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我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过了夜晚，又是另一天，但什么都是一样的。
营盘的秋季里，我遇到了强劲的大风，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在风中飘摇着，路上的黄土飞扬了起来。营盘村庄，在狂风中静静的，每家每户都关上了大门，街道上没有行人，在大漠的风雨中冲蚀了过去。
两个老人改变了我的思想。
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在中国西部，沿着西安向西走，有座巍峨的关山，南北走向横卧着。我的老家张家川就在关山周围群山环抱的峡谷中，四面都是山，唐代王勃写过的诗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是与这里有关系的。
凡是西北的回民，提起张家川，一说那里是一个回民集中的地方，二是那里太穷，每年都大量出外打工的人，新疆南北到处都有张家川的回民。后来，笔者造访过青海省的平安县、循化县、民和县，宁夏的西海固等地区，从中发现，从张家川的自然面貌看，绝不是中国最穷的地方，它起码还有青山绿水和森林植被覆盖多的关山林场。
在黄土高原上的沟壑里，我的爷爷的脸上有一条条岁月的痕迹。他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在铁路做工时，受了轻伤，本来没问题，他太轻信一位庸医朋友了，也老实地把那位李姓庸医手工做的中药硬往伤口里放，结果，大腿严重发炎，没有办法，去医院动了手术，把大腿锯掉了。
我的奶奶大骂，要求赔，我爷爷劝说，吃亏算了，这是命啊。
此后，爷爷用一条腿坐着做礼拜，冬天寒冷的季节里，他用双手扶撑下去，用水小净后礼拜。他一直有些遗憾，不能在星期五的“主麻”聚礼日去清真寺做礼拜。当我说可以用车子推着去时，他说，清真寺坐满了人，我去了又不方便啊。他说，去清真寺做礼拜，回赐要比在家里做礼拜多。
在1957年的宗教改革中，由于爷爷是清真寺的社头，被关了几个月，受了苦，他从未讲过，这事还是小姑后来说的。“文革”时，全家遭了殃，富裕的人看不起我们，我哥哥谈了对象，女方的父亲备好刀子，威胁女儿说，那小伙子还不错，可他的家庭是个火坑。他说的没错，父亲是穷苦劳改释放犯，爷爷和母亲两人腿都有病，谁家的父母不让女儿找个好人家呢？
爷爷一直沉默着，他每天礼拜，心情爽朗，80多岁了，一顿还可吃6个馒头。
我一直生活在懵懂迷茫之中。
我彻底醒悟起来了。当我在兰州的大学里熟读了唐诗、宋词以及先秦文学，读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法国的大仲马、英国的狄更斯、德国的歌德，以及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之后，我虽然没有明白全部的奥妙，但我从此开始，一直追寻着。
18年前，我开始感悟了。我的爷爷经过了大清国、中华民国和现代的中国，他的路是什么，他80多岁的人生智慧是什么，他的人生之旅途最后选择了什么路，应该给我什么启发？
我感到人生的短促。
我也学会了沉默和思考。
我也热爱孔子的学说。
在营盘认识的白六娃老人，与我的爷爷很像。
白六娃老人讲着同样的老家话，是白彦虎的亲孙子。他和我爷爷一样，只是个子不太高，没上过多少学。他说：“你是内地来的，是我身上穿的衬衣，贴着心口上。”
白六娃老人的家在营盘的东面，路旁是流淌的小溪，他的家绝对比不上中国农村一个富裕的家庭。
我吃惊地看着他院子里放的中国西北家庭最普遍的做饭用的面板和灶头，以及用泥土做成的长长的烟囱。他收藏的“老爸”（爷爷）白彦虎的遗物，一付黑色石头眼镜，一双象牙筷子。他说，象牙筷子可以测试食物中是不是有毒。
他收藏了好多古色古香的手写的《古兰经》。我曾经给马来西亚朋友讲过，白六娃老人家里收藏的手写的《古兰经》，比你们国家任何一个博物馆里收藏的都要贵重，都要多。
白六娃老人说，曾经有位阿拉伯人来找他，想用一辆“赛马地”换他的一部手写《古兰经》。他说，若他换了，明天怕驾车撞死。他又说，我的这些经，是让孙子们去读的，又说“我是他们的狗”（意即专门看东西的人）。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独立，宗教也开放了，他说：“我们黑了七十年。”他一个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把营盘村的原清真寺修好。清真寺的阿訇是他的侄孙，那是白彦龙（白彦虎兄长）的后代，是在固原生下的，就取名为“固原”。他说，这是固原的孙子，是白彦龙唯一的儿子，白彦龙在固原攻打杨家堡子时战死了。他说，当时，固原很小，深受白彦虎的宠爱，每次把他放在上座位。
在清真寺里，阿訇拿的他的手抄本经念，我说，这些经很珍贵，要保存好，在外国可能要放在特别的柜子里，而且，《古兰经》现在有新版，可以读，内容都一样。他却说：“老经跟新出版的经不一样，我收藏就是让孙子们读的。收藏的话，经就没意思了。”我惊讶，他说有新《古兰经》。后来，问他的孙子，才明白，老人的意思是旧的《古兰经》上写有对经文的解释，而且是从中国拿来的老经，以前的阿訇解释的准确。
白六娃老人的口才很好，说话时总是捎带着说出许多谚语，如：“顺情说好话，舔股子不挨骂”，“有儿没孙子，那是绝门子”，“当家才知柴米贵，为父方知父母恩”，“官凭印，虎凭山，婆娘靠的是男子汉”等。作为白彦虎的后代，他的话也像他的性格。他说，陕西是老家，“千年的榆木想娘家”，他已去过四五次。人不管到哪里，要记住“好狗护三邻，好汉子护三村”，“当狗也要当歪（凶狠的狗）狗，不要当没（mo）腰子狗”。他说他老爸（祖父）当年带的队伍“走一岭，又一岭，翻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过一河，又一河，裤腿不干”。
1877年，当白彦虎带领的队伍，在阿拉套山下面，距托克马克9公里处的长拉奥什卡扎了营时，俄罗斯官方分给了东干人5.8万卢布，让东干人修房子。在划土地和财产时，起义队伍和白彦虎有了矛盾，这种不满和矛盾，从过来前就有的。负责的哈萨克官员不清楚，在虎头山下，让赞成白彦虎的按哈萨克话说“亚什”，站在一边；而反对者则为“亚曼”（哈萨克话，义为“坏”）。自那时，这里的东干人有了“亚什”和“亚曼”两派，奇怪的是，“亚什”和“亚曼”以后又演变成在教派上的区别，“亚曼”为“伊赫瓦尼”；而“亚什”则是“格迪目”。在营盘及附近地区的东干人至今还分成“亚什”和“亚曼”两派。
白六娃老人是典型的“格迪目”派，他负责修建的清真寺位于进入营盘农庄的左边，寺名也叫陕西大寺，寺旁是陕西人的老坟园。清真寺的门是朝向东方的。按他的话说：“我们礼拜的朝向是麦加的天房，而寺门是朝向中国的老家。”
2002年，借庆祝东干人来中亚125周年之际，白六娃老人在营盘“陕西清真大寺”的门前，修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白彦虎和其他遇难者。纪念碑被建在陕西老坟园的外围，按他的话说：“纪念碑不能够被放在坟园里，以免没有小净的人，进到贵重的坟地里。”白六娃老人对于教派之分处理得很好，他说，都是一样的回回穆民，只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对于以前人们对白彦虎的评价，他认为不公。
他说：“有人说我老爸拿了大家的钱财，那不公道啊！我老爸光收养的孤儿就100多个，都是牺牲了的战士们留下的。如果他富有的话，那他的五个儿子中的三个都不会招给人家当女婿了。老爸走时，两手空空，光养活他战友留下的孤儿就那么多，现在如果好多人还姓白彦虎的话，其中许多是老爸养的孤儿的后代。”
白六娃老人虽念书不多，但大脑是很清醒的。他几次去过西安，有人问他对汉民的态度时，他曾说，汉民是我们回民的娘家人，本身是一家人，都同文同种，只不过宗教不同罢了。以前我们反的是残暴的清政府，是清政府把中国搞坏了。我们祖先反了几十年后，中国的汉人算推翻了清朝。
我在老人家里住了两个晚上，跟他一起礼拜。我小净时，没有洗脚，他问我：“为啥脚没洗？”我说：“我一直没脱袜子，再小净时，可以免洗。”他说：“教门不可钻空子，圣人讲的不洗脚，那条件是穿上靴子的，可以免洗；现在的袜子，空隙大，哪能不洗。”他递给我一条毛巾，让我重洗。他给的毛巾上有块小黑布，他专门指明，毛巾黑布处，是指小净完擦头部的，其下部是擦下身用的。晚上和白六娃爷爷聊了一宿，他关了灯说我们睡觉吧，结果他躺下不一会儿，就传出了酣声，深入梦乡了。
我没有睡着。
第二天凌晨五点多，他又起来唤我礼拜。他礼拜用的时间很长。
他70多岁了，身体硬朗，起身敏捷。2002年跟我一起来的马来西亚华人朋友李金友看了，也佩服老人硬朗的身体。
春季营盘的夜晚，在群山的上空，高高悬挂着一弯淡淡的金黄色新月，浮晨的夜幕，气候是凉爽的。在白六娃老人的果树院子里，新月的清辉，洒落在果院的树叶上，闪闪发亮，村庄在一个静谧的氛围中。
我感到了，我尊重的两位老人都没有上过什么学校，可他们生活的那样有条理，有信念。我念了半辈子的书，好多事情一回想，还是糊涂，在黑暗中。
我问自己，我的信仰不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