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采用数字信息传输的先进飞机，除极少数机种外，几乎所有飞机都有过严重的挫折。西方国家对数字传输核心技术严密封锁，数字传输技术在国内飞机研制中还是块无人敢闯的“禁区”。飞豹飞机首次采用六部计算机进行数字信息传输技术，具有很大风险性。
初出茅庐的李好，决心闯闯这块无人敢闯的“禁区”。
数字信息传输技术关键是接口协调。李好首先把接口协调作为突破口，没日没夜啃那些单调枯燥的数字，从图书室借来的数百份资料堆在地上足足有两米多高。他废寝忘食地分析归纳，整理出数万字的技术笔记，对几万个典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许多实用的见解和处理方法，重新修正了原编制的“具体规范”，建立了一整套理论分析和计算机软件系统，数字信息传输接口协调终于研制成功，为数据总线技术打开了一条通道。
经过两年艰苦努力，李好出色地完成了数据总线输入、输出接口调试，总线系统模拟试验。在系统地面联试中，独立完成了试验大纲和试验报告，成功地进行了国内七个单位参加的大型地面联试。填补了我国机载计算机信息传输技术的空白。
机载总线数字信息传输技术研制成功，缩短了我国与世界先进技术的差距，解决了飞豹飞机导航与火控系统的技术关键，为国家节约外汇100多万元。飞豹飞机首飞成功，李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0年，运七飞机经过十多年的飞行，飞机性能很不适应民航市场需求。中国民航大量进口先进的客机，运七飞机几乎被挤出民航市场。
刚刚完成硕士学位的李好，被残酷的市场竞争现实所震动。李好学的是电气工程专业，运七飞机最落后的系统恰恰又是供电系统，李好思想难以平静。
运七－200A飞机终于立项研制。李好受命主持供电系统、电子系统的驾驶舱布置的全新设计，挑起了运七－200A飞机改进设计的大梁。
运七－200A飞机是在原运七飞机基础上进行全新设计的机种。供电系统设计是运七－200A飞机达到相当国外先进支线飞机水平的关键项目。
运七飞机供电系统落后是李好没有料到的，我国七十年代测绘仿制的原苏联安24飞机早已被淘汰。在这样的飞机上按西方体制进行改型设计，技术难度非常大。
李好和他所领导的研究室，几乎查阅了国外所有支线飞机供电系统、电子系统和驾驶舱布置的资料，做了无数次试验，供电系统设计仍然不能满足飞机技术要求，设计工作陷入了困境。
面对无法突破的技术难关，李好没有退缩。大胆吸取国外支线飞机的先进技术，突破原型机设计，提出采用三相变频交流与直流混合供电系统方案。经过一年的试验试飞，运七－200A供电系统设计获得成功。使该机供电系统的设计上了一个新台阶。
运七－200A供电系统设计通过部级专家鉴定，系统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与国外先进飞机水平相当。目前运七飞机是国内航线最大的机群。1999年在运七－200A飞机基础上改进的新舟60飞机，在2000年珠海航展一次签下租赁60架飞机的协议，2005年开始出口巴基斯坦，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敢拼才会赢
二十世纪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发展航空高科技装备放到了突出位置，确定了一批重点型号研制项目。研究院光荣地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飞机型号的研制任务。李好出任现场总指挥。
2004年6月，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首长视察研究院，严辞强调：“按期完成任务你们立大功，不能按期完成任务，你们犯大罪”。国防科工委领导指出：“就是要求你们突出一个’快‘字”。集团公司总经理表态：“不惜一切，一定要按时干出来！”。
中央军委、总装首长、国防科工委、集团公司领导对加快重点飞机型号研制的要求就是命令，军令如山。
国家重点飞机型号任务关系国家安危，“研究部门也要争口气，否则会被人家卡脖子”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震耳发聩。
李好深感责任重大。
研究院长期没有技术改造，不但技术落后，而且科研保障条件相当简陋，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繁重的型号任务，似乎是不可能的。
李好面对严峻的形势，处事不惊，运筹帷幄，迅速开辟了“科研、技改两条火线”，他以“使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的满腔爱国热情率领全院职工，实干苦干拼命干，每周工作6天，每天饱满工作10小时，有时甚至12小时以上。
不论火热的战场延伸到哪里，李好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
李好以自己缜密的思维，开阔的视野、求真务实的态度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妥善处理和解决了“时间紧与任务重”、“技术难度大与人力不足”、“抢时间与保质量”之间的矛盾。
李好在条件十分苛刻、工作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与参研单位通力合作，充分发挥总设计师单位的龙头作用。
“凝聚众人智慧，共铸长空利剑”。经过艰苦卓绝地努力，守住了常人认为“难以守住”的研制节点，圆满完成了国家重点飞机型号节点任务。
李好经受住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在大干国家重点型号研制任务中展现出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拼才会赢”的精神风貌，受到国家领导和总装备部首长高度赞扬。
抢占科技“制高点”
2000年，研究院承担的多项国家重点飞机型号研制任务之艰巨，不能说“绝后”，但实属“空前”。若因循守旧、按部就班，只会贻误战机。“非常之时”必须采取“非常之策”。在不得不拼体力的情况下，必须与时俱进，巧出奇招，采用超常规的科学办法，向管理、向现代化手段要进度，要效率。
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李好以中国人设计出自己的“争气机”为已任。
为缩短同国外先进航空工业的差距，提升航空“核心竞争力”。李好经过反复论证，认为我国技术比较成熟，决心与时俱进，走技术创新超越之路。他毅然决定飞机设计采用国际先进的NT版软件设计。
CATIA V5软件设计在国际上，就是美国波音公司、欧洲空客公司这样著名先进大公司还尚未运用过，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综合航电火控系统是运用CATIA V5软件的关键技术。研究院从国内有关厂所和国外引进的技术资料就有1000余份，光消化这些资料至少需要三年时间。专家断言，短时间内运用CATIA V5软件设计飞机不可能。
李好决心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李好和攻关组把铺搬到办公室，开始苦行僧般的攻关。
由于CATIA V5软件在世界上第一次应用于飞机设计，外型数据出不来，三维无法实现二维设计转换，攻关似乎走到了尽头。
一些人出现焦虑、急躁的情绪，开始产生怀疑，并打“退堂鼓”。李好坚信选择的技术路线是正确的，他鼓励攻关人员越是困难时，越要咬紧牙关。“在科技创新的崎岖道路上，不可能没有失败。我们允许失败，但绝不允许”打退堂鼓“，走回头路。”李好对攻关人员说：“失败了我承担全部责任，成功了我为你们披红戴花，请功。”
他和攻关组一起查资料，找原因，编程序，顽强攻关。
经过连续三个月的暗无天日的顽强拼搏，硬是以一股永不服输、充满自信的精神，攻克了技术难关，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创造了航空工业科技的奇迹。
研究院成为我国第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综合航电火控技术单位，改写了没有编制过机载系统软件的历史。
研究院在国家某重点型号研制中实现了“三维数字设计”，在国内完成了第一架全机电子样机，首次实现了电子预装配，CATIA V5软件实现了成功应用，使飞机设计水平进入了崭新的数字化时代。业内人士为之震惊，被称为航空工业飞机设计手段的一次革命。
CATIA软件创始人之一、法国达索公司副董事长伯纳德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发给总设计师的传真中竟用了3个“！”，把研究院列为他们全球重点支持的用户之一；美国波音公司的专家得悉世界上第一个应用NT版CATIA V5的电子样机在中国问世后，要求来研究院进行技术交流。
2001年10月综合航电火控系统软件在国家“863计划”实施15周年成果会上展示，江泽民总书记亲临现场观看了展示，引起了较大轰动。国内知名院士观看展示后称赞说：这才是真正的高科技，这才是真正的高科技推广项目。
中国人的毅力、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受到IBM公司、法国达索公司高度赞扬。
长空飞天不再是梦。中国有能力研制世界先进的飞机。航空事业是李好永远的追求。
李好饱蘸一腔热血和辛勤汗水，为共和国锻造长空雄鹰，让中国飞机抒写蓝天和大地壮美的风采。
（原载《闪光的青春》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国航空报》2002年12月21日）
三、工作研究
工作研究是指对实际工作中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提出见解和主张。
工作研究是以论述为主要表达方式，其作用在于分析事理，阐明观点和主张。工作研究由论点、论据和论证三个要素组成，突出特点是论题的迫切性与普遍性、见解的独到性和新颖性以及科学性和深刻性。
工作研究按内容可分为管理论文、科技论文、工作论文、财务论文等研究。工作研究可以应用到企事业单位的组织、业务、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
【管理论文拟稿模式】
标题：结合管理工作选题，独特发现和创造。
序言：1提出问题；2重要地位和作用。
正文：1问题是什么；2怎么解决；3思考或建议。
结语：1概括主题；2发人深思。
【例文参考】
企业化并非航空工业科研体制改革最佳选择
航空研究院所（以下简称：研究院所）是国防工业科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基础。在国防科工委进一步加快军工科技体制改革的形势下，研究院所将面临新一轮重大体制改革。准确把握国防科技体制改革政策，探索研究院所科研体制改革思路，避免改革少走弯路，是关系研究院所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准确把握国防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
为解决国防科技基础薄弱的问题，国防科工委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提出对军工科研机构按照不同类型实行分类改革，逐步实施企业化转制。改革的思路是：按照现状对现役和在研装备，合理确定保留能力，封存能力和撤销能力；采取的方法和步骤是：实行分类管理，一类为骨干能力，一类为参与竞争能力；采取的政策是：保留骨干，放开竞争，动态保障。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小摊子、高水平”的国防科研国家队。
研究院所由于历史原因，存在科研能力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在贯彻落实国防科技体制改革进程中，把研究院所推向市场存在着完全企业化的倾向。最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研究院所是完全属于国家部门所有的封闭型科研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把研究院所推向市场，走企业化发展道路。
第二种意见，认为要解决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矛盾，就必须把研究院所纳入企业集团，使其成为飞机工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或“科技子公司”。
第三种意见，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研究院所自身的中试条件建设，强化研究院所自身的科技开发能力和批量生产能力，最终形成独立的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的企业。
应当说这三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将研究院所彻底地推向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研究院所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实施企业化转制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仅仅把研究院所科研体制改革放在企业化转制上，从而忽视了国防军工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很可能会将研究院所体制改革导入新的误区。以为航空科研体制改革就是实行企业化改制，那就从根本上错了。如果当真那样，受损害的不仅仅是航空工业的发展，而是整个军工科技的发展。
研究院所主要承担国防航空武器装备研制任务，在国家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航空科研是国家行为，绝非完全的市场行为。国家绝对不会为追求近期经济效益而搞短期行为，更不会单纯以减轻政府负担卸财政包袱为目的，简单地把研究院所推向市场。
国防工业科技体制改革思路，全面贯彻落实了中央军委新时期战略方针，研究院所科研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准备打赢一场现代条件下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
研究院所科研体制改革必须瞄准这一最终目标，以国家行为为主导，紧密联系航空科研的实际和特点，探索研究院所科研体制改革新途径，建立和完善适应航空武器装备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航空科研新体制。
二、企业化并非航空工业科研体制改革的最佳模式
航空科研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只有把握航空科研的特殊性，才能引导研究院所科研体制改革走向正确道路。
研究院所的显著特征是：科研实行国家指令性计划指导下的“合同制”，具有政府强制性；航空科研成果也可以作为商品，但它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非盈利性和为国家安全服务的公益特点；国家对航空科研成果实行绝对垄断。
国防工业涉及国家安全，世界强国长期投入巨额经费支持国防技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