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马龙教外，黎巴嫩其他教派的人士也通过和西方的接触，在科学的道路上奋勇前进。欧洲学校为他们培养出一批科学实干人才，像许多著名历史书籍的作者约翰·欧吉米牧师（1724—1785）；哈那尼亚·姆奈耶尔神父（1757—1820），他写有数部关于宗教史和人类史方面的著作；优素福·萨巴牧师，一位在哲学、物理、建筑及其他学科方面都有重要著作的作者。
通过与西方、西方文化、西方科学的交流，主教、神父、牧师和学者们掌握了黎巴嫩民族的命运。他们在西方学校获得了知识并在各个学科中成绩卓著。他们希望使自己的民族复兴，给它以正确的指导，以便获得真正的文化进步。他们按照先进方法创办了修道院，使它除了宗教活动以外，还致力于文化事业。教士们努力提高自己教会学校的水平，把它办成像罗马和其他欧洲首都的学校那样，以培养能成为复兴人才的神职人员。他们还派遣使团到欧洲，从西方学校毕业的许多人回到自己的修道院，掌握了领导权，在弟子们中传播科学精神，这些弟子又把这种精神带到科学文化机构。
在黎巴嫩和西方的交流过程中，有些人从事搜集原本书的工作，并把西文书籍译成阿拉伯文，把阿拉伯文书籍译成各种西方文字。这样，他们为进行富有成效的科学工作提供了条件，为东方学的开展作出了贡献。
同时，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教士们还意识到机器印刷的效益，他们把它带回自己的国家，制作了阿文印刷字模。黎巴嫩人还意识到学校的重要性，他们在各山区开办了学校，这些学校努力培养复兴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自己国家的栋梁，他们或是开办学校，或是在学校任教，传播自己的新方法和新思想。例如阿因·沃尔盖学校——照布特拉斯·布斯塔尼教师的话说——它是“这个国家国民学校之母”。阿因·沃尔盖学校众所周知是黎巴嫩与西方交流的产物，它的教学制度和科目都是仿效罗马学校的。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有布特拉斯·布斯塔尼教师——第一部阿拉伯文《知识大全》的编纂者、著名的国民中学的主人，这所中学培养出了苏莱曼·布斯塔尼，艾哈迈德·法里斯·舍德雅格——他对复兴的影响我们以后将会讲到，赖希德·达哈达赫伯爵以及其他人。
埃及与西方的交流。18世纪末，法国看到占领埃及可以达到扩张势力和堵塞英国通往印度道路的目的，于是委任拿破仑准备入侵。1798年五月下半月，拿破仑的舰队首先占领马耳他，然后向亚历山大挺进，打败了曼麦鲁克的军队。曼麦鲁克是当时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奥斯曼国家除了每年从埃及收取赋税外，其他什么都不管，君士坦丁堡委任的土耳其总督没有多少权力。曼麦鲁克掌握一切，随心所欲征敛财富，为所欲为地挥霍享受，他们对国民专制独裁，横施暴虐，全国一片混乱。曼麦鲁克们互相争斗，加之军人们对财富、尊严和生命的践踏，给国民带来深重灾难。拿破仑对尼罗河谷的入侵犹如一声霹雳，震撼了曼麦鲁克统治下的混乱社会。虽然入侵者是为殖民主义的政治目的而来，但它结束了曼麦鲁克的飞扬跋扈，摧毁了他们的统治机体，把埃及从沉睡中唤醒，启迪了居民的思想，使他们意识到过去不曾知道的权利。埃及人参加了对自己国家的管理，了解到各种各样的新文化。特别是，拿破仑不仅想凭借军事的武器，而且想凭借科学和知识的武器来征服埃及，以此为自己建树两种荣耀：宝剑的荣耀和知识的荣耀，进而赢得欧洲学者和思想家的同情。因此，随他人侵的有一批学者、思想家和工匠，人数达一百四十六名，和入侵同时准备好的有一套阿拉伯文印刷机，它是埃及印刷书籍、报刊的第一台印刷机，此外还有在法国和意大利发现的有关埃及的各种书籍和参考资料。
法国人人侵甫定，即在开罗创办了两所教育在埃及出生的法国人子弟的学校，按照法国科学学会方式建立了科学学会。这个学会是根据命令于1798年8月22曰建立的，它的口号是“进步和联合”，即致力于埃及科学研究的进步和东方文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的结合。学会会员研究的科目有数学、医学、经济学、艺术、文学、音乐及整个埃及史，学会每季发表一次研究成果；学会还组成两个委员会负责古迹和法老文化遗产的发掘收集工作。学会建立了一所收藏珍贵书籍的图书馆，这些书籍是法国人从欧洲带来，或从各寺院和曼麦鲁克家中搜集来的。图书馆每天开门接待读者。为从事各门科学研究，特别是化学和化学试验，还建立了专门机构。
法国人出版了两种法文报纸，即《埃及邮报》，它被认为是入侵者的机关报；《埃及旬报》，它是科学学会的机关报。还开办了剧院，建立了生产布匹、纸张及其他用品的工厂、作坊以及天文台、雕塑、绘画室等。
法国入侵的一个作用是，由于它带来了西方的力量和文明而强烈地震动了埃及。埃及人从沉睡中惊醒，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东西，看到了欧洲的文明，意识到自己被曼麦鲁克吞噬了的权利。特别是，他们被邀请参加了对自己国家的管理，逐渐习惯了“议会生活”，这一切使他们心中萌发了埃及民族主义感情。
1801年法国人撤出埃及后，国家几经动乱，最后导致穆罕默德·阿里于1805年上台。他首先加强军队，用最先进的欧洲方式训练军队，以此巩固自己的国家。他决心从曼麦鲁克造成的状态中改造和振兴埃及。他派遣科学使团到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使他们了解这些国家进化的原因，以期回国后改造自己的国家，为国家培养人才。前往巴黎的所有学生都要学习算术、几何、地理、历史和绘画，然后再钻研自己喜爱的学科。
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开办了许多学校，他办这些学校首先是为了加强他的军事力量，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改良。最有名的两所学校是医科学校和军事学校。为使这些学校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他从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聘请教师，同时请法国教官为他组织军队。没过多久，学校遍布各地，全国到处是求学上进之士。穆罕默德·阿里为使工作按良好的制度进行，建立了“学校管理局”，进行着相当于今天“教育部”的工作。
穆罕默德·阿里并不以此为止，他把阿拉伯语作为国家、政治、司法的表达工具，鼓励翻译和介绍，许多科学和改革方面的书籍从各种外文译成阿拉伯文。他鼓励出版印刷，因为它能使这些书籍得以传播，使远近都能获益，他还鼓励新闻业。这样，这位伟人就成了现代复兴的有力柱石。
但这一运动在穆罕默德·阿里之后松懈下来。当权力转到他孙子阿拔斯帕夏第一及其子赛义德帕夏手中时，这方面的大部分工作都停了下来。伊斯玛尔掌权后，又恢复了穆罕默德·阿里曾发起的进步运动。在他当政的时代，学校、印刷所及其他复兴因素逐渐增多，外国人纷至沓来，他甚至这样说过他的国家：“它是欧洲的一部分，尽管它坐落于非洲。”这时，适值土耳其对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的压迫加深，许多黎巴嫩和叙利亚移民进人埃及的各种机构，他们在其中找到了自由工作的广阔场所，在那里致力于文化的发展，并成为这一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大部分是诗人、文学家，他们创办了进步的报纸、杂志，积极地参加一切文化和科学的活动。由于伊斯玛尔进行的改革项目很多，国家开支过大，导致了以后陶菲格赫迪尤时期外国干涉的频繁以及阿拉比帕夏的革命，这一革命以英国人的占领告终。事实上，伊斯玛尔时期是文学复兴时期，而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则是科学和军事复兴时期。
因此，埃及与西方的交流是十分密切的。随着拿破仑的入侵，科学和军事先进的西方打人了埃及。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者之手，西方的各种社会制度、先进因素进入了埃及。埃及人亲眼看到了什么是文明，民族意识大大普及，各类使团被络绎派往欧洲，他们带着知识回来，并在各个机构进行传播。他们通过翻译书籍，出版报纸和杂志，开办剧院，以及其他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谈到的活动，为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工作着。
与西方交流对国家产生的另一影响是，出现了一种在旧思想和新思想之间，旧科学和新科学之间，新文学和各种旧艺术之间的特殊关系，由此在国内产生了两种并行的文学潮流。
还有另一种关系，即政治的关系。埃及的古迹，它在东方和非洲政治中的重要性，伊斯玛尔时代开凿的苏伊士运河的国际意义，这些都引起各国的注意，它们为在埃及扩充势力和进行干涉而互相斗争，由此在埃及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这对文学将有极大的影响。由于英国对埃及的统治，埃及与英国文明和文化的交流是深广的，到英国学习的使团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