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日本古代文献中，有不少从中国书籍中借来某些文字的情况。例如《万叶集》中山上忆良作《思子等歌》（卷五，802－803），其长歌汉文序中说：“释迦如来，金口正说，等思众生，如罗睺罗。又说，爱无过子。”从佛典引用释迦的话，后面接着申述自己的主张。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像这样明确地写出人名、书名，而在字里行间暗暗插入中国典籍的一部分。就前面提到的山上忆良的《思子等歌》来说，晋潘岳有同样题目的一篇《思子诗》，因而很难认为忆良对它毫无意识。《思子诗》：
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虚盈。
奈何念稚子，怀奇陨幼龄。
追想存仿佛，感道伤中情。
一往何时还，千载不复生。
第五、六句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思子等歌》的“眼前浮面影，夜来伏枕难安寝”。还是山上忆良，与潘岳一样，在哀悼幼龄夭亡的熊凝之死的作品的序文中，说：“今日长别，何世得觐”，其短歌“一世难重觐，难忘唯有父母恩”（卷五，851），这些与《思子诗》末尾两句在思想上是相通的。
像这样消化了以往的作品，而写成后世之作，毋宁是自然而然的事。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指出以往作品的影响，几百年以来，这一工作早就在进行着。我们可以在契冲《万叶代匠记》里，看到他巨大的业绩。以上这些都是不需多说的。
然而，在探讨作品的时候，谈到与以往作品的联系，是不是仅仅停留在指出这些类似的地方就够了呢？更进一步地说，指出这些类似的地方对于我们的作品研究，到底具有怎样的有效性呢？反过来说，正因为我们探讨它所具有的某种程度的有效性，指出这种类似的地方才有其价值，作为一种研究的手段，它才有其应有的效果。
例如柿本人麻吕有关壬申之乱的一首和歌：
……
高擎大旗翻春风野火卷荒原
手中弓弭鸣飘风舞雪冬林间
闻者皆胆寒万箭齐发如雪乱
……
（卷二，199）
将以上三者对照来看，可知前人的揭示是十分恰当的。特别是《日本书纪》的执笔者引用了《光武纪》来润饰文字，由此文章的格调得到了提高。
然而，我认为事情并非仅此而已。《日本书纪》的执笔者引用它们，或许并不是单纯停留在润饰文字上，而可能有更深的意图。这暂且放在后面来剖析。我们先来看一看，所谓引用，对于它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
现在我试以大津皇子事件为材料来考虑这个问题。不用说，所谓大津皇子事件，是指朱鸟元年（686）十月，时值天武天皇驾崩不久，大津皇子企图谋反而被发觉，当即赐死的事件。其事除《日本书纪》有两处记载以外，还见于《万叶集》、《怀风藻》。据《日本书纪》持统称制前纪，十月二十九日（丙申）处刑后的诏书是这样的：
诏曰：皇子大津谋反，诖误吏民帐内，不得已。今皇子大津已灭，从者当坐皇子大津者，皆赦之，但砺杵道作流伊豆。又诏曰：新罗沙门行心，与皇子大津谋反，朕不忍加法，徒飞騨国伽蓝。
而自古以来便有人指出，《日本书纪》这段记载，是以《汉书·景帝纪》如下记事为基础写成的：
诏曰：乃者吴王濞等为逆，起兵相胁，诖误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灭，吏兵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蓺等与濞等为逆，朕不忍加法。
如果将这段文字与如上《日本书纪》的部分比较，语句相通是明显的，显然，可以说《日本书纪》是模仿《景帝纪》而写成的。
《日本书纪》的执笔者由于如上的引用，便置于将大津皇子与吴王刘濞等量齐观的立场。假如知道《景帝纪》的人读到《日本书纪》的话，便很容易想起刘濞。即使他不喜欢大津皇子，也会将他们重叠在一起。退一步说，引用《景帝纪》写出《日本书纪》的执笔者，即使说自己只借用了文字，那么对于读者将大津皇子与刘濞重叠的结果，也不能不负有责任。当然这样的结果《日本书纪》的执笔者是全然了解的。可以说，他是明明知道却反而出于将大津皇子比作刘濞的意识积极地作了以上的引用。如果不这样看，而认为他是无意中导致了承担责任，作为著述的态度来讲，是不大可信的。
在这一点上，《日本书纪》的执笔者看来是文章里手，这从下面可以知道。吴王刘濞据《汉书》（卷三五，列传五）是位年轻武勇的人：
吴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坚守，弃国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不忍致法，废为合阳侯。子濞，封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将往诛之。濞年二十，以骑将从破布军。
与二十四岁去世的大津皇子不同，这里记载了吴王刘濞二十岁时活跃的情况。不过，据《怀风藻》的传记，也说大津皇子“及壮爱武，多力而能击剑”。
汉高帝（祖）相信其兄之子的力量，立为吴王，但当时已萌生了某种悔恨，成为以后造反的预兆。也就是《汉书》接着上面的记述是：
……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
高祖从刘濞的骨相中看出反相，害怕他将来造反。谈到兄之子，我们立即想起大海人皇子与大友皇子的关系，而对于勇武善战、富有才干的侄子抱有的复杂心情，有相同之处吧。再谈到高祖召刘濞，拊其背，说：“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我们便想起吉野六皇子的盟约，大海人皇子抱住每一位皇子说“一父所生，相亲相爱”的故事。其中加上河岛皇子与志贵皇子两位侄子，是与身为先帝之子的大友皇子立场相同的两个人，他们正是必须盟誓的人物。
而刘濞的反相，恰恰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上面提到的传记进而谈到大津皇子有反相。新罗僧行心知天文卜筮，对大津皇子说：
太子骨法，不是人臣之相，以此久在下位，恐不全身。
传记执笔者说大津皇子骨相不容居于人臣之位，所以起而谋反是命运注定的。
实际上人们都清楚，这所谓非凡的相貌，有着深刻的根源。在后来问世的《源氏物语》中，来自高丽的相人谈到主人公“既为国亲，则有即位称帝之相，于此观之，将有乱忧；又为朝廷之干城，辅弼天下，于此观之，又当有异”（《桐壶》）。于是天皇将主人公贬为臣下，光君之名，也是采纳了高丽人的意见。围绕大津皇子的各种传说，在各方面与这样的故事、传说有共同之处，在倾向上，刘濞、大津皇子和光源氏是相通的。
《汉书》接着前面的记载提到吴国物产丰饶，国家富裕，而后谈到了太子的事情。太子进京侍奉皇太子（文帝之子，高祖之孙），与之饮酒，却与皇太子发生争执，皇太子杀掉了刘濞之子，把太子的尸体送了回来。刘濞大怒，说天下既为一宗，为什么死在长安的人不葬在长安，又把尸体送了回去，葬于长安。从此，刘濞抱怨皇太子，逐渐失“蕃臣礼”，称疾不朝。
皇太子对刘濞来说是堂弟之子，吴的太子和皇太子是堂兄堂弟，而大津皇子与草壁皇子是同父异母兄弟。两者立场稍有不同，但都是与皇太子有关的事件，这一点不容忽视。因为《日本书纪》里记载大津谋反事说“大津皇子谋反于皇太子”（天武、朱鸟元年九月）。试想，那时正是天武驾崩之后，下一位天皇即位以前，天皇还是个空位子。这个时候谈到谋反的对象，只能是皇太子一类的人物。这一点情况象是争夺皇位。
在大津事件之中，有没有争夺皇位的迹象呢？事实上，在《日本书纪》对这一事件的记述中，有存在问题的地方。《日本书纪》持统称制前纪记载朱鸟元年“冬十月戊辰朔己已，皇子大津，谋反发觉”（原文）。也就是说，是在十月二日谋反事发的，同一天的这一条中还说逮捕了三十余人，第二天即三日赐死。另一方面在《日本书纪》天武纪中也记载了这个事件，据称九月九日天武驾崩：
戊申，始发哭，则起殡宫于南庭。
辛酉，殡于南庭，即发哀。当是时，大津皇子谋反于皇太子。
甲子平旦，诸僧尼发哭于殡庭，乃退之。是日，肇进奠，即诔之。
干支各相当于十一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大津事件记在九月二十四日。前面所说的十月二日和九月二十四日有什么关系呢？还是记载有误呢？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书纪》的头注在九月二十四日一条里介绍了十月二日的记载，认为是“十月二日逮捕了皇子和同谋者”，说“九月二十四日大概是谋反事发的日子”，但《日本书纪》明明记述说是十月二日“谋反发觉”，所以说上述说法欠妥。
事实上，我认为由持统天皇策划的杀大津皇子的事件有两回，第一回是以石川郎女为口实，第二回是以参拜伊势神宫为口实。当然是因为第一回失败而再次策谋布下罗网的，而这两次尝试，与前面说的九月二十四日与十月二日正相吻合，其中与草壁皇子争夺石川郎女，是对皇子怀有二心而不是针对朝廷本身；参拜伊势神宫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万事大吉的了，它被当成对王权本身的叛逆而受到惩处。事情原委也正相符合。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当是时”的“是时”，指的是二十四日，也就是辛酉这一天。不用说，辛酉是革命的运数，即使一般多认为是发生在该年份，也不妨再来考虑一下日期的问题。《日本书纪》的笔者是把大津事件当作一种革命，一种反政府运动来看待的。换句话说，是从草壁皇子手里夺回其理应继承的王位。
说到参拜伊势神宫，争夺王权的色彩更为浓厚。天武天皇（大海人皇子）由于伊势大神的保佑而把王权握于掌中。我曾经谈到过，大津皇子会见大伯皇女，和素盏鸣尊跟他的姐姐天照大神辞行的神话相似。从结果来看，和被逐往根之国赴死的素盏鸣尊临死前来到姐姐身边的情节相似乃尔，而且天照大神是警戒有人要夺取自己的国土而武装了起来的，这与持统天皇的心情有相通之处。我想把这看成构思故事（神话也好，根据历史事件编写的也好）的基本想法。
讲到与皇太子相争，我们还知道一个类似的构思。《万叶集》（卷二，109）说津守连通的占卜泄露了大津皇子与石川郎女相通的事情，同样，由占卜泄露的还有以前的木梨轻太子事件。据《日本书纪》允恭纪记载，廿四年夏六月，御膳羹汁，凝以结冰，占卜说是“有内乱，盖亲亲相奸乎”云云，而且事件发生之时根据大津和歌的断言，酷似轻太子咏唱的笹叶歌二首（载于《古事记》80－81）那斩钉截铁的断言。在轻太子和穴穗御子的场合，因为轻是皇太子，胜利者穴穗则不是，所以与此立场正相反，但都是在先帝驾崩之后（《古事记》的场合），以皇太子为轴心而发生的事件，围绕继承王位两位皇子勾心斗角的状况，其中还与一位女性有关，这些都是相同的构思。
这样看来，大津故事里面吸收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构思，是不可否认的。刘濞的事件是与皇太子的纠纷而发生的，这与不久刘濞对皇太子即景帝反叛也并不矛盾。当然，刘濞的叛乱规模宏大，大津皇子则是一个人造反，大不相同，就此来说，确不可同日而语。大津皇子不过是一个人怀抱异心，很快被察觉遭到逮捕处刑，但是，至少可以认为《日本书纪》的执笔者把这看成了三十余人商定的谋反计划，把这比作刘濞的谋反。同样，即使把这比作刘濞的谋反稍为过分了些，但轻太子事件发生时，《古事记》说“以是百官及天下人等，背轻太子，归穴穗御子”，这表明百官、天下人的支持成为继承王位的重大条件，而另一方面，大津皇子的情况则说由于他的品格“由是人多附托”，这一句可以理解为他具有皇位继承权的巨大力量。
这里是品格的描写，但假如大津皇子真像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心怀叵测的谋反者的话，那么执笔者便不会以如此颂辞缀写其传。据《日本书纪》（持统称制前纪），大津皇子“容止墙岸，音辞俊朗，为天命开别天皇所爱，及长辨有才学，尤爱文笔，诗赋之兴，自大津始也。”就是在《怀风藻》里也有同样的赞美，因此他走上谋反一途，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前面提到的是受到行心阴谋的唆使。他身边的奸竖误了事。
诚然，《日本书纪》里面没有分析解明内情的文字。在不言之中，自有《日本书纪》记述的态度。另一方面，《怀风藻》式的态度，是给它赋予说理的意味，而《万叶集》的态度，则只诉诸于心情的表达。因而，我们必须从字里行间去理解《日本书纪》无言之中的意义，而据上面的情况来看，大津的“谋反”纯属命中注定的。对于大津皇子这个人，《日本书纪》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同情。
这样在大津皇子身上再重叠上刘濞，是不是矛盾呢？正如已经谈到的，刘濞走上反叛之路的契机，是对于景帝做法的怨恨，有着对杀掉了我的儿子，既然天下一宗理应葬在长安却送回吴国来的疏隔感的愤怒。这个契机可以说是受到了人们深切同情的。据《汉书》记载，刘濞并不是愤恨杀掉了自己的太子，而是愤恨没有把太子葬在长安，所以，把这看作一种克制来理解的话，便会对刘濞的行为予以好评。刘濞因吴的豫章郡有铜山，便招募天下亡命者铸钱制盐，能举国益，这是与少壮时的武勇一致的行动。拿大津传的话来说，就是“不拘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