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出身世家的『官二代』，到名满天下的艺术家，常书鸿走的是一条荆棘密布的路。巴黎的欣赏并未湮没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他脱下清贵艺术家的华丽外衣，用了一生的时间寂寞地守护着荒远地区的国宝。
他是这个客厅里最『灰头土脸』的艺术家。满面风霜，一身疲态，所有的光彩只集聚于那晶亮的眼神。可奇怪的是，他无论什么时候出现，都不显得突兀。或许是因为他贯彻了一种精神，也或许是因为他践行了一种执念。
风沙砥砺中，他坚守的姿态愈加恒定。于是，久而久之，他也成了『国宝』。
这一生，只有一次惊艳
“来，徽因，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北平艺专的常教授，常书鸿，留法回来的高才生！他可是你的老乡哟！”
梁思成向来是个儒雅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很少出现在人前“失常”的状况。可这次，他却明显有些兴奋。
林徽因感兴趣地看着这位“摩登”的老乡，暗暗猜测他有什么魔力，居然能让梁思成如此青眼有加。
很快，她便知道了答案，原来这位时髦的年轻艺术家居然是个敦煌文化的狂热爱好者。顿时，林徽因也激动起来了。
那个时候，敦煌文化还不像现在一样广为人知。偶尔提起来，也只会说那是个极荒凉的地方。虽然位于丝绸之路上，在古代也曾繁盛一时。可后来，尤其是元朝以后，那里就是一片“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常年飞沙走石，人迹罕至，实在没什么有趣的谈资。
可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梁林夫妇却非常清楚那个地方的价值。它今日的落魄，怎么也掩饰不了往日的容光啊！那里有莫高窟，藏着一串中国古建筑的珍贵密码。在敦煌壁画中，蕴含着大量已失传的唐宋建筑的珍贵史料。破解了它，就意味着打开了“传说”中的某些神秘建筑文本。对痴迷建筑的梁林夫妇来说，怎么会放过这个交流切磋的机会！
林徽因看向常书鸿的目光中不禁多了些激赏的意味。要知道，在当时，敦煌可是个冷门，就像他们执意要研究中国建筑一样。想不到从浪漫奢靡的巴黎回来，竟然还能对老祖宗留下来的被冷落的“老古董”念念不忘。不简单哪！尤其是听说常书鸿本是旗人，祖上是清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本姓伊尔根觉罗也是清朝的八大姓氏之一，一直官高爵显，林徽因更是对他刮目相看了。
眼下冷门对上冷门，除了有些志同道合的欣喜之外，更有些不必道破的惺惺相惜之感。自此，两家人便结下了一生不变的情谊。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常书鸿自然想不到，这次相识，对他一生的际遇产生了莫大的影响，甚至直接推着他走到了他痴爱一生的敦煌。
“你再说得具体一点……”一聊到心爱的建筑，梁思成就兴奋得不能自已。难得碰到一个见过珍贵文本图录的人，自然是要细细地了解一番。
常书鸿自然是求之不得。从“遇上”敦煌的那天起，他的心里就一直鼓噪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走近敦煌、探索敦煌，只是一直苦无机会。如今难得碰到有“同好”的朋友，怎能不大大地畅聊一番？
说起来，常书鸿与敦煌的缘分还不是很深。大约一年之前，他还在遥远的巴黎，意气风发地享受着巴黎香浓的咖啡与同行们的艳羡。生活于他而言，是充满灿烂的向往与饱满的自得的。过人的天赋、杰出的表现、貌美的妻子、可爱的女儿……一切应有尽有，“富有”得让人妒忌，圆满得不真实，梦境一般。
他曾经以为，他未来的人生会沿着现有的轨迹继续下去，一路伸展，在铺满鲜花与掌声的路上高歌向前。鲜妍、明亮，如同巴黎斑斓的色彩一般。直到有一天，他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神秘的册子，他才终于明白，原来在人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惊艳。他曾经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已经邂逅了，却在那一刻才发现，从前的种种皆及不上它的万一。
还好，虽然相遇得晚了些，却还来得及。
那是1935年的秋天，美丽的巴黎正呈现出秋日独有的那种张扬的艳丽。常书鸿同以往一样，信步走在塞纳河畔，悠然地欣赏着周遭的景物。走到一个小书摊时，他习惯性地停了下来，随手翻找了一下。
他怎么也没想到，命运会安排一场这样漫不经心的相遇，让他在一个无意的停留之后，遇上了一生的执念。从此以后，现实在左、理想在右，他欣然而又痛苦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常书鸿是被一本画册“留”在那个小书摊上的。他本来只想随便看看，却惊鸿一瞥，看到了一幅让他目瞪口呆、震惊莫名的照片。他激动得不能自已，赶紧把那本名叫《敦煌图录》的画册拿到手中翻看。不看则已，一看就放不下了。
我父亲一翻，法国人到了敦煌，是甘肃，中国的甘肃敦煌，而且又是这么珍贵的一个石窟，艺术壁画啊什么，彩塑啊，虽然是佛教的，但是那艺术的价值了不起，他从来不知道。他很惭愧，我们作为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的艺术，几千年的艺术都这么了不起。
——常沙娜
这本《敦煌图录》，是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人编辑的。全书共分六册，收录了大约四百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
常书鸿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从来都不知道，在他的故国，居然有这样一座宏伟壮观得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艺术宝库！那飞天的图案、那精美的造型、那瑰丽的色彩、那恢宏的构图，简直是无与伦比、无法超越！
那一刻，常书鸿震惊到有些心痛。他是一个中国人，却只知道希腊、罗马、法国，对它们的艺术品类与形式如数家珍，却独独不知道他的祖国还有这样精彩绝伦的惊世艺术品！他觉得惭愧，惭愧于自己“数典忘祖”。他更加心痛，心痛于中国的艺术竟要由外国人来传扬！
难道敦煌的研究要靠外国人来完成吗？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去守护、探索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吗？
那时候，他还不是很清楚，这些珍贵的国宝怎么会流落到了异邦。而在乱世中焦头烂额的中国人，也压根儿就不知道，在20世纪初，中国遭遇了多大的文化损失。
1900年，在历史中沉寂了许久的敦煌莫高窟落到了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手中。他既没有文化，让他可以去辨别这些珍贵的文物如何无价；他也没有情操，让他能够明白把古董贩卖给外国人是何等不合适。
他只是乱世中的一个贫穷而愚昧的道士。他不知道他每天面对的是什么，他只想改善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所以，在他清理流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莫高窟之后，只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并把洞窟里的一切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
直到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出现在他面前，他才惊喜地发现，原来这些东西还有点用。既然这些洋大人愿意慷慨地“布施”，他又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余秋雨《文化苦旅·道士塔》
无以计数的国宝被运了出去，而外国人付出的代价则让人觉得耻辱：他们随身携带的外国商品及少量的银圆。“司大人讳代诺”（斯坦因）、“贝大人讳希和（伯希和）”屡屡光顾，让王道士不胜欣喜，痛快地与他们多次达成了交易。
就这样，毫无防备与自保能力的敦煌宝库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可笑的是，把它送上砧板的居然是我们自己人。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再去责骂王道士了。他只是一个无知的人，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从看到《敦煌图录》的那天起，常书鸿就被迷住了。他每天都去光顾那个旧书摊，只看不买，因为他买不起。好心的摊主见他实在喜欢，就建议他去集美博物馆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好东西，他可以看到实物。
常书鸿去了，“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着了魔一样迷上了敦煌，日思夜想。他决定回来，放弃法国的舒适生活，甚至放弃他被人欣羡的人生。
因为，敦煌在中国。
1936年，三十二岁的常书鸿不顾妻子的强烈反对，怀揣一纸北平艺专的聘书离开巴黎，只身踏上了回国的列车。每临近祖国一步，他就感觉自己离敦煌更近了一点。可是，到底要怎样走进敦煌、守护敦煌，他却没有头绪。他渐渐意识到，他想要做的事情绝没那么简单，甚至非常艰难。他迫切地想要找到一条路，或者遇到一个可以聊一聊的人。
于是，命运再一次推着他向前走了一步，让他遇到了一个他探索敦煌事业中的“贵人”——梁思成。
那是在一个聚会上，常书鸿第一次见到了梁思成。他们聊到了敦煌，聊到了被人遗忘的莫高窟，聊得两个人都兴奋不已、欲罢不能。
于是，常书鸿就这样走进了梁家，成了太太的客厅里“资历”最浅、却相交极深的客人，并很快融入了这个圈子。
听到常书鸿描绘外国人从藏经洞拿走的唐代卷画之精美，梁林夫妇既神往又痛心。他们非常明白那种心情。在梁思成向日本人“借阅”中国建筑研究的资料时，也曾感受过那种耻辱。因此，他们能感同身受，与常书鸿的对话也就越发深刻起来。
“思成、徽因，我一定要到敦煌去！”常书鸿越说越激动，脸微微地涨红，眉宇间闪着坚定的神色。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眼前的这位朋友、这个客厅的男主人，将来会直接成全他的梦想。
那一天，他们聊得畅快而尽兴。自此，常书鸿开始频繁地光顾梁家，一有机会便与梁林二人大聊他梦中的敦煌。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机会走进敦煌，对于敦煌的一切向往都似乎在原地踏步。直到很久以后的一天，梁思成找到常书鸿，问了一个让他激动不已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去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
那是1942年的秋天，距离常书鸿回国已六年之久。漫长的等待，让常书鸿从刚过而立的大好年华熬到了将近不惑之年。他的机会来了，他更漫长的守候也要来了。
这次机会其实是一个惨痛的“意外”催生出来的。就在不久前，一件珍贵的国宝——洛阳龙门石窟石雕画《文昭皇后礼佛图》（现收藏于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被几个盗匪卖给了美国人。
此事一出，震惊了整个文化界。顿时，社会上呼吁加强保护文物的声音越来越高，敦煌石窟被大量劫掠的惨剧也再次被提及。经过一番考察、论证、研究，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得知这个消息后，梁思成第一时间想到了常书鸿，并极力向监察院长于右任推荐常书鸿担任所长。
常书鸿自然答应了，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梁思成非常高兴，并且说如果不是身体不好，他也一定要去。
就这样，在徐悲鸿和梁思成的联合举荐下，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委会副主任，择日起行。
离开重庆时，梁思成送了常书鸿四个字：破釜沉舟！
而实际上，他也真的破釜沉舟了。
不是『神』我的荣耀是『守护』，1942年10月，常书鸿从重庆出发，乘坐了一辆敞篷大卡车，一路风餐露宿，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兰州。
可直到到了兰州，常书鸿才意识到，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乐观。
这个敦煌艺术研究所，本就是在非常时期临时决定成立的，从上到下都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准备。尤其是当地的一些官员，更是不把这桩差事当真放在心上。那种荒蛮之地，躲还来不及，谁愿意苦巴巴地去受罪？应个景、交个差，也便罢了。要不然，就把研究所设在兰州，这样既不耽误研究，又不用吃那么多的苦，也不失为两全其美之计。
常书鸿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兰州是省城，条件固然是好，可它距离敦煌一千多公里，根本是鞭长莫及，怎么去研究保护？于是，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会上，常书鸿跟其他与会人员发生了争执，僵持不下。
这里是兰州，常书鸿本就人生地不熟，既没有人脉也没有朋友，在别人的地盘上“耍横”，岂不是自找烦恼？于是，这位“中央”派来的“学究”在兰州受到了冷遇，筹备研究所的事情也陷入了僵局。
人招不到，器材也供应不上，常书鸿东奔西走，却没有人愿意搭理他，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这件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大事几乎成了一个笑话。
即便遭遇这样的窘境，常书鸿还是不愿妥协。他坚持要把研究所设在敦煌，就近研究保护。正在无计可施之际，常书鸿遇到了一个人，事情才有了转机。
在北平艺专时，常书鸿有个学生叫龚祥礼（龚柯）。说起来，这位龚先生也是中国画坛上的一个人物。他在1936年考入了北平艺专国画系，师从多位大师，在郑州书画界极有名气。常书鸿与他的缘分，就是在北平艺专建立起来的。
在老师的诚挚请求下，龚祥礼被打动了，他答应一起去敦煌，并同时推荐了好友陈延儒。再加上常书鸿想方设法招来的文书和会计，一行几人，就是所谓敦煌研究所的全部人马。
1943年春天，常书鸿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他梦想已久的敦煌。
那是他生命中最美的一个春天。人生将近过半，可那一天，常书鸿却觉得自己的生命像是刚刚开始。
敦煌，我来了！我终于来了！
然而，这即便落魄却依旧宏伟壮观的莫高窟让常书鸿看得心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