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文姬则：
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被带到匈即的不仅是文姬一人。因而羡慕文姬的除了两个儿子以外，还有他们：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
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
于是：
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这样的《悲愤诗》打动着人们的心弦，广为人知是理所当然的。重复地说，这个并不具有个别性质的词语，被采录到《日本书纪》之中（虽然“观”变成了“见”）的理由，也正是赖于《悲愤诗》享有盛名。
这样，如里认为《日本书纪》的范本是这篇文姬传的话，那么就应当说《日本书纪》的笔者已超越了单纯的润饰文字，而是抱着积极的意图来引用的。也就是说《列女传》在写到文姬嫁给董祀后，接着说：
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
文姬因为丈夫犯罪而到曹操那里去。那时曹操家中公卿名士、远方使者正济济一堂：
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
文说“众皆为改容”。这里更重要的是，文姬的丈夫现正被问罪，文姬是为了请求赦免他的罪过而到那里去的。曹操对文姬说：
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
文姬听到以后，便说：
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
曹操听了这句话，“乃追原祀罪”，不仅赦免了董祀之罪，而且“时旦寒，赐以头巾、履袜”。将这一段与前面的“蓬首徒行”放在一起来看，文姬似乎也是“被发徒跣”，表达文字不同，但可以同样看待。
这么看来，文姬在丈夫处在犯罪当杀的危机时刻，头发蓬乱，不着履袜，到曹操那儿求情，请示赦罪。这种情形便被重叠在山边皇女身上。山边皇女不仅是教养很高可与文姬相比的女性，而且《日本书纪》执笔者把文姬叠合在山边身上的意图，正在于他认为大津皇子与董祀同样应当赦罪。丈夫面临死罪，妻子用《悲愤诗》中的一句来描写，那么亲近蔡琰故事的古代人，会忘掉由于蔡琰而丈夫得以赦免的故事之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当然是作者与读者极其自然的无意识的默契。
我以为“观者皆歔欷”比起“坐者皆歔欷”作为出处更为妥当的理由就在这里。由于把《列女传》看成引用的原典，就可以看出执笔者的主张。
我认为这种理应赦罪的心情与大津作有临刑诗是一个系统。关于大津皇子，《万叶集》（卷三，416）有《大津皇子被死时磐余池陂流涕御作歌一首》，《怀风藻》里有《临终一绝》。这些虽是人所共知的，但为什么大津皇子会有这些临刑汉诗与和歌呢？尽管除此别无他例。
我曾经几次在文章中谈到，临终的诗几乎都是临刑诗。这样来考虑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对于政治思想上立场不为所容而遭受刑戮的人来说，最后有必要申述自己的主义，诗歌是为此而采用的体裁，这是因为诗便是言志的。
这种看法也传到日本，在悲愤之中受刑的人便咏唱起临终的和歌。更好的一个例子是有间皇子了。然而，诗是言志的，和歌却是抒情的，所以内容上就发生了变化。有间皇子的和歌（卷二，141）、大津皇子和歌，由于这一点，都没有采用言志的形式，应该说是自然的事。不过，相反，不是受刑者却制作的临终和歌，那位中国文学通的一首和歌，确有临刑诗的言志味道，这真是富于启发性的。
士命本空虚堪传万代名未立唯此最惋惜山上忆良
（卷六，978）
这是与地道的临刑述志诗一脉相承的。
与此相比，大津和歌是日本式的，而不是言志的。《怀风藻》中的那一首，属于中国临刑诗的一个方面——伤感地咏叹死亡的类型。多有使人感到与上面谈到的弘农王、唐姬的临刑诗同调的倾向。
因而，就和歌而言，必须将“和风化”即日本风格化纳入视野来加以考虑。汉诗与和歌别是一物，大津皇子留下了临刑诗与和歌很可说明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看待他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是一位有着理应倾述的志向，却遗憾地被权利夺去生命的青年。这样，他的尸体一定要移葬到二上山去，化为含恨的幽灵，与有间皇子、长屋王等成为一个系统的人，也就可以理解了。他们都不是犯了罪而被杀的，而是由于当时的权力而陷于死地的，是本不该受刑的。
尽管已经作了临刑诗，但要想表明他此时已是别无所想，那么是通过对妻子的描写，也可以表达他的看法。《日本书纪》的执笔者引用蔡琰传，表达的是与他制作临刑诗一样的心情。
另外，如果还要补充一句的话，那就是留在《万叶集》里的和歌不是今天所讲的创作歌，特别是初期万叶里与额田王有关的和歌，采用有间皇子、大津皇子等戏剧性一生为题材的和歌，是依靠集团性流传而传至今日的。即便同样挂着作者的名字，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他们咏唱的，有的则是以他们的作品为核心改作的，也有的完全是他人所作。我把这些作品称为故事歌，我想把它们叫做额田故事、有间故事，当成歌故事来看待。我们这里讨论的大津皇子情形完全相同。这个故事是如何制作的？我是想把参加到制作集团人们的意愿和提供者的心情，作为眼下的问题来对待。
（四）
通过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日本书纪》无名述作者在运用典故的方法中，是将大津皇子与刘濞相比，反映出应当赦免大津罪过的主张，虽然述作者埋没于无名之中，但他们在被分派书写文章任务的时候，以自己的教养为武器明确地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引用古典的行为，便是使隐含这种意图的文字注入寓意。
《日本书纪》笔者的立场，用和歌史上的说法，则相当于“时人”的立场。在和歌中，以“时人”来设定作为第三者的报告着的立场，用以叙述所发生的事件。关于大津皇子（包括大伯皇女、石川郎女、草壁皇子）等人的描述就是如此。如《万叶集》中简直将大伯皇女和大津皇子姐弟俩说成是恋人关系（卷二，105－106），应该是“时人”借情歌口吻叙述而成。至于大津皇子的临刑歌，也应该有“时人”参与的影子。而且，通过这首临刑歌，我们可以看出，“时人”对大津事件自有主张，同时它也赢得世人的共鸣。
因而我们指出《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里中国典籍的出处，便意味着挖掘出其中隐藏的别有的主张，必须理解别有的文字作为暗喻作用于表面文字的方式。由此意义而言，它构成文学论的重要的一个部分。
众所周知，中国书籍中多用典故。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方法，《文心雕龙》把它称为“事类”（第三十八）。这一篇开头便是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当然，接下去，刘勰采取一种温故知新的态度，举出许多例子来理解现实，并说：“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他的关心主要集中在修辞方面。
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应该重视在将典故作为暗喻来运用这一点上，由于作者所引典故不同，其表现方法也大有不同，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使是本文开头所举描绘壬申之乱时引用《光武纪》，也不能只发现类似的地方便心安理得。毋宁说，出典的指出仅是工作的开始。所引《光武纪》部分，正是描写王莽包围光武帝（刘秀）军队的场面，《日本书纪》用在描写大友皇子方面，一般的看法，是把王莽当作反叛者的，《日本书纪》的执笔者这样引用，不能不认为是将天武一方正统化，而说明大友政权的王莽性质。
但是现实中是王莽掌握着篡夺来的王权，称得上继承汉室血统的不过是景帝来算第五世孙刘秀，现在正对“新”政权起兵造反。如果不以血统为轴心，则刘秀便并非正统化。或许对这个问题柿本人麻吕有所考虑吧。相反，柿本人麻吕却在大海人皇子方面描写用它。因此，指出人麻吕在和歌中引用《光武纪》，只能认为或是他有将王莽正当化而对刘秀进行批判；或是把王莽作为篡夺者，并认为大海人皇子也是相同立场，进而认定近江朝具有正统性。连周围的这些思想全部包含进来，这才是引用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