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万叶集》和歌的制作时代，即从飞鸟时代到奈良时代这个时候，是外来文化波涛滚滚流入的时期。特别是奈良时代，是以建造东大寺大佛为代表的佛教文化的鼎盛期，寺院的建筑在此之前便兴盛起来。比方说，在飞鸟那狭小的一角，在原有规模上复原一下飞鸟寺、河原寺、桔寺、冈寺等曾经存在的那些寺院来看一下会怎么样呢？会和今天霞关的官厅街似的，高层建筑鳞次栉比，高耸入云。
不，不光是寺院建筑。在飞鸟各寺院的中央，天皇的宫殿雄伟壮观。这些建筑，洋溢着模仿最新的唐韩风格。总之，在朝廷贵绅的周围，极其普遍地存在着高松塚古坟那幅壁画描绘的风格。《万叶集》充分反映了这时代的风气，是顺理成章的。
这个时代，又可以说是“文明开化”之时。就象明治时期似的，头戴礼帽，身着燕尾服的绅士们咏唱着怀表、洋车似的，一点也不奇怪。
然而，在《万叶集》的五万个单词总数中，原样使用的所谓汉语、汉字音的词汇极少。全部不过十来个，大体如下：
布施、饿鬼、法师、檀越、塔、功、力士、婆罗门、五位、无何有、藐姑射、过所
此外有疑问的还有“生死”、“皂荚”，有人说各应该读作“いきしに”、“ふぢのき”，那样的话，就不是汉语了；它们还是应该读作“しやうじ”，“さうけふ”。“香”也应该用音读念作“か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训作“こり”），加上这些也才十五个词。
另外从朝鲜语进入的单词，以及日语化以后记录下来的汉语，虽然还有几个，但也是微不足道的，在整体的趋势上不变。
前面所列举出来的词语几乎全与佛教有关，并且使用这些词语的和歌，内容是有限的，也就是集中使用在可以说是滑稽的作品里，而一般的和歌里几乎没有出现过汉语。
这不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吗？这与当今的现代短歌不管好坏，过多使用外来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万叶和歌也排除了那些即使已经日常化，其他已无可代换的词语（如电视、收音机之类），乃至即使日常口语化了，但还不知道将来能否固定下来的外来语（Boutique、Mellow），也终究不能采用。
和今天的短歌相比，当时的和歌还没有整个和歌史决定的用语传统，尽管如此，它的诗歌形式也完全是日语的。因为当时的公文等全部是用汉文书写的，汉语是朝野公开场合使用的语言，所以和歌就活跃在和它性质不同的世界中。决不是漫无边际地使用外来语。
（二）
然而，虽说汉语词汇不多，但并不是说汉语的作用微乎其微。尽管显然存在着拒绝汉语词汇原样流入的规范意识，但《万叶集》的歌人们似乎曾经大量把它们引入到日语的世界，而后作为歌语来运用。汉语词汇通过日语化过程在和歌里起着很大的作用。
这种作用，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把汉语译成日语。例如，有“よのなか”这样一个词，粗粗数一数就有四十来首和歌用到过，这便决不算少了。它表示的是现实世界意义的意思，多写作“世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把汉语“世间”翻译过来的日语词汇。而且“世间”还是佛教里一个重要的词，所以和前面谈到的汉语群的佛教倾向是同出一辙的，它是翻译语的可能性很大。这样看来，的确，在“よのなか”里面装进了固定在现实世界之上的内容。
……
凭信有我妹 世间无常理不背
白日光辉盛 荒郊野火草为灰
……
柿本人麻吕（卷二，210）
世间何可譬 朝船荡桨杳然去 从此无痕迹
沙弥满誓（卷三，351）
出家不须返 世间厌倦念已断 何为还尘寰
作者未详（卷十三，3265）
这些都和说“世间无常”、“世间虚幻”时的“世间”完全相同。“世间”两个字，原文赫赫然这么写着。第二首可以说是咏唱“世间无常”的释教歌。第三首的上半句说厌离秽土，其中所言“家出せし”，这也是将“出家”译成了日语。
世间如旅宿 百事烦扰尘寰住 欲离不知路
作者未详（卷十六，3850）
这首和歌咏唱的是心愿出家。上句咏唱的内容是厌离秽土，下句是欣求净土的意思。上句就这样稍有没说明白之感，“百事烦扰”言充满烦恼，“旅宿”云云是说暂居今生，这样就可明白了。据说这是河原寺佛堂里倭琴上的一首和歌，所以这样的用词法也就足够了。
《万叶集》歌人知道汉语“世间”，把它变成了日语“よのなか”，这不仅仅是翻译，而是通过这样的作法，把对佛教里对世间的认识化为己有。世间，只要是写作“世间”这一汉语形式，就只能是外来思想的一种表现，而当时的日本人，已将它融会到了“よのなか”这一词语的世界，浸透到生于人世的自身当中。
进而，他们当然也通过日语表现了世间是怎样的。
世间无常物 昨日京华今荒都 观之益知悟
作者不详（卷六，1045）
世间本虚累 叹此明月播清辉 有盈旋有亏
作者不详（卷三，442）
世间无定数 春花纷纷落地物 人亦终物故大伴家持
（卷十七，3963）
这些都咏唱的是“世间无常”、“世间虚幻”，第三首的“数”（かず）是佛教里讲的“数”（すう）的译语，是咏唱确不存在的事物。而且有趣的是，三首都采用了从事实上确认围绕着世间观念的形象。奈良都城的荒废、明月的盈亏、春日的落花，由这些具体的事物，使外来思想贴近自我。这样的用法，与将汉语词汇日本化而引入到《万叶集》中，可以说内容上是一致的。
（三）
日语化了的并不只是佛教语。诚然，佛教的影响是很强的，甚至柿本人麻吕的和歌里就已在咏唱“世间”的观念了。这就表明，当时官员们接触到的中国思想、儒教思想的思考方式，以此为基础以作官为宦的规范意识，也是和采用的律令同时传入日本的。与此伴随而来的是汉语词汇的日语化。
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是“あめのした”。“あめ”这样的把握是很古老的，“あめのした”也可以说是极其传统式的。但若我们看一看这个词的使用方法，就可发现它和佛教里的“世间”一样，是伴随着集权性国家体制的完备而日语化的，我想，这正是以汉语“天下”为基础而形成的。
……
生来悉为神
樛木葛藟相盘萦
天下一统领
……
柿本人麻吕
（卷一，29）
……
赫赫我大君
天下运转于掌心
……
柿本人麻吕
（卷二，167）
与“世间”同样，这个词也多写作“天下”，将近二十个用例，毫无例外都与统治天下有关。这种情况与在中国典籍中这个词用于有关统治是一致的。如：
荷天下之重任（张平子《东京赋》）
今时天下安宁（枚叔《七发》）
天下之政（干令升《晋纪总论》）
以上三篇文章都收在《文选》中。
还有一个与“天下”使用范围极其相近的词“やすみしし”。众所周知，它是“我大君”的美称，也是与“天下”一个系统的词汇。所谓“やすみ”，是不是正是“八荒”的译语呢？这个词用了二十七次之多，大多写成“八隅知之”，而写作“安见知之”的不过六次（38、204、329、917、926、1062）。此外一例写作“安美知之”（4266）或是它的变形。这样看来，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统治八隅，后来又增加了“安易地”统治的意思，再后来又解释成“安见”了。
这里的八隅就是八荒，认为天子能够统治八方、远至畿外而日语化的。在那个阶段，与“天下”日语化一样，“天皇”这个词是与此同时受到道教影响作为“日制汉语”而形成的。
以上是构成译语的情况。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汉语的构词力影响到日语，也就是说，并不是两国有相同的词语，而是汉语创造了熟语，受到它构词力的促进而在日语里形成了熟语。
例如，柿本人麻吕时而在长歌的描述之中，搁下直线式叙事的笔，来排遣情绪式地倾述自己的心情。像在日并皇子（草壁皇子）的挽歌里，有这样的歌句：
……
虽言春花贵
望月圆满耀清辉
……
大船思凭偎
仰望切待天河水
（卷二，167）
在明日香皇女的挽歌里也有这样的歌句：
……
朝鸟君从过
夏草转衰思情重
夕星往且复
大船荡漾观帆蓬
……
（卷二，196）
虽然不只上面这些，这里划线的词汇却全是在熟悉汉语熟语语汇构造的基础上，极其自然地创造出来的两字合成日语。以上词语的功能，说来是枕词性的，至于“鵼鸟の片恋嬬”（鵼鸟独鸣女相思）（卷二，196）之类，确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学者曾经指出，柿本人麻吕按照这种方法创造了新的枕词，上面就是例子。对汉语聚合力的熟悉，在他的构词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诚然，这在后来创造得更多。大伴家持等末期万叶的人们，也在创造新的熟语：
池水亦见影 马醉木花正芳芬 悠然入袖襟 大伴家持
（卷二十，4512）
池水映矶影 马醉木花正芳醇 凋残多惜心 甘南备伊香
（卷二十，4513）
这种对唱很有趣味。接着家持的“池水亦见影”而出现的“矶影”这样的构词能力，依然是出于对汉语语脉表达方式的熟悉。前面提到“天河水”，日语是“天つ水”，天与水字中间加了一个“つ”，这还算不得什么，另外“池水”这个词，就没有加“つ”、“の”而直接变成了日语熟语了。
（四）
谈到这个问题，首先想起的是柿本人麻吕的名作：
淡海之海上 夕波千鸟汝啼唱 思古心惆怅
（卷三，266）
这里面的“夕波千鸟”，学者们已多次指出，这个熟语不折不扣是孤立语式的。郑重一点可以说飞翔在黄昏波涛之上的千鸟。想想“夕波”这种说法，和“夕风”、“夕雾”不同，因为它后半部分的波浪并不发生变化，却接在了表示时刻的词语后面。
日语是粘着语。上面这样的构词，省略了日语助词的功能，它的形成如果没有汉语构词力的促进是不可能的。这种力量不仅创造了熟语，而且也影响了和歌的记录方式：
古人之殖兼杉枝霞霏微春者来良芝
（卷十，1814）
（译文：树乃昔人植 云霞叆叇绕杉枝悦感阳春至）
物皆者新吉唯人者旧之应宜
（卷十，1885）
（译文：物皆贵新鲜唯有人是旧者善宜重昔情暖）
秋山霜零覆木叶落岁虽行我忘八
（卷十，2243）
（译文：霜露覆秋山木叶落兮岁将晏难忘我华年）
我总感到有些蹊跷，《万叶集》这样的写法既是汉文式的，又掺进了粘着语的语尾、助词，甚至几乎忽视了本来的面目，至少在视觉上给人以似是汉诗的错觉。这可以看作是对词汇进行汉语式把握的一个表现。这不是单纯的记录方式、书写方式的问题，而应当看到与此齐头同进的是，汉语的力量还对日语构词能力本身有所侵犯。
前面举出的和歌，有两首出自柿本人麻吕歌集，对第二首看法有不同，也就是它不仅出于人麻吕个人的嗜好，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倾向。
春 苑：红尔保布桃花下照道尔出立感嬬大伴家持
（卷十九，4139）
（译文：艳艳映春苑桃之夭夭满目鲜姣人立树边）
这也是家持很有名的一首和歌，里面的助词只有一个后面的“尔”字，而且一字一音地加以表示的只有“尔保布”这样一个地方；而从词语整体来说，“春ノ苑”、“桃ノ花”两个，再加上前面说的“ニ”（尔），助词不过才三个。这一首可以说完全是汉语式用词、由汉语式记录下来的。记录方式和用语这样紧密，都是汉语的作用。
还有一点，应该考虑的第三种情况，是“换言”。这虽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的，但是我却认为中国传来的菊，汉诗里直接采用了“キク”这样的发音，而在日语句子中就换成了“モモヨグサ”（百代草）这样的读法：
父母后院宅百代草生愿百代直至我归来生玉部足国
（卷二十，4326）
假如这个推测不错的话，说明《万叶集》不是将外来语的发音一成不变地吸收进来，而是活用它的意义，使它在自己奉为规范的日语世界中再生。这与第一种情况所说的译语即训读已有所不同，已经是一种完全日语化的现象了。
因而，是可以这样来认识的。百代草虽然在菊传来之前就存在了，但也就将新来的事物包括进来一起这样来叫。特别是动物和植物，中国的和日本的虽然用着相同的文字，但所指常有所不同。这虽然不是文字的问题，但类似的情况不难想象。
总之，一方面《万叶集》歌语所具有的规范性，使得它犹如古风，得以保持着高格调；但另一方面，汉语在以上三个方面是又迫使日语发生改变，这也是非常重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