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在不自由的从政生涯里，他也会想起他的朋友们，那个温暖快乐的客厅，那些让人快慰与沸腾的争论；还有他在清华的“家”，可以深埋进“清华最舒适的沙发”里，喝着香喷喷的普洱茶，谈论“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的日子。
可惜，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他开始在不同的城市间穿梭，西装革履地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忙得不可开交。
西南联大解散了，太太的客厅移回北平了，而叶公超却依然没有脱身。上次分开之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常常快得让他来不及反应。他多想像以前那样，把他的心事和困惑跟朋友们分享。可不同的选择已经隔开了他们。这个时代，给了他们那么多的身不由己，可他们却从来都没想过抱怨。他在慢慢适应自己的新角色，他的朋友也在自己的生活里一步步向前走。
他想要走得快一点，可他的朋友们却渐渐跟不上他的脚步了。他曾在最初的顺利里忘形了一阵子，可后来，更多的就是惆怅了。
想起从前的事，叶公超竟觉得像是前世的事情。
那时候，他还是愤怒的叶公超，有着极坏的脾气、极好的人缘，还有很多的自由。虽也常忧心国事，可他笔下却鲜少有“读史难通今日事，闻歌不似少年时”这样的感伤。
而现在，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不知道是在浪费着还是在挥洒着“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他有点儿累，却又不得不继续下去。他想念北京了，想念讲台了，想念那个坏脾气却自由的自己了。
他多希望许多年后，后人谈起他，能会心地一笑，说：“哦，那个坏脾气的教授啊！”
就像林徽因写过的一首诗：
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
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
说的时候，同喝的机会，都已错过。
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
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
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