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平凉府属静宁州，有一支兼具团、匪身份的汉民武装，其首领是盐茶厅（平凉府属，后为海原）人张贵，号刚八。回民起义后，府城三次失陷，官府官军全被打散，“守、令多寄居村堡，力不能制土匪，甚且借土匪自固，假以义旅之名，任其蚕食村堡，茹柔吐刚，不辨良匪。”地方残破，汉民多沦为贼匪。刚八家室沦亡，其兄刚五被土匪所杀，他因此“纠聚党伙，迫胁良民，窃踞静宁州、庄浪县丞辖境之威戎堡、水洛城等堡。……聚众至二十八营，仿官军营制部勒其众，旗帜器械居然齐整。”这支出于私人复仇而组建的武装，最初完全没有官方介入，缺乏合法身份，本身即为土匪而已。他的兄长并非为回民所杀，所以与回民无仇。故可以出于自身利益而“与镇原回首孙百万遥相勾结。拷掠之惨甚于逆回，为平凉、秦州一大患。”②同时，刚八亦与范铭有良好的私人联系，“又该匪曾接范铭信，属以事不顺手即往投该军。”③
刚八部组建后，最早攻击的是静宁州本地人数仅达数百名、而“县府不敢撄”的汉民土匪，刚八“因选壮子弟直蹈贼庭，贼不能支，败遁。”由此解除了官府的心腹之患，“县令闻之喜，檄为团总。”算是有了团的名分。在此措施鼓舞之下，乡民强有力者即为民团，自备枪械保卫各村。刚八部广泛吸纳平、固、盐茶厅、隆德、静宁、会宁各属流民，甚至川、湖、淮、豫从军者亦被裹200余名。④刚八又因卫护避居庄浪县城的平凉知府李超群有功，与其子李毓英结为兄弟。李氏亲戚陈九如代理静宁州知州，代刚八搜刮财物。①史称“不肖官绅，始图倚其势以自卫，继且假其势以扰民，为之勒兵费、派军粮。”②
然而刚八之起，本与官府无关，虽然取得团练名分，但势力强大，匪气深重，根本不听官方调遣，任意抢掠，地方上因以“刚匪”称之，“其御贼最力，其扰民亦最甚。盖所部良莠不齐……通渭人不知内容，概名之曰刚匪。”同治六年（1867），通渭东北数处汉民村堡被刚匪攻破，其中有一匪名曰侯十（侯得应）者，尤其是凶暴残忍之徒，其人“用炮烙刑以索民财，往往灼背及腹，脂膏涂地，惨不忍闻。”③刚八不能约束。
这样的作为，使刚八所部成为回民起义期间，西北陕甘新广大地区的汉民武装中纪律最差、口碑最坏的一大支。
同治七年（1868）六月，穆图善遣舒之翰至秦州将“刚匪”招抚军用，其中莠者逃散1万多人，余下5000余名，被改编为“刚字营”。④但此举似无效用，刚八继续率众作乱。
同治八年（1869）八月，左宗棠以刚八所扰之静宁、庄浪、会宁各境，本兰州中大道，又居甘肃南北之中，恐刚匪从中作梗，调蜀军统领道员黄鼎径捣威戎堡，刚八部众四散，九月十九日，徐占彪驰抵会宁，二十日黎明，出其不意，毙匪百余名，“张贵率匪党伏地乞伏，徐占彪率所部押令回静宁点验，分别遣散。”⑤十月初四，黄鼎赴静宁点验，刚八“乃泥首营门请求改编。鼎以刚八有义气，且久经战阵，编为正式军队。改其名曰铭新。其所部不良分子概行遣散，鼎率师驻静宁，休息十余日，即西行。铭新以计擒侯十。时左宗棠驻平凉，献之。宗棠壮其勇，欲生之。十挺立求死，不得已，斩之。叹曰：奇男子，惜不能得其所耳。由是地方安堵。”⑥这样的凶残匪徒在文人的文字里被描述成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实际上，左宗棠本人则奏言“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泄民愤。”①之后，被收抚的刚八及其部众对清军也的确略有小用，如同治八年（1869）四月，回民军袭静宁，为刚八侦知，“星夜驰之，力击败之。”②
与当时的其他民间发起的武装相同，在粮饷不继时，良莠不齐、缺乏纪律这些先天的缺陷仍然使刚部难脱土匪习气。慕寿祺曰，“先是同治八年（1869）八月二十八日，张仿骞、齐学敏带刚字两营越静州城，断西门锁，长驱直入，坐索民粮数十石，且纵匪大掠。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李成模带刚字右营据静宁。至三十日，刚八及同城文步率民兵战于南城巷，击毙李等数十人。余溃走，是刚八颇有功于静宁，惟所带二十余营文武官吏以刚八尚明事理，与之拜义兄第（弟）。日日欢宴，地方苦不堪言。”③
从“刚匪——刚营”的转变过程中，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剽掠抢劫的习气，导致这支队伍不能很好地发展成长为正规有序的作战力量；其领导人物刚八也军旅坎轲，直至光绪乙未（1895）河湟起义中随董福祥征河州，才以功简为南阳镇总兵，赏穿黄马褂，于是张铭新之名最著而不知即黄鼎收编之刚八也。④
（三）董字三营
董福祥（1839－1908），字星五，甘肃环县毛居士井人⑤。《固原州志》谓“家贫以农为业，读书未竟厥志，髫龄嬉戏，率陈矛戟演战队，时人异之。”⑥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不读书，性格强悍，能服众，出身于下层、有杰出才能、尤其善于领兵打仗的草莽豪杰人物。慕寿祺称，“同治初陕回乱，蔓延甘新等省，居民无生路，加之以饥馑，土匪所在蜂起，（董）乃倡集义团保卫乡里，”他被推举为团总，他的同乡张俊和李双梁副之。①时为同治二三年间事。董氏的父亲董世猷是当地哥老会的首领，②这种民间秘密社会的组织关系在建团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使这支部众缺乏官方合法性。就董福祥个人的遭遇来说，据说他曾被固原瓦亭守备捕获，押于囚笼，受到酷刑折磨，被以开水灌顶，虽未致死，但头顶头发脱落，立囚笼中呻吟。禁卒不忍，意欲救之，谎称已死，守备令弃之荒郊。幸得一老妪饭育伤愈，返里以后成花头矣。③此次的不幸遭遇可能促使他对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有了全新的认识。是以光绪十六年擢喀什噶尔提督，遇泾川千总，正是前瓦亭守备，董氏不罪之，反云“多亏你的一壶开水”。④
董部团众保卫乡里的初衷很快就得已以官方的名义实施。慕寿祺谓，“时贼围环县，知县瞿守义闻其军声甚壮，致书求援，三人遂率团往，力解城围，群回惮之。”⑤但在当时情势下，与官方的合作只是偶尔为之，不能持久。
由于回民起义的影响，环庆民众流离无所归，便纷纷加入董福祥的队伍以求生存，“久之，来归者众，良莠不齐。加之以岁荒，山城地僻，团无所得食。”⑥兼之同治五年（1866）后甘肃北路（今宁夏一带）一带回民军与官府达成抚局，类似董部这样的群体难以再从官方和地方上得到粮饷支援，只能自谋出路。这个过程中，董福祥部被迫由“团”而转变为“匪”。
同治五年四、五月间，董福祥“适追贼至庆阳，遇高二（高万镒——本书注）归焉。高二者，庆阳民团之大首领也。得福祥等，甚喜。”然而高二部似全为乌合之众，猜嫌易起，“高二隶存宏而杀存宏。沙三等隶高二而杀高二。”在这种内斗中，张俊“恶其反覆不能统一，手刃沙三，推福祥为团总。与双梁同意，各分其众而副之。”这样，董福祥的部众来源就从环县扩大到庆阳，从此以后，“董团之名大震。……凡陕甘北山难民归董团者且三十万。”①从而成为陕甘一带规模最大的流民武装集团。
在西北各大汉民武装中，董福祥部是最为普遍且经常与当地小股回民军合作的一支。同治五年五月，董福祥部踞安化，曾经“句合回逆穆二、穆四、马蜡子等”；②六年六七月间，陕甘一带“北路则回土两匪合并。……土匪则有新老两营。老营匪首董福祥，新营匪首扈正禧。”十月，董福祥踞花马池，“溃卒、游勇、哥老会匪，股数纷繁，互相勾结。而陕西回民之遁入庆阳、宁州、正宁、镇原、清水者，络绎奔赴。”③
同治七年（1868），甘肃大饥，而陇东为尤甚。据载“福祥所统民团二十余万，皆饥民耳，日图一餮而不可得，遂辗转为至陕北绥德州等处。绥德地瘠民贫，一旦增加廿余万人，实无力以供给，则又分驻米脂、靖边、定边等县。”④三月二十八日，董福祥部攻掠甘泉县城。旋退。⑤九月二十八、九两日，董部又“勾结回酋马天喜，突犯绥德州城。”⑥
由于董、回双方的合作完全是各取所需，利益第一，自然会也因为利益分配发生冲突。屡与北路小股回民军合作的董福祥，在同治七年三月，“与马三营回匪哄杀于怀远堡邵家坬一带，死伤甚多，尸体蔽野，遮断行旅。”又据记载，回军杨曾三等部与甘匪有和约，各不相伤。但七年七月，甘匪得粮，旋为回军所劫，甘匪大队追击回军于横山县境油房头，“杀回数千人，擒回酋杨曾三、甘州马，斩之，民大称快。”⑦杀伤如此之众，非小股武装可以办到，再考虑到活动地点，这支与回军相斗的甘匪武装应即董福祥部。
在这种四处掠食求生的过程中，董部仍然多少没有忘记最初“奉命练团，保卫桑梓”①的初衷，据载“惟董福祥一股，以剿办回匪自命，尚不攻打堡寨，所到之处但向城堡求给口粮而已。”②没有大规模杀伤人命，又吸收多至几十万流民以使之活命，很少大规模攻城破寨，焚掠地方，这样的作为，都给地方民众和官方留有较好的印象，清军进规陕甘后，自然乐于收抚利用，而不是攻灭剿杀。
孔飞力曾指出湘军胡林翼的精锐部队是“小型的、专业的、受过高度训练。新成员部分选自地方团练民兵部队，部分选自地方驻军的精华。”③这种得自湖南名流的经验被清军运用于西北，结果就是对西北地方上原有军事力量的积极经营，从而解决了困扰地方的董部流民武装问题。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湘军大将刘松山破董部大本营镇靖堡，董父世猷、弟福禄均降，至二十四日，董福祥亦降。从此开始了他个人和甘军势力崛兴的历程。由于董氏“惟携带团勇至二十余万之多，”经过遣散安置，留下精锐5000余人，“于是编练成军，号为董字三军。福祥将中营，张俊将左营，李双梁将右营。每营约今两团之数。”④
董团最初依托于官方，演变为“匪”，最终又归于官方。此后，董福祥其才得用，随大军西进征讨，攻克金积堡，进剿西宁大小峡口、卓子山诸要隘，克复肃州，平新疆，转战天山南北。光绪十六年（1890）擢喀什噶尔提督，二十一年（1895）平定河湟起义，补授甘肃提督。当是之时，西北各地活动的汉族流民、土匪武装无虑十数支，投降清军之后，以刚勇、黑头勇之人数众多，势力之大，都最终没有取得董福祥部如此巨大的成就，这与董本人杰出的领袖才能、卓越的战争经验有关，也与董部起于团练，流窜掠食期间较为温和、又最终积极归降清军得受重用亦有关。
第四节独当一面的新疆汉团
在新疆，汉族民团的组织也少带有官方色彩，而纯粹为回民起义所激起。新疆地方广博，太平军、捻军势力不曾到达，而新疆回民起义，短期内即摧毁官府统治，因此汉民自发组织的团练，官府力量完全是缺失的。
在新疆北路回民起义的地区，这种民团最初为数不少。据载“当寇起时，民间多结团自卫，或数千人，或数百余人，且耕且战。”①“始有张和、张兴、邓某者，团练数千人，频年与回战。以不知兵、乏声援，相继败亡。”②自同治三年（1864）以来，“屡次团练，皆系自备资斧，不敢申报。自城池失陷后，逃避他方，皆设立公田公种，公收公食公用，规画约束，粗有可观。”③
同治四年到八年（1865-1869），在回民军四处攻夺城池之际，各地汉民普遍结团防卫，最大的一支是徐学功所率的乌鲁木齐南山民团，人数众达4000。其他如绥来（玛纳斯）的赵兴体，所部1000余人，驻沙山子，后充任六品军功，同治九年九月初六曾攻克呼图壁城；河西有乡约刘姓民团400余人。奇台县的马进福，古城的邓生玉，各有七八百人；④阜康至巴里坤一带活动的则是张和、孔才两支。⑤但大部分民团都先后被回民军打散，只有徐学功、孔才等既善于作战，又聚集起规模甚大的武装，而得以自保。
在阿古柏势力尚未侵入北路时，这些民团作战、掠夺的主要目标一直都是起义的回民。从而实际上成为官军的得力臂助，官方则发给牛具银两以示体恤，实行拉笼。⑥其中，徐学功渐渐崭露头角，成为清末新疆北路事变的主要民间武装领袖。数年后，本不具有任何官方身份的徐氏，渐渐成为清军游击、统领、参将，他的部下也成为平定北疆的清军一部，这个过程真切反映了清末朝廷在平定回民起义的过程中，与地方民团不可分割的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