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校校合作模式存在的问题
1.教育理念的冲突
在中外合作模式中的独立学院中，由于中外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致使教育工作者理念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和冲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行政权威与学术权威。我国高等学校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通过多年来的教育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行政色彩依然很浓，教育和学术氛围相对较弱。国外高等学校能够较好地体现以学生为本、以学术为主体，强调学术权威。（2）经院式教育与开放式教育。尽管国内的高等教育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坚持进行改革，但与西方高等教育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实质上还属于封闭的单调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属于“经院式”的教育模式，通常以人为的定式去“雕刻”人才。传统理念中，强调系统性、完整性、循序渐进，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在教学走向上，强调不打破学科知识体系，弱化了能力、素质的培养，使得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距离拉大。西方的开放式教育，首先是生源来自社会各阶层，既有高中毕业生，又有走上社会后又希望继续深造的成年人，还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其次，学校的教育资源面向学生甚至社会开放。开放式办学还意味着学校的办学与社会发展及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其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适应于社会的发展并力争处于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学校摒弃“闭门读书”教育方式，而是通过一定的渠道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与社会保持着某种联系和接触。因此学生眼界较为开阔，思维方式较为灵活，动手能力较强。（3）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长期以来，国内一直将教育的主体定位为教师，虽然后来修正为“教师为主导，学生是主体”，但实际上仍然是教师为主体，甚至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三中心”现象，即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这与国外以学生为本，以学习为中心，强调学生主体的教学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中外合作办学体产权不够明晰
中外联合办学体的产权不够明晰，使外方投资者与中方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的根本特点。产权是指所有者对资产（包括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地强调教育办学的公益性质，而忽略了在教育产业化背景下中外办学公益性和收益性并存的实际情况。澳大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推行教育国际化战略，把教育作为重要的服务贸易输出。目前，教育输出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九大出口产品和第三大服务贸易产品，2003年教育服务收入接近49亿澳元，仅次于旅游业（94.4亿元）和运输业（74.8亿元）。在中外举办的独立学院中，外方投资者认为学校的资产将来是属于中方的，因此在资产的管理上存在短期行为和功利主义倾向，如抽逃资金转移海外、挪用资金投资其他领域等；而中方合作者往往是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为股权投资与外方合作。由于中方的上级主管部门重有形轻无形的管理理念，使得中方对合作体的资产没有充分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致使这些权益受到损害。事实上，中外合作办学体正是利用了中方的品牌才使学校的资产规模迅速膨胀起来。因为政府管理部门在管理上存在盲区，使得合作体资产的产权归属缺乏明确而清晰的界定。中外合作办学体很多是附属于中方的高校，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设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即使设立了完全独立的办学机构，成立了董事会等管理机构，法人依然是中方高校的校长。因此，有的合作办学采用课程合作方式来进行，双方合作，发双方文凭，手续非常简便。这种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典型的标签型，没有实质性的合作。按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担任主干课程教学的外籍教师所占比例不应低于25％，引进国外教材不低于教材总数的30％。可是有的项目只是挂名中外合作办学，并没有引进国外的教材，国外的学校只派一两个老师过来，99％的课程都是中国教师在讲授，这实际上只是校际交流的行为。
3.课程体系问题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它关系到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关系到培养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因此，人们称它为“现代教育大厦的基石”。学校课程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应该也必须反映和代表一个国家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和趋势，回应和符合社会发展对于未来人才提出的目标和需求。在中外合作中，中方通常照搬国外合作院校的现行课程体系，这对我们国内学生来说也不一定合适。一般认为，课程体系的安排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学科专业知识本身的规律性，二是从双语教学演进到英文教学的规律性。显然，目前的课程体系只遵循了前者，而没有考虑到后者。乃至于让任课老师失去尺度，在课堂上过分地随意发挥，从而不能保证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教育部一位负责人曾说，中外合作办学往往要经历引进、嫁接、本土化和国际化四个阶段。从直接引进到实现国外国内的课程嫁接，然后达到课程和师资的本土化，最后向国际化发展，创造出自己的品牌。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改制模式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种新的高校办学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保持原学校国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实行学校财产所有权与学校办学法人财产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制”，即试行校、董分离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制是特定时期民办教育发展的一条捷径——一方面可以使民办高校发展有较高的初始点，加速民办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的资金注入和对已有资源的盘活也使原有的高校充满生机，从而成为一个时期内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选择。
（一）整体改制
整体改制是指原由国家、地方政府或行业部门主办并承担教育经费的学校，在产权归属不变的情况下，以一定的方式转给独立法人承办，学校自筹资金、自我管理、自主办学，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运行机制。这种“国有民办”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办学机制灵活，反应迅速，适应性强，社会资源的整合效率高，可以使转制高校能够真正面向社会，面向社会教育需求，依靠一切教育资源，在开辟多样化育才道路方面有更大的机制优势。因此，在部分发展迟缓的国有高校中引入民营机制运作，依托机制转变，促其推陈出新，往往是盘活国有教育资源、促进高教事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如浙江万里学院就是公立大学改制的成功范例。1998年，经浙江省政府批准，浙江万里教育集团接管原浙江农村技术师范专科学校的经营权，创办了浙江万里学院。学院被教育部确定为国有高校实行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试点单位，按教育成本收费，是我国最早实行国有改制的高校。学校改制以后，在国家未增加任何财政投入的条件下，通过以学养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大，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浙江万里学院改制后，积极创新办学理念，在办学中坚持谋求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了所有权与举办权的分离、决策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学院采取民营化的运作方式，充分发挥民办机制的优越性，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成本概念，运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在不增加国家财政投入的条件下，通过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办学，促使学校迅速发展成为一所拥有16000名学生、1400亩校园的本科院校。“万里模式”充分证明，高校能否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在于体制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