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太太的客厅里名气最大的『腕』，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曾经影响、教化了无数人。可在这里，他只是一个和善而幽默的朋友。
他像个家长，更像一位老师。他力求公道，却也难免偏颇；他是许多人的诤友，却也有时寂寞。他自称『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因此从不敢懈怠。
他是胡适，只此二字，便是中国文化界独一无二的名片。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phyllis，我……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会四十……才四十岁就写自传……”
客厅里，汉语还不太灵光的费正清正在努力而吃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在座的众人都有英美留学背景，完全可以用英文对话，可他还是想尽可能多讲汉语，这样才能尽快地学好汉语，并融入这个环境里。
林徽因耐心地听他讲完，既是回答他的问题，又是发表自己的看法：“人都说四十不惑，看来古人诚不欺我。适之这是活明白了，如果不作不述，可就枉为胡先生了。”
胡适却有些怅然：“徽因，你也知道，我向来是主张我的朋友们写写自传的。任公和宗孟公都曾答允我，写一个自传留作纪念。不想天不假年，余愿未遂，唉，不瞒你说，实在是我毕生之憾哪！”
与很多学者不同，胡适一生都在积极地劝说别人写自传，包括他本人，也一直致力于这件事情。在他看来，不管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会因真实的记录而给历史留下珍贵的资料。
历史从来都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它常因冷静而强大，却从不被遮掩与伪饰所欺骗。而胡适之所以成为“胡适”，或许就是因为他遵从了这种游戏规则。
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字，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得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最可悲的一个例子是林长民先生，他答应了写他的五十自述作他五十岁生日的纪念。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对我说：“适之，今年实在太忙了，自述写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补写出来。”不幸他庆祝了五十岁的生日之后，不上半年，他就死在郭松龄的战役里，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逸书了。
梁启超先生也曾同样地允许我。他自信他的体力精力都很强，所以他不肯开始写他的自传。谁也不料那样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岁！虽然他的信札和诗文留下了众多的传记材料，但谁能有他那样的“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来写他那五十五年至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中国近代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就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
——胡适
话说到这里，客厅里顿时沉默了下来。不论是沉稳的梁思成还是活泼的林徽因，在俗世里具有再多的能量，也不过是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无论时间隔得有多久，每每回想起来，也忽视不了那股骤然涌上来的疼痛。
说起来，胡适与梁家的渊源也算久远了。
在胡适的一生中，梁启超是他思想上最早、最重要的启蒙者。早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梁启超“迷”住了——尽管他们还素未谋面。
时间倒退三十年，当时梁思成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林徽因也刚出生不久，他们日后亲密的兄长胡适已开始书写他人生的传奇。
这个日后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大家，曾经也只是个幼年失怙的可怜孩童，承担着寡母所有的希望。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胡适
因为父亲的遗言，他才有机会接受了更多的教育，不但念了私塾，还走出家乡，去接触另外一个更大、更有吸引力的世界。而他与梁启超之间的缘分，也是从求学期间一次再寻常不过的考试结下的。
那一年，胡适才十几岁，随同想要医治肺病的三哥来到上海，在梅溪学堂读书。好像就在一夜之间，这个世界突然变得丰富起来。这个自小被视为神童的孩子，发现有很多事情是他从前不知道的。他觉得新奇而刺激，迫切地想要更接近、更了解这个世界。
有一天，老师给学生们出了两个作文题目：“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胡适有些“晕”了。在他过去接受的教育中，“日本”绝对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它在哪里、“强”还是不强，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完全没有接受过新思潮，也不知道中国之外，外面正在发生着什么。他认知里的世界，还是中国的，不是世界的。可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必须要完成的，怎么办？
正在犯难的时候，胡适的二哥帮他挑了一堆参考书供他研习。其中就有当时最热门的读物——《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于日本横滨的一种旨在宣传变法维新的进步刊物，也是梁启超主持的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
创刊之初，梁启超就在创刊号上表明其办报宗旨：
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胡适接触《新民丛报》的那段时间，正是梁启超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激扬中带有强烈情感的文字，他鼎力宣扬的新思想，他对于中国的未来提出的建议与主张，很快就让胡适着了迷。
说是“醍醐灌顶”可能有点儿夸张，可当时带给他的震撼绝对是空前的。他新奇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一种那样积极而有意义的活法，比取得功名光宗耀祖更了不起。而梁启超自此就在他心里扎了根。
在他的《四十自述》中，也曾坦承这一点：“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前者“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至于后者，“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于是，“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
从此，这位早慧的小小少年郎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观察、思考这个世界。他开始“不安分”，他决定成为一个“革命分子”。
而这离不开梁启超的引导和影响，他给了胡适一种革命的思路。在上海求学的那段时间，胡适读了大量梁启超的著作，几乎把他当成了精神上的导师，在他呈现出来的新世界观里求知若渴，并在其思想的指引下一步步成熟，进而有了自己的观点，甚至后来居上，成为中国新一代学坛领袖。
爱吾师，更爱真理
“父亲这一生，未完成的事情太多了。”良久，梁思成才闷闷地开口，语意间不无感佩、想念之意，“他如果早知道自己命数不长，一定不会食言的。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言必信、行必果。”
林徽因也想到了这位慈爱的父亲。他在她处于困境时给予的关怀与帮助，他殷切的期望与教诲，他真诚无伪的支持，都曾经给过她很大的力量。失去他，她同样有切肤之痛。还有她自己那当朋友一样相处的父亲，那么珍爱她，并无限自得于有一个“天才女儿”，对她的人生怀着满满的期待，却连她的喜酒都没能喝上就离开了。
他们夫妻两个先后失去了父亲。如今这世上，就只剩下对方能够去依靠了。她打起精神，握了握他的手，目中尽是安抚之意。也不必多说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中。
倒是胡适有些自悔失言，刻意轻快地笑着转移话题：“我这自述实在也是拙作。事情多，又常常被打断，时间好像总是不够用，想一气呵成写完是不可能了。已经有人批评过了，我自己也不是很满意，还请二位不吝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