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城市化运动是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关城市起源和城市与阶级等城市化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的蕴涵是十分丰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几百多年来，世界城市发展的现实已经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发展的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城市发展历史实际的。因此，进一步梳理、挖掘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研究城市发展的规律，确定城市发展的战略，对指导当前我国城市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化学说的理论构建
一、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的产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城市作为社会经济关系中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化生产的地点”，“生产资本的地点”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源地，而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他们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说明城市所具有的不同社会性质和特点，揭示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趋势。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于如何进行城市改革，如何消灭城乡对立和差别，如何加速乡村城市化等研究，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18世纪中期，一场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浩浩荡荡的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人类开始进入蒸汽时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形象地描述了工业革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块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内燃机和原子动力代替风和人力来推动船，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与传统的棉布、毛织品和亚麻织物竞争……”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产品层出不穷，人的平均寿命延长，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人类的整体文化水平提高。总之，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工业化需要有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大批的手工业者。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使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但同时，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拥有巨大财富的工业资产阶级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巨大的贫富差别，使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根本不可能享受到城市的文明生活。为了改变两极分化的现象，无产阶级一直没有停止过抗争，斗争的形式从自发的经济斗争发展到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以及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被称为三大工人运动的自觉的政治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主要生活和战斗在柏林、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等大城市，并亲自参加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在这些城市中，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工人的集会，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同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建立了密切联系，并进行了理论研究工作。他们科学地总结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深刻分析了日益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城市的斗争生活促使他们最终完成了向科学共产主义转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出生在城市的土壤中，与城市密不可分。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论住宅问题》、《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城市作了精辟的论述和总结，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关城市起源和城市与阶级、国家产生的关系的理论阐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2.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的形成
诚如前面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出生在城市的土壤中，与城市密不可分。
首先，城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场，正是在城市这一土壤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逐渐形成学说。马克思生活战斗在一个工业化城市迅猛发展的时代，他通过六个方面对城市进行描述、分析来解剖资产阶级社会：
第一，当年马克思生活在城市逐渐统治一切的“周围感性世界”里，这是造就城市即城市化的时代，机器工业催生了大批工业城市的崛起。城市发展的产业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因而是工业文明平台上的城市化，大工业造就了城市，新的工业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
第二，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成为“城市化”的主导和主体力量，它造就的正是一个资本主义城市体系。既然这种城市发展的主导、核心和轴心的拉动力量是资本的力量，那么这一城市发展在本质上是资本城市化的，从当时城市的规划可以对此窥见一斑。城市的规划是工业无政府主义的，城市空间在私人资本的支配下随心所欲地被瓜分。从住宅来说，“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极不清洁，几乎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到处是垃圾”。
资本统治着城市的中心地带、耀眼地带。贫穷则统治着城市的边缘、隐蔽地带，贫困者是被资本边缘化了的群体。工人住宅区散布在全城隐蔽的地方，躲藏在富丽堂皇的贵族区、繁荣光彩的商业区的背后，仿佛是“奥吉亚斯的牛圈”（希腊神化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而极其肮脏的牛圈，这里是指极端肮脏的地方）。“这种伪善的建筑体系或多或少地为一切大城市所具有；零售商因其所经营的商业的性质就必须住在繁华的大街上；这种街上的好房子总比坏房子多，这一带地价也比偏僻的地方高。但是曼彻斯特是唯一如此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如此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来的一座城市。整个城市建筑没有一定的规划，是偶然地堆积起来的”。
第三，城市结构是两极化的，即资本化工业城市对农业乡村的统治；城市的主要居民日益被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切中间阶级要么被消灭，要么归入这两大阶级之中。城市社会阶级结构简单化了。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拥有以近代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的城市，那么它就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极，否则就只能被边缘化，处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极。城市发展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日益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城市文明和不文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习俗从各种渠道传入农村以及那些非资本主义的、非工业化的国家和社会之中。“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第四，城市发展的内在张力是资本化，即是说，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制度安排、政治经济军事秩序和“理性”尺度即“文明”强加于城市，一切不符合作为自己尺度的规范或“文明”及文化，都在应被消灭之列。工业城市是一个特殊的交往实践场（以下简称交往场）。言之特殊是因为在这种交往场中，人世间的一切东西都必须经受资本的拷问，无论它是上一轮交往实践场的沉淀物，还是新一轮交往实践活动所新创生的物体。符合资本本性的则生存下来，否则就被淘汰。城市资本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加快了乡村城市发展的步伐，使城市化成为工业革命以来一股无法遏制的汹涌浪潮。
第五，城市发展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主义”或“启蒙理性”。这成为世界城市的尺度。启蒙理性作为一种解放话语，它批判神学偶像，反对君权，弘扬人本精神和科学精神，将科学、理性和人的权威，将自然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抬升为普遍法则，进而成为批判话语，成为精神解放的工具。它所具有的批判精神是一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精神，同时它也使人文科学丧失了创新力，并使之成为工具理性的附庸。本质上说，它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文明”或意识形态。一切不符合这一精神统治需要的异种文化都被斥责为“野蛮”，因而在被消灭之列。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第一次被工业城市所代替，从而第一次摆脱神权和君权的神圣控制，从而第一次成为人，这里的“人”在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仅是指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人人平等”意义上的“人”；在哲学上是指“大写的人”的居所，成为资本的游戏场。
第六，资本主义日益造就着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在冲突中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日益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城市资本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巴黎公社就是这个时代的伟大尝试。这两个阶级的对立迥异于农民和土地贵族之间的对立，因为他们的对立是获得了在交换形式上的平等，具有契约的合法外衣。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延伸，全世界无产阶级日益联合起来，用世界革命的方式推翻全球范围内城市资本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因此，共产主义就是由大工业造就的城市发展的间接必然结局。在此，重要的不仅在于马克思对这一资本城市化的精彩解剖和对今日城市及其发展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而且在于：这就是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工业化城市图景，就是展现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生活视界。在标志着新世界观诞生的生活视界的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一道通过对资本城市化图景的科学分析与把握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新世界观。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对资本城市化及其后效应的关注，成为马克思创立自己新世界观关注的视角之一，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生活视界。马克思的哲学，无论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基本价值理念，即对“旧全球化时代”一般本质、结构和发展趋势的理论反思方面，还是必须加以发展的成分，即受旧全球化时代制约而存在着严格的边界条件制约的方面，都源于它通过资本城市化这个独特的生活视界对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
其次，城市是马克思哲学的生活视界。在新的理论地平线和新的时代地平线上，马克思实现了两个转换，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生活视界。
第一，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从“概念的王国”转向“实践”，开始寻找新的视界。对马克思而言，从哲学新视界的“天才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第一次系统而具体地阐发新世界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的心思早已跳出一般哲学争论的窠臼，意识到一切研究都必须基于现实，“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时代最重要的现实就是经济领域的伟大变革。正是对这个具有决定意义领域的科学研究，真正使马克思、恩格斯与全部“德意志意识形态”划清界限。马克思改变了头足倒置的哲学研究方式，建构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
马克思是从实践，即从以社会物质为中介客体的主体交往活动出发，来呈现其新世界观的历史性语境。马克思指出：“须把哲学搁在一旁，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他的新哲学世界观是从做一个普通的人去面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情境开始的，而不是从观念、逻辑等哲学的职业对象出发的。这种决裂使马克思能够真正摆脱从爱利亚学派开始的那种走向事物背后的彼岸理念论，返回到真实生活的本身，返回到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生活过程。
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但是，和概念的空中王国争论没有现实的意义，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历史并不是把人当成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