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那么大胆，”林徽因也顺势接过话茬儿，笑着说，“连胡先生的大作都敢挑毛病？这不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吗？”
“鲁班……不是……木匠吗？为什么……在他门前弄……大斧？”一直插不上话的费正清听到一长串他理解不了的词汇，赶紧发问。
这一问，大家都乐了。
你瞧，烦恼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谁，总会有不如意和无能为力的时候。
领导了新文化运动、闻名天下的胡适，已经四十多岁了。他曾经是一个母亲最骄傲的儿子，也曾是无数学子景仰崇拜的导师、天下人敬重的对象。按照中国人七十古稀的说法，他的人生业已过半。有忠贞的理想，也有无奈的勘破；有无数的烦恼，也有不少的荣耀；有过珍爱的人，也有过辜负的人，还有形形色色的好朋友和坏朋友。这样的人生，算不上圆满，却也绝对可说不虚此行。
这一次落笔，于他本人，甚至于整个文化界来说，都有重要的总结意义。
然而，他已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拿着他的自述去跟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老师梁启超争论、探讨了。如果他还在，或许会指着其中的某个细节提出质疑，也或者针对他的行文方式交流一下看法，还有可能发表一篇关于思想性与历史性的宏论……
曾经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梁启超，在给儿子的家书里，居然只是温情款款地要求他们：“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0了。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是啊，不管别人如何评论他是个狡诈的“阴谋家”和“反复无常”的小人，在亲友眼中，他只是一个“一团孩子气”的长者。
胡适觉得有些寂寞。
能有一个强大的“敌人”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他打击你，却能一语道破你的劣势与不足；他对你造成“威胁”，却能让你时刻都有一分警惕，不敢懈怠。
当年他跟梁启超，可不就是一种让人兴奋与刺激的、亦师亦友亦敌的关系吗？
如今他坐在这里，面前是那位老友心爱的儿子与儿媳，可他却只能隔着悠长的岁月默默地想念。没有“攻击”，也没有惺惺相惜，更没有那种棋逢对手的快意。这种怅然岂是旁人能够明白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胡适与梁启超之间的交往，全是温情脉脉、你敬我让的。在男人的世界里，惺惺相惜是存在的，可深藏于表面之下的暗流涌动是永远都不可能消失的。而一个故事之所以能传唱成一段佳话，也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克服了那些真实、不伪饰的“摩擦”与争执之后，含笑快慰地和解。
其实，胡适与梁启超之间，除了师友关系，还有一种很微妙、很耐人寻味的关系——敌人。
胡适真正结识梁启超，是在20世纪20年代。从遥远的神交到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亲密朋友，岁月已经匆匆过去了十数年。
1917年夏天，胡适结束在美国的学业回到中国，并进入北京大学成为该校的教授。后来，他跟陈独秀一起领导了新文化运动，自此声名鹊起，渐渐成为新一代学坛领袖。
那个时候，梁启超已经从日本回国，几番起落沉浮后，终于在1918年10月公开表示放弃政治活动，自此以后全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从事研究和著述。
1919年11月20日，胡适给梁启超写了平生第一封信，算是两人正式交往的开始。但是，直到第二年的3月21日，胡适才“初见梁任公”。
彼时的胡适，已不是当年那个隔着书本与文字迢迢仰望的少年，他已有了足够稳固的“江湖地位”，比起前辈梁启超，并不逊色多少。对于这次见面，其间的微妙与耐人寻味之处，实在无法为外人道也。
事实上，哪一个江湖大佬与后起之秀见面是发自内心的一团和气呢？此间不动声色的“较量”，也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胡适终于见到了梁启超，一见之下，便引为知己，来往日益密切。他们确实是那种可以聊天的朋友：时政、学术、人生，可艰深可平实，可争论可共鸣。人生得一知己如此，确是幸事。
但是，这种和谐中也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火药味。
1919年2月，胡适的哲学思想史专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轰动一时。胡适本人对此也很自信，不客气地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
当时社会上给这本书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赞誉之声铺天盖地：开天地之先；划时代意义，亚洲哲学研究的先驱；创始之功，不可埋没……
在这一片崇拜的声音里，梁启超却做了一件让胡适很没面子的事情——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公然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
但凡学者，一般是不缺少嘴上功夫的。他们不屑于很脏的骂人，但一定会言之凿凿，让你哑口无言。这是两个学术巨头的论战，单就事件本身而言，已经很有看点了，更遑论梁启超还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听起来确实很养耳朵。
“我相信胡先生不是轻薄人，但时髦气未免重些，有时投合社会浅薄心理，顺嘴多说句把俏皮话，书中还有几处如此。我还记得《胡适文存》里头有一篇说什么‘专打孔家店’的话，我以为这种闲言语以少讲为是。辩论问题，原该当仁不让，对于对面的人格总要表相当敬礼，若是嬉笑怒骂，便连自己言论的价值都减损了。”
但同时，他也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本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这样的批评，胡适是很少有“机会”听到的。若是换成别人这样说，那是不自量力。但话从梁启超嘴里说出来，即便他心里不服，也绝对不能表现出来。所谓宗师巨匠，最重要的仪范之一就是风度。连别人提点儿反对意见都受不住，还有什么资格做老大？
胡适也礼貌地道了谢，面上没有丝毫不悦之色。但是，说他心里不窝火那是不可能的。自己的得意之作被人公然而毫不留情地批评，绝不是简单的颜面问题了。
纵观两人一生的交往，类似这样不愉快的小插曲始终存在。
1921年，梁启超将他用十多年所作的《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并请胡适为该书作序。胡适用的正是梁启超的“套路”：先肯定，再批评，而且批评得并不委婉。梁启超一看，虽然没说什么，还赞许胡适这种“极纯笃的学者风度于学风大有所裨”，却在编写书稿时把胡适的序排到了书的末尾，而把自己反驳的文章放在书前。
公道地说，梁启超这么做有点不厚道。是你自己请别人作序，却又因为别人说话不太中听就给放到了末尾，实在有失风度。胡适当年也算是学术界的人物了，被他这样对待，虽然不好公开着恼，但心里必然是堵着一口气的。谁都年轻过，难免气盛。
无论是谁，跟“偶像”做朋友都很有“风险”。特别是在有能力超越时，交往起来就更尴尬了。“欣赏”跟“服气”离得再近，也存在着无法逾越的距离。这对忘年交，也克服不了这种先天的障碍。
爱吾师，更爱真理；爱吾友，更爱真理。
对他们来说，这或许也是必须要遵守的规则。
1929年1月19日，一代学术大师梁启超离世。当时还住在上海的胡适，得知消息后马上乘车赶往北京。遗憾的是等他到时，梁启超已经去世了。
胡适为梁启超作了一副挽联：“文字奇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想到这个人永远不在了，胡适是很难过的。他发现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没那么重要了。梁启超从前那“一点点争胜之意”，他原先“有点介意”，可如今，他“很原谅他”，也不想计较了。
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胡适
他只是觉得遗憾。他在日记里怅然地说：“近年他待我很好，可惜我近年没机会多同他谈谈。”
“任公为人最是和蔼可亲了……明明是一代宗师，却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思成、徽因，有这样一位父亲，你们想象不到你们有多幸运……”落日西斜，胡适坐在梁家的客厅里叹息地说道。
所有人都沉默了。或许，这样的霞光、这样昏暗的光线，很适合静静地想念一个人。所以，他们决定偶尔“放纵”自己一次，陪着旧识，去想念一个已经不在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