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刘濞其人举兵反叛，还因为有一个奸竖。晁错曾与皇子时代的景帝亲近，他身为太子总管，得到太子的宠幸。晁错屡次向皇太子说吴王的坏话，不为当时的天子文帝所用，然而太子立，是为景帝，他便作了御史大夫，渐渐飞扬跋扈，不仅中伤说铸钱是吴王招集天下亡人图谋造反，而且对其它诸王也采用同样伎俩。因为吴王联合诸王举兵造反，有这样的原委，可以说是由于有关乎自己锦锈前程的奸臣而不得已采取的军事行动，何况晁错的奸佞之举景帝方面似乎也清楚。《汉书》景帝纪三年春正月载：“吴王刘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膠东王雄、渠皆举兵反”，声称“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而刘濞等诸王自杀是在第二年二月。《日本书纪》承袭的记述，就在这以后。
行心和晃错，一个在谋反一方，一个不在，这有所不同，但在由于奸计而起事这一点上却是一样的，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于刘濞和大津皇子。就从这一点看，大津皇子也不单是个谋反人物，这和刘濞的谋反必须充分权衡事理来作判断是一样的。
在大津皇子的记载里引用刘濞的记事，在刘濞如上的情形之下是可能的；反过来说，《日本书纪》的笔者拿过刘濞的记载，是把大津皇子比作刘濞，认为他是理应体察其情的命里注定的反叛。
不过，执笔者这样的看法，假如读者对刘濞的情形完全茫然无知的话，那便什么作用也起不到。执笔者必须在与读者之间测定一下它值得引用的故事的知名度。那么，古代的日本人究竟知道不知道刘濞这个人呢？执笔者引用这个故事，是预测了时代的反响的呢，还是百年之后等待知音的行为呢？众所周知，《万叶集》中有柿本人麻吕《过近江荒都时歌》（卷一，29—31），我对这首和歌曾经提出过一些意见，曾经说过，柿本人麻吕制作荒都之歌的必然性，在于中国有荒都的诗赋。它们都采用了旧地重游之作的形式，和《过近江荒都时歌》这样的题目是相通的。《麦秀歌》等等在中国的传统很悠久，而且占据这一传统末端（对柿本人麻吕来说）的是南朝宋鲍照的《芜城赋》。
孝武帝时，鲍照仕于子瑱，他到广陵，看到的是一片荒芜的景象，哀伤而作《芜城赋》。广陵正是刘濞的都城所在，由于前面讲的刘濞的造反，都城变成了废墟，而且眼下子瑱造反也占据这里，广陵再次变成荒都。柿本人麻吕一定知道，《芜城赋》是根据这些事实写成的。如果不是这样，便难以说明他以荒都为主题的动机。
如果这一推测不错的话，知道《芜城赋》的人不会仅是柿本人麻吕一个人，刘濞在广陵称王及其命运，也会是人所共知的吧。《日本书纪》的执笔者，也是属于这个教养圈里的一位。他面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是在大胆地把大津皇子与刘濞重叠展示吗？他不仅是借用《汉书》来润饰文字。
（三）
下面，我们再看一则大津皇子的记载。《日本书纪》在前面提到的持统称制前纪十月三日有这样一段文字：
庚午，赐死皇子大津于译语田舍，时年二十四，妃皇女山边，被发徒跣，奔赴殉焉，见者皆歔欷。
关于这一段文字中国典籍的出处，先是“被发徒跣”，从来都举出《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的伏皇后纪的一部分：
后被发徒跣，行泣过。
“见者皆歔欷”则指出《后汉书》何皇后纪以下部分：
坐者皆歔欷。
像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的头注等，都是这样注明的。
但是，这里的引用和前面的决定性不同的一点，在于它们都是简单的熟语，特别是前一个更是如此。被发在当时是卑贱者的模样，贵妇人则是梳成叫做单髻或双髻的发型，还有繁复的堆髻。徒跣也是尊贵的人不该有的样子，相反，事实上是庶民多不着履。这样看来，被发徒跣是习惯用来描绘搞乱装束的贵妇人形象的一个词语。前面谈到的伏皇后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根据这篇皇后纪，皇后的父亲因女儿而跋扈，与曹操有隙，而且想要排斥曹操却被发觉，曹操恼怒，胁迫后帝终于幽禁了伏皇后。有一次，尚书令华歆把皇后从她躲藏的地方拉出来，从皇帝身边经过，伏皇后被发徒跣，边走边哭。最后，皇后一直被幽禁到死，她所生的两个儿子都被杀，一族百余人都死了，母亲等十九人被迁至别处。
因而，我认为《日本书纪》笔者是作为一般性的词语来运用这个熟语的。事实上和前面讲的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汉书》中相当多的部分的引用方法迥然不同，可以看成是只停留在引用词语本身的程度上。
那么，后一个怎么样？它和被发徒跣这个熟语不同，坐者与此同时歔欷有可以自由拆开各自使用的性质，因而与《日本书纪》中的“见者皆歔欷”并不完全一致。这是一个比被发徒跣更为一般化性质的词语。
但是，从来的说法所指出的何皇后纪内容很有意思。何皇后集皇帝宠爱于一身，一位美人怀了孕，生下皇子刘协，何皇后立即杀掉了那位美人，惹怒了皇帝。皇帝驾崩后，何后之子刘辩即位，为董卓所废，是为弘农王，而后刘协即位，是为汉献帝。不久弘农王在董卓之乱时被强令服毒自杀，这时候：
（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
令其妻唐姬起舞：
（唐）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士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
因而泪下呜咽，“坐者皆歔欷”。弘农王遂服毒自杀，时十八岁。
这两道悲歌的唱和确实优美而悲哀，都是咏唱本为帝王却因此而赴死。唐姬的歌也是站在丈夫立场上唱出的，这和搂住大津的尸体殉死的山边皇女的心情正相契合，唐姬没有死，而是回到了故乡。我想这一点不同不是什么大问题。
然而，《日本书纪》的执笔者是不是因为唐姬的心情与山边皇女相通而引用这个词语的呢？事实上，我认为这个地方别有所出，也就是《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七四）的《董祀妻传》的：
观者皆歔欷
上面提到何皇后纪里是“坐者”，而这里的“观者，”更接近于《日本书纪》文章里的“见者”，从类似性来说，也是这一个更恰当。
不过，我认为这一个更妥当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认为观者比坐者文字更接近。董祀之妻就是蔡文姬，即蔡邕之女蔡琰。《文选》里收入了蔡邕两篇碑文，他是后汉屈指可数的文人，在日本也是有名的。由于董卓得势，他作了尚书，却又因其乱而死于狱中。他的女儿蔡文姬及其坎何一生的故事，也随着她的作品曾在日本流传。
我认为《万叶集》基本分类之一的“挽歌”是以乐府为基础形成的，而乐府的琴曲歌辞里有蔡琰所作的《胡笳十八拍》（《乐府诗集》卷五九），是由十八篇歌辞组成的，咏唱她的一生。正确地说是别人以她的一生为题材的作品，然而蕴含着这种特殊故事的歌辞，自然受人欢迎，很快也就传到了日本。
还有，蔡琰作为《悲愤诗》二首的作者也是享有盛名的。这也是描述她一生的诗作。比较来看，《胡笳十八拍》更富于叙事性，娓娓依次叙来，而这两首诗以倾述悲愤之情为主，使人感到本人创作的性质。这一定和《胡笳十八拍》一样在日本广为人知，十分著名。实际上，这两首悲愤诗也正是附在《后汉书》卷八四上述董祀妻传即文姬的传记之后的。所谓“观者皆歔欷”说的正是悲愤诗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有力地存在着《日本书纪》执笔者认为值得引用而放在心上的理由。
蔡文姬起初嫁给卫中道，丈夫去世，无子，回到娘家。兴平年中董卓之乱时为胡骑所掠，成为南匈奴左贤王的妻子，在胡十二年，生二子。另一方面，汉朝曹操惦念好友蔡邕没有子嗣，派使者到匈奴以金璧赎回文姬，将其嫁给董祀。《悲愤诗》描写了这样的经历，据《列女传》说是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
“观者皆歔欷”出现在文姬在匈奴行将丢下两个儿子回归汉朝的场面：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
阿母常仁侧，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