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若不被人“卡脖子”，中国不能没有自己克敌制胜的空对地（海）攻击飞机
2000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听取总装领导关于某型飞机研制情况汇报后，语重心长地说：研究部门要争口气，否则会被人“卡脖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从来没有摆脱过军事强国“卡脖子”。
中国不能没有自己克敌制胜的空对地（海）攻击武器。
七十年代初，中央军委果断决策，下决心研制平时对敌有巨大威慑力，战时能打赢一场现代化局部战争的武器装备。
祖国的需要就是命令，祖国的需要就是研究院的最大愿望。
研究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花费了整整四年心血，测仿出一个远程轰炸机、一个大型运输机设计方案。这两个型号最终夭折了。
但是，研究院初试牛刀，信心倍增。
七O年代末，我国海空军迫切需求具有强威慑力的空对地（海）攻击武器。研究院抓住时机，经过充分论证，坚定提出自力更生研制我国飞豹飞机的设想。
方案一出立即得到军方的一致响应。
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在国防科工委、海军、原航空工业部等领导和机关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研究院义无反顾地踏上自行研制我国新一代歼击轰炸机的气壮山河的征程。
然而，飞豹飞机研制遇到的困难，远远超出了研究院的预料。
1981年国家紧缩财政，飞豹飞机由“国家重点项目”转为“量力而行”项目。实际上，国家根本没有经费支持这个项目。“量力而行”其实就是“下马”、“缓办”，这对经历过远轰和大运两次悲壮失败的研究院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紧接着连续两次“项目要砍”，“经费要减”项目搁浅。飞豹飞机研制似乎真的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研究院心急如焚，报国无门。
研究院痛定思痛，坚定地认为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对地（海）攻击机。目前，只是国家暂时困难。海军坚定地和研究院站在一边。研究院一边激情上书，一边决心“以有形的进度，影响国家高层领导的决策”。
时任国防科工委某将军到研究院视察，被研究院夸父逐日般的工作热情深深感动。“有这样的民族脊梁，我们中国人什么事干不成？”老将军坚决从国家增拨款项中挤出部分资金支持研制工作不断线。可以说这是飞豹飞机的“救命草”。同时带领研究院积极向中央军委陈述研制飞豹飞机的坚定决心和强烈愿望。
1982年4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批示：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加快研制。飞豹飞机终于迎来研制的灿烂春天。
部队首长坚持每年在阎良召开一次现场办公会。对推动研制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由原科工委六局、海军飞机部、原航空部飞机局组成的指挥协调小组，人称“三驾马车”，高速运转，上下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院研制飞豹飞机的科研大楼，操纵液压、动力燃油、环境救生、电源网络等保障条件建设项目拔地而起。飞机设计发图一路高歌猛进。
1988年12月14日，是一个永载航空史册的日子，由研究院呕心沥血设计的飞豹飞机呼啸着飞向蓝天，一举成功。
首席试飞员高兴地说；“飞机操纵性能挺好，感觉确实不错”。
1998年某型飞机以其技术先进，设计合理，制造精良通过了设计定型。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对地（海）歼击轰炸机。
二、自古华山一条路。要搞就搞最先进的飞机，20年不落后
研制世界先进的飞机，20年不落后。无论从那方面讲都是对研究院气魄、胆量和能力的严峻考验。
技术规范是飞机设计的基本依据。过去我国一直采用苏联飞机设计规范，这种规范偏于保守，但十分保险。究竟是采用西方先进的飞机设计规范，还是沿用苏联保险的老规范，在研究院引起了激烈争论。
“自古华山一条路。不攀登险峰，难见无限风光”。“要搞就搞最先进的飞机，20年不落后”。研究院铁肩担责任，决心为国扬威。
经过充分论证，研究院毅然摒弃了在我国沿袭了几十年的苏联设计规范，大胆系统地采用了国际先进的设计规范和标准，为我国航空工业追赶世界先进技术水平打开了一扇厚重的大门。
先进的技术规范使研究院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研究院大胆创新，精心设计了小轮距机身起落架，大胆采用全机气动、机翼、后体综合优化设计，数字总线传输，高压引气以及先进的双座程序弹射救生系统等技术。同时对飞机的结构和系统进行可靠性设计和定延寿实验。这些技术在国内均属首次，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确保飞豹飞机的先进性，研究院大胆适度地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成品、新工艺。在数百项成品中，仅创新性成品就占总成品的一半以上，几乎覆盖了整个系统，大大超过了新技术应用风险。
在飞机设计应力分析方法上，大胆采用有限元法取代了传统了工程梁法，实现了从局部求解到飞机全机求解计算的重大飞跃。
顺利实现了总装大部件对接，翼盒关键部件无余量装配。全机静力试验开创了我国载荷最大首飞的先例。
八十年代初，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制造、试验、管理的重要作用还远未被人们重视。研究院集智攻关，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了7760CAD/CAMM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制造及管理系统，并率先应用在某型飞机研制上。1989年被评为中国10大科技创新成果之首。
研究院在研制飞豹飞机中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第一个采用国际先进的设计规范，按照美军标自行设计的机种；第一个自觉进行可靠性和维护性补充设计的机种；第一个地面试验、试飞规模最大、过程最全、试飞架次最多的机种；第一个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型号研制全过程的机种。
飞豹飞机交付某部出勤率不断创新高，创造了同类飞机日飞行最高起落记录，共飞行数千架次，长时间连续飞行小时，经受住了部队高强度、高难度、高密度的飞行训练。
三、我们有能力克服暂时困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飞豹飞机研制初期，研究院定无所址。先是在安徽董莆选址，后又在陕西凤翔枣子河建所，1976年才正式定点西安阎良。
“阎良阎良，一片荒凉。千米长街，不见姑娘”。就是当时阎良的真实写照。
艰苦的环境更加坚定了研究院航空报国的信念。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把满腔热血挥洒在黄土地上。
来自全国各地800多名科技人员不讲条件，不计名利，拥挤在六十年代初盖的简易楼房里，十几名工程技术人员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实在拥挤不下，就干脆把厕所和洗手间改造成设计室。自己动手搭建的临时试验室，冬冷夏热，蚊虫肆虐。
来研究院检查工作的有关领导感慨不己，又十分担忧地说：“这样差的条件能搞出先进飞机来吗？”。
有人说的更直率：“这那像个飞机设计研究院，分明是个铁匠铺嘛！”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经过远轰和大型运输机设计艰苦磨练的研究院，有能力、有志气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飞机。
“两军相接，勇者胜。”研究院勇敢地喊出了：“没有条件，我们创造条件也要上！”
阎良这个西部宁静的小镇，一时春潮涌动，热浪扑面。
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密的军事技术封锁。我国航空军事技术几乎是一张白纸。研究院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先后自行研制了铁鸟试验台架，燃油、环控试验台架、气密气罐、木质样机等大型试验设备，而且一次安装调试成功。打破了离开“洋设备”不能研制飞豹飞机的神话。
飞豹飞机研制需要配套的专用设备，由于国家财力不足，不可能为研究院购置所有的专用设备。研究院采取“买、改、造”的办法，精打细算购置了必备的专用测试仪器设备，自制了火箭滑车、导弹投放挂架、雷达测试系统等数百项大型设备。同时，采用新技术改造旧设备，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加工精确的吹风模型是确保飞豹飞机设计数据正确至关重要。外协需要大量经费，研究院自己加工吹风模型百余套，几乎全部人工打造。模型精度之高，令国外专家折服。
飞豹飞机数项大型地面试验，都是国内飞机试验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试验。先后完成风洞试验和地面试验数百项，近四万余次。所有技术关键，都是研究院依靠国内技术力量攻克的，没有请一个洋人，创造了国内奇迹。
飞豹飞机总投资是国内同类飞机研制费用最少的型号。
原国防科工委某领导十分感慨地说：“如果把飞豹飞机的研制经费交给世界上任何一个搞飞机研制的国家，我看谁都不敢接这个任务。这么少的研制经费，这么差的条件，在任何一个搞飞机研制的国家里都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做到了，这个奇迹在我们手上产生了。”
四、献身航空不是一句空话，研究院用心血铸剑，为中国扬威
如果把飞豹飞机比作宏伟的万里长城，它的研制者可以说就是开山筑城的建筑工人。研究院作为总设计师单位，清楚地知道为完成这样浩繁的工程：只有献身和牺牲。
那几百万张图纸，用车载船运的技术资料不仅记录着拓荒者的足迹，它是研究院职工的热血和志向。
为了这个志向，研究院职工不怕牺牲，不计名利，甘于奉献！有了股热血，研究院职工不甘落后，勇于探索。
研究院用心血实现了航空报国的梦想，为祖国构筑了一道磅礴雄伟的空中钢铁长城。
自然，飞豹飞机的研制成功，是全国10个部委上百家企事业单位共同拼搏的结果。但是，研究院却是这场持续多年激烈战役中，付出最大，牺牲最多，打得最艰苦的部队。
研究院职工把飞豹飞机看得比自己生命都重要，为了它可以不顾安危，可以舍家别子。一颗赤子之心与飞豹飞机同跳动，共命运。
献身航空之火在研究院熊熊燃烧。
在紧张设计发图阶段，研究院不舍昼夜，夜晚加班发图如同白天上班一样正常。
从春光明媚的夜晚，到月朗星稀的秋夜，从酷热难当的夏天，到寒风呼啸的冬夜，研究院科技大楼、试验室经常亮着不灭的灯光。
如此高强度的劳动，研究院职工没有一人要加班费和夜餐费。加班时间实在太长，院里就给每人发两个地瓜充饥，多数时候咸菜、窝头拌着汗水和泪水一起下咽。
为了实现飞豹飞机早日上天，研究院职工将安危置之度外，临危不惧，不少职工经受了失去亲人的悲痛，有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87年，飞豹飞机选型吹风试验正在四川安县紧张进行。试验基地松潘、平武两地是地震危险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有人劝说研究院参试人员，赶快撤离震区，试验以后再说。吹风试验是项耗费巨资的项目，如果半途而废，简直就是犯罪，研究院参试人员临震不惧，始终坚持把吹风试验作完才撤离了现场。
年青的工程师兆阳。一天他在试验室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悲痛地默然良久。此刻他正承担着模拟飞机武器挂载和发射改装任务，绝不能耽误研制进度啊！他自己强忍着人生大悲，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试验完成后，他星夜兼程赶回家，见到的却是荒冢一堆，父亲已长眠地下，阴阳两界，他跪在坟头大哭不起。
谌想是武器系统室雷达专业组长。雷达是航电系统最复杂的系统之一，偏偏我国雷达技术又十分薄弱，雷达系统研制成为影响飞豹飞机上天的瓶颈。作为雷达专业负责人怎能不心急如焚，可是她己确诊患了胃癌己有月余了，她强忍剧烈疼痛不下火线。在最后一次交联试验时，她像燃尽的蜡炬轰然跌倒在试验台上，殷殷鲜血把试验大厅映得惨红惨红。
这些只是研究院研制某型飞机中极具代表的一个横切面，透过这个切面，明显地能感觉到研究院职工那一颗颗献身航空，报效祖国滚烫的心。
研究院是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的队伍，
研究院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的队伍，
研究院是中国航空工业未来的希望。
目前，研究院承担着国家又一重大型号任务，研究院决心发扬“献身航空，百折不挠，科学严谨，敢为人先”的飞豹精神，奋力拼搏，永远摆脱“别人卡脖子”，为我军装备现代化再立新功，为中国扬威。
（原载《国防科技工业》2000年第五期；获集团公司优秀通讯一等奖）
【例文参考二】
长空飞天不再是梦
——记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李好的先进事迹
自古以来，神州大地就流传着嫦娥奔月的故事，飞上太空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在敦煌，我们的老祖宗头顶着昏暗的油灯在漆黑的石窟中，一笔一笔把自己遥远的梦幻描绘在洞壁上。于是，我们看到了隋唐时代色彩艳丽的飞天在空中飞翔。今天，航空人终于把自行研制的中国飞豹飞机放飞蓝天，炎黄子孙飞天不再是梦。
2001年12月14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一条醒目的新闻传遍祖国神州大地，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好荣鹰“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立志航空报国
八十年代初，风华正茂的李好大学毕业，满怀航空报国的志愿来到研究院。
研究院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大中型军民用飞机设计研究院。在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创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成功地研制了我国第一代“运七”支线飞机；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代“空警一号”预警飞机；完全自行研制我国第一代超音速歼击轰炸机。
中国飞豹飞机是国家重点型号任务，是国家急需机种。李好来到研究院，正是飞豹飞机研制的关键阶段，急需解决数字信息传输和硬件接口协调等问题，这是飞豹飞机上水平，上台阶，赶超世界先进的关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