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社队当农民，为社、队培养农业科学技术骨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第二，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以科研促教学。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
第三，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期组织学生回到自己社队，参加当地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从而使教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向了社会。“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队实践。
在研究毛泽东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论与实践时，不能不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意在培养一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力量。
1955年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1960年9月，报纸上发表了下乡知青邢燕子的事迹；1962年11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4年7月9日，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是“号召”一种自愿的行为加入新农村建设，推动知识与农村的结合；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知识青年大批到农村安家落户，“号召”就成了安置不能就业的城市知识青年的政策，并正式提出要把这批知青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力量。1965年9月23日全国有1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到1973年8月4日已达到800多万。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年9月初，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形成高潮。
“上山下乡”运动使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客观上用“知识”把城乡紧密联结起来，建立和增强了城乡合理交往的情感纽带，淡化了观念上的一些城乡界限，加快了用现代科技改造农村、农业、农民的进程。一些下乡知青，或者本人出于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的意愿，或者家长为改善知青所在社、队的关系，改变知青所在地的落后环境，主动为社、队与相关单位牵线搭桥，为社队企业提供项目、技术、设备和其他物资，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一些地方为了使知青扎根农村，也投资办起了一些知青工厂。知青在农业战线上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到1973年在800多万知青中，有5.9万人入了党，83万多人入了团，24万多人被选入各级领导班子。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的确出现过不少问题。1972年底，福建省一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一些问题。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了李庆霖的信后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表明毛泽东对这些问题是高度重视的。
李庆霖的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真实地了解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毛泽东复信后，周恩来便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精神及具体“统筹解决”的办法。5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形成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国务院于6、7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这一系列的文件与措施，对解决当时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封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又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但这时，毛泽东已经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广阔的农村建功立业，为我国农村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有的知青当上了民办教师，成为穷乡僻壤中一颗颗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有的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上做出了可喜成绩；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成了农民和农村的“红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爱戴的带头人；有的则在社队企业中积极奉献、大显身手，成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开拓者、奠基人。而其中更多的知识青年，更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耕耘着，以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农产品，无私地支援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值得人们崇敬和怀念的，是那些为抢救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知青们，他们将自己的全部青春、热血，都无私地献给了为之奋斗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和英名！
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农民，经历了一场极为艰难的心理磨炼历程。正是在这一历程中，他们的思想、体能、生活和感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在下乡中真切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艰辛，从而增强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激发起了强烈的变革农村的愿望和责任感。同时，也正由于他们经历了如此长期的艰苦磨炼，才使他们真正懂得了珍惜今天的生活，并养成了一种关心国家、乐于奉献、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品格。这是目前全社会对他们的公正评价。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品格，所以在他们中间，走上领导岗位的，能够保持艰苦朴素、联系群众、清正廉洁、身体力行的好作风；上学深造的，能够珍惜时间，勤奋学习，努力做到学有所成；进入商界的，也能够凭借自己扎实的根底和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获得显赫的成就。如今，他们已是共和国的中坚，正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农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从表面现象上看，这似乎是城市化的“倒退”。但如果考虑到农村城镇化在中国城市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那么，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领导下这种特殊现象，无疑是加速了中国农村城镇化从而推进了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和研究，但从农村城镇化和中国城市化的视角来说，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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