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藏被劫已经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的地方。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皆是。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将是多么艰巨沉重。
——常书鸿
简单的人员配置、简陋的工作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这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实在是寒酸得让人心碎。
但是，常书鸿却没有放在眼里，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开始工作了。
首先，他要跟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莫高窟处于戈壁之地，气候条件非常不好，被风沙侵蚀似乎成了每日必受的折磨。常书鸿要做的第一件大工程就是治沙。
他是个艺术家，他分得清世间所有的色彩，说得出世上所有大师的风格，却不明白沙漠里的沙和风。可他在这个敦煌艺术研究所当家，所有的事情都要他来拿主意，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解决这个他完全不了解、也不擅长的大问题。
可这沙怎么治？政府象征性地给了点儿钱之后就再也不管了，只装聋作哑地打太极。连着碰了好几次壁之后，常书鸿总算是明白了。这事你要么自己解决，要么就别吱声。治沙？如今这世道，打仗打成那样，生死存亡才是头等大事，谁有闲心来管这个？
常书鸿死了心，决定自己想办法。
这位艺术家从此成了一位生活家。治沙、种树，改善生活条件，打理一群人的日常所需，还要进行艰苦的研究、保护工作。
据当时在敦煌与常书鸿一起工作的同事回忆：
“那会子的条件可差得很，都是毛驴，买一次东西得两天，头一天去，第二天回来。有的时候买上的肉，一路上天气热就臭了。”
“冬天没有火炉子……早上起来鼻头上都是一层霜啊。”
“你如果吃多了就没有菜了，如果断顿的话，就是面条子里头撒点盐，再倒点醋、撒点辣子。”
吃不好，住不好，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物价疯狂上涨和贬值，还要面对难耐的水土不服，甚至连基本的尊重、理解都没有。这群热血的艺术家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了敦煌的冷酷。
还好，莫高窟的研究工作陆续展开了，浩大的敦煌学探索终于有了眉目。后来，常书鸿的几个学生也陆续来到敦煌加盟，研究所实力大增，工作推进得更加顺利。
可是，工作之外，这个大漠能给的似乎就只有孤独和清苦了。常书鸿能忍得了，是因为他爱着这里，他把敦煌当成是他的生命。可他的妻子陈芝秀却不能忍受。
她一直觉得常书鸿“疯了”。如果不是疯了，怎么会放弃巴黎来到敦煌，放弃让人向往和尊敬的一切来这里受罪？尽管她初到的时候也被莫高窟深深地震撼了，可她依然不能接受由鲜花转换成风沙的生活。
敦煌贫瘠，给不了她喜欢的光鲜靓丽的人生。她漂亮的旗袍、连衣裙，最新潮的发型，红酒、咖啡、西餐，众人的艳羡和追逐，丈夫的温存体贴，似乎都成了前生的往事。她不远千里去法国留学，绝不是为了过这样的日子。他常书鸿可以有自己的执迷不悟，她也同样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1945年初春的一天，陈芝秀抛下一双儿女，跟着别人走了。
许多年后，白发苍苍的常沙娜回忆起往事，淡淡地说：“所以现在回过去，从宏观来看，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折腾了这么几十年，为了事业，为了各方面，你看他舍去了多少东西，最后自己的老婆也没有守住，这个能怪谁，谁都不能怪。”
莫高窟沉默地立在那里，无言地看着为它辛苦奔忙却最终只换来无限痛苦的常书鸿。它太寂寞了，也太高贵了，已经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了。
痛苦过后，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年幼的儿女、繁杂的工作、艰苦的环境，都在“看”着他，常书鸿已经停不下来了。
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常书鸿和他的同事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收到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苦熬了好几年的学生们走了，本来就冷清的研究所里只剩了常书鸿父女三人，以及两个工人。
那一年，距离他“遇到”敦煌，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为了敦煌，他失去了光辉的前程、美丽的妻子、安稳的生活，甚至是名望和地位。从前那些跟他一起在法国留学的朋友已经成了业界的大人物，而他却扎根于敦煌，享受着无边的寂寞。
常书鸿不甘心。他失去了那么多，如果再失去敦煌，他的生命将情何以堪！
1945年冬天，常书鸿变卖家产筹了一笔钱，携儿带女返回重庆求援。
可是，他历尽艰辛回到重庆后，国府的大员们却都“忙”得顾不上搭理他。经历了这么多，常书鸿已经习惯了。他没有灰心，转而联络了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挽救濒危的敦煌文化。
直到1946年5月，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常书鸿辗转联络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在他的支持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后可隶属于中央研究院，一应困难都可解决。
常书鸿又回到了敦煌，并且嘱咐女儿带上鹅鸭，带上花籽、波斯菊。敦煌需要一个全新的、更有活力的未来。
然后，又过了很久，在常书鸿几乎以为自己被世界遗忘了的时候，1949年的第一个国庆过后，他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发自北京的表扬电报。
他有些欣慰，却没有旁人想象中那般欣喜若狂。对很多事情，他已经看淡了。
1950年9月，郑振铎又发来急电，请常书鸿立即携全部摹本和重要文物赴京，筹办敦煌文物展览。
1951年4月，敦煌文物展览在午门隆重开幕。
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来了。他们拖着病弱的身体，都有肺病，腰都坏了，却还是辛苦地来到午门看展览。相隔多年，他们又见面了。都老了，沧桑了，身子和精力都不如从前了。可见面的时候，还是很兴奋、很高兴，也很欣慰。
展览很成功，影响很大。默默无闻了许多年，一经亮相，敦煌就惊艳了世人。
没错，没有人看了敦煌会无动于衷。可是，没有常书鸿，就没有今天的莫高窟。
“书鸿，这些年你没有白白受苦。”
坐在梁家的新客厅里，梁思成看着两鬓已有些斑白的老友痛惜地说道。相识的时候，他还是个风度翩翩的时髦青年。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脸上已写满了沧桑。
沉寂了许多年，别人终于正视他，甚至大肆地吹捧他。他却早就习惯了沉默和低调，如同恒久肃穆的敦煌一样，只是淡淡地笑笑，回头又把目光放在壁画上。
至于别人怎么说他，“敦煌事业的创始人”“敦煌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敦煌的守护神”，那是别人的看法，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对他来说，他的荣耀是“守护”，而不是“神”。
但是，他喜欢跟他的老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聊敦煌，因为他们真正懂得。
“我得跟上级领导反映一下，洞子里没有电，我们临摹的时候一手拿蜡烛一手画，跟耍杂技一样，危险，也不容易出成果。”常书鸿捧着一杯热茶跟老朋友絮絮地念叨，眼睛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欣喜。
这里坐满了他的老朋友们，都老了，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原本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没想到，他们又在北京重逢了。哦，有十多年了吧！不知道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他微微地眯起这几年视力越发下降的眼睛，思绪又回到了敦煌。
许多年后，有人问他：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
常书鸿想了想，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梁思成：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是这个客厅的男主人。虽然沉默，却永不失其风采气度。即便妻子光彩流转，即便每一个朋友都卓异出众，即便情敌们强悍地『挤压』了他情感的表达，他也依旧是一个光彩夺目、世无其二的梁思成。
这个客厅的繁华，既是因着女主人的魅力与好客，更是因着男主人的自信与包容。如果你不能记住，北京城会永远记住这个为它痛哭的谦谦君子；如果你不能明白，那清风皓月、碧空白云能明白他一生不变的情衷。
我愿拿无尽的宽容把你供养
“从诫，他叫梁从诫。”第二次当父亲的梁思成如临大敌一般地抱着这个小小的婴儿，献宝一样地抱给前来贺喜的朋友们看。
“这名字有什么讲究吗？”有朋友问道。
“我们想用这种方式向我们崇敬的李诫致敬。这两个孩子，”说到这里，他有些低落，“会替我们延续下去……”
再冰，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父亲梁启超；从诫，是为了纪念、追随他们心中的导师李诫。这是他们夫妻俩心中最重要的情感。
这一年，梁思成已经年过而立，是位受人尊重的先生了。可是，每每想到他逝去的父母，他还是有些“软弱”。
他想起了他刚抱到儿子时那种接近于疼痛的激动。
他有儿子了，而他亲爱的父母却没能看到他们的长孙。如果父亲还在，一定欢喜得不得了，他会给这个哭声响亮的孩子取一个好听又有意义的名字，他会孩子气地跟他的老友们通报自己的喜悦，他说不定还会写一篇文章来“张扬”一番……如果母亲还在，她一定会亲手给她的孙子缝制一堆大大小小的衣裳，还有没完没了的叮咛，必要或不必要的担心……
可事实是他们不在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都不是“封建”的人，他们很爱自己的女儿。可是，在他们的生活里，还是需要一个儿子来承继一些东西的。
1932年8月，徽因和思成的儿子的出生是一件大喜的事情。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西化，但是对于生育一个男孩来继承祖先的香火和保障生活的喜庆还是不能免俗。他们决定新生的孩子要跟着双亲都崇拜的宋代建筑天才起名字。他们在选择婚礼的日期时已经表示了对李诫的爱慕。现在，四年过后，他们再一次纪念他，把他们的儿子取名从诫，意思是“跟随（李）诫”。
——费慰梅
“冰冰，你有弟弟了，高兴吗？”金岳霖揽过小小的再冰，生怕她受了“冷落”。
“高兴。”可能被大人们的快乐感染了，略微有点儿感觉“失宠”的小姑娘也开心地笑了起来。其实，那个软软的、总是在呼呼大睡的孩子还是很可爱的。尤其是看着他无意识地笑起来时，更会从心里生出一种奇怪的欢喜。
这不就是血缘的奇妙之处吗？
梁思成看着女儿，既是欣慰，又是感慨：“冰冰很懂事，还帮着我们照顾弟弟呢！这孩子像她妈妈，贴心。”
张奚若忍不住大笑起来：“我说怎么那么奇怪呢！每次来你家，隔老远就能听到尊夫人舌灿莲花，从来就没这么安静过。我今天一进门就觉得别扭。你看，眼下女主人不便待客，你这屋子里安静成什么样了。”
话音刚落，一群人就笑作一团。
梁思成故意压低了声音说：“你嗓门这么大，不怕她听到？”
“我们也就是能趁着她没空的时候说句话，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思成，你承不承认你这儿是‘一言堂’？”
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逸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费慰梅
梁思成微微有点得意：“我承认。那也得看各人本事，别的地方怎么就成不了？”
所有去过“太太的客厅”的客人，都会永远记得那样的场景：林徽因在人群中高谈阔论、妙语如珠，而梁思成则含笑赞许地听着。明明也是风趣健谈的人，却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任妻子吸引住所有人的视线。他常常一言不发，却又总在她回头看过来的时候，送上一个温情赞许的笑容。
若是你能明白，若是你能读懂，就会看到他含笑的眼里常流转着一种灼灼的光华。
她是他的荣耀。
所以，不必多言，一切已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