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部骑兵二十团从盐池县城突围后，首先向西逃窜，被埋伏在聂家粱的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迎头击回。敌人又改向北逃，一纵队在后面紧追。当敌骑逃至土沟村附近时，又进入了回汉支队的伏击阵地。一时间枪炮齐鸣，弹片横飞，敌人被打得纷纷落马，相互冲撞着退了下去。马敌连续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在前有回汉支队堵击，后有一纵队追赶的危急情况下，狡猾的敌人突然滚鞍下马，举起了白旗，佯装出一副要投降的架势。就在回汉支队停止了射击，准备接受敌人投降的一刹那，训练有素的敌骑兵们迅速紧了一下马肚带，然后一声呼哨飞身上马，一个马冲锋突破了回汉支队的包围圈，一溜烟尘向西逃窜了。在这次战斗中，回汉支队初露锋芒，打得勇猛顽强，受到了西北野战兵团副司令员、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的赞扬。
7月7日，盐池县第一次收复，失陷了三个多月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共盐池县委政府机关随军进城，马上开展工作。党政干部深入全县各地，访问群众，清理组织，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区乡基层政权，摧毁敌伪保甲组织，逮捕镇压在盐池失陷期间投敌叛变，为敌效劳，破坏革命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同时组织扩大县游击队，组建可能被敌重新侵占地区的区乡武工队，做好坚持游击战争的长期准备。
三边地区全境收复后，西北野战兵团在定边城内北大操场召开了祝捷大会，展出了缴获敌人的各种火炮、枪支，大大提高了三边人民的胜利信心，三边失陷期间一度悲观失望的情绪为之大振，对敌斗争从此迸人了一个新的阶段。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习仲勋、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副参谋长王政柱、后勤司令员刘景范。下辖一、二、三、四、六5个纵队。在西北野战军成立的同时，中央军委为了加强西北地方军区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决定统一晋绥与陕甘宁两解放区的领导，将晋绥军区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1948年2月改称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阎揆要，副政委张仲良，参谋长张经武。下辖晋绥及陕甘宁边区各军分区。其中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曹又参，政委郭炳坤。
第一次收复盐池后的组织整顿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取得陇东大捷，然后挥师北上三边，于6月30日收复定边，7月7日收复盐池。中共三边地委在《关于恢复政权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恢复工作的步骤上，首先要摧毁保甲组织，恢复民主政权，才能有力地发动群众进行各项工作。政权恢复后的紧急任务是：（一）进行各种战勤工作，动员人力物力支援部队，求得军事上的彻底胜利；（二）清查户口，镇压公开与暗藏的反动分子；（三）收缴反动分子及溃散逃兵等的武器，并寻找我退出时遗留的枪弹；（四）吸收青年积极分子，成立地方武装，扩大游击队；（五）由于干旱之象特别严重，且敌人骚扰搜刮，人民受苦甚深，必须组织生产，提倡节约，防旱备荒，保证民食军粮；（六）进行救济慰问工作，对受了敌人各种灾害的群众，予以物质上及精神上的救济和慰问。
肃反工作宁夏马鸿逵重兵侵占三边之后，三边军分区警备八团在定边暗门战斗失利，十一旅一团叛变投敌，跟着发生了安边保安营、定边民兵和盐池王玉林带领民兵叛变等接二连三地事件，加上敌人特务、暗探到处活动，反动豪绅地主造谣破坏，情况复杂，局面混乱。为了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稳定干部群众及部队的不安情绪，停止当时的混乱局面，三边分区在肃反方面曾一度采取了以镇压为主的政策，逮捕、处决了一批敌特、便衣暗探及反动分子，严厉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教育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政治警惕性，有力地巩固了后方，维持了革命秩序，巩固了地方武装及人民政权。但由于强调了镇压，忽视了争取、感化、教育，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左”的偏向。主要表现在对杀人问题不够慎重，强调了镇压坏人而忽视了保护好人的原则，产生了滥捕滥杀的现象，把罪不至死的人杀了不少。
根据三边分区1948年4月20日给西北局《战争以来肃反工作初步检讨》与1948年7月9日《三边分区一年来肃反工作检讨总结》称：战争以来，三边分区共处决反革命分子226人，其中盐池县35人。以上人犯在1947年6月第一次收复三边以前处决76人，其中盐池7人；1947年12月底以前处决137人，其中盐池28人；1948年7月以前处决12人。由于执行处决的权限不明，纪律不严，发生了错杀的和不应该杀而杀了的现象。执行处决人犯，虽然还是以司法机关出面的，但在制度和权限上很不严肃。如定边县将处决权交给游击队和各区，不经过县长知道就杀了人，并用萝卜刻成县长的印章，盖在布告上，因而被错杀的最多。赵儿庄有个贫农李万生，因为和家里人淘气而出走，碰上了游击队，被认为是敌探而杀掉；有一个叫高明亮的老百姓，被游击队捉住说是敌探，高不承认，一直到被拷死还没有任何口供。1947年11月三边专署通知各县，处决人犯一定要经过分区批准，但定边在通知后未经批准又杀了7人。
盐池县警卫队战士冯世财，一度因情绪不高，思想有些动摇，县上负责人认为问题很严重，准备处决。但因部队驻扎在边界，情绪很不稳定，怕引起恐慌，因而解送分区要求处决。后经分区考察，并无严重问题，留在分区警卫队当兵，结果工作很好。
盐池县还杀过两个小商贩，说是敌探，但并无充分证据。马鸿逵部进攻之前，驻防盐池的十一旅一团团长赵级三送了3个犯人，没有任何材料，赵说在情况紧张时就处决掉。后来情况紧张，就将3人处决了。赵级三叛变后，人们才觉察到，赵交押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
1948年3月，三边分区召开了各县书记、县长联席会议，学习了西北局关于处决人犯的决定，在干部中进行广泛地教育，使干部正确地掌握政策，认识了滥捕、滥杀的极“左”偏向。通过审查、研究、讨论，认为在已处决的226个人犯中，有134人根据当时的情况及犯罪事实是该杀的，有91人是不该杀的。其中盐池共杀了35人，就有11人是不该杀的。全分区有8人是根本无罪而被杀的，包括盐池县被杀的两个小商贩。
县书县长联席会议以后，三边地委、专署对于1948年7月对过去一年来肃反工作的情况，再次进行了逐一审查和登记，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向西北局检讨了工作中的错误、偏向。
八盐池第二次失陷
盐池收复后的7月2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首次提出用五年时间（从1947年7月算起）解决对蒋介石的斗争，对全国人民鼓舞很大。会议还提出了“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的口号，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打到国民党区域。会后，西北野战军于8月初发动了第一次榆林战役。榆林是国民党军在晋、绥、陕边境的重要军事据点。这里北依绥远傅作义部，西连宁夏马鸿逵部，南接延安胡宗南部，形成互为犄角、相互呼应之势。榆林的得失，对国民党军队关系甚大。西北野战军经过一月激战，共歼敌5200余人。鉴于敌人援军到达，遂于8月14日撤出了战斗。就在西北战场的解放军主力奉命向榆林转进的时候，卷土重来的马鸿逵部，乘机于8月9日再度进犯三边，19478月12日进犯盐池、定边。
对于马鸿逵部队第二次进攻，中共三边地委和盐池县委接受了第一次撤退的教训，事先都作了妥善的安排部署。8月12日，当侦察到马鸿逵部大军压境、先头部队到达距县城六七十里的白记井、曾家畔一带时，盐池县党政干部、武装基干民兵、警卫队人员等共计120多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安全撤离县城，准备与敌人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宁马军队第二次侵占了盐池。
县委政府带领干部和县警卫队转移到盐池县南部山区，有时将县委、政府机关设在李原畔村（今属麻黄山乡），有时设在堡头村（今属大水坑镇）的土窑洞里。以李原畔、堡头周边的刘峁庄、苏堡子、上禾场、唐平庄、孙崾崄、冯前庄、史家湾、包家原、史堡子一带为根据地，建立了李原畔、苏堡子两个巩固乡，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为了适应战时需要，便于开展斗争，根据三边地委指示，县委政府干部、县警卫队与民兵大队，合并成立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对内是党的工委，对外是县政府，军事行动是游击大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
1947年10月27日，西北野战军打响了第二次榆林战役。榆林守敌急忙向蒋介石呼救。按照蒋介石命令，宁夏马鸿逵部队整编十八师、骑兵第十旅及宁夏保安团共3.5万余人，组成“宁夏援榆兵团”，经盐池、定边东进。在距榆林西南60里的元大滩，宁马援榆兵团被西北野战军歼灭4000余人，但敌宁夏援军主力却绕道进入榆林。西北野战军则以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向三边挺进，准备断敌援军侧后，连续攻克柠条梁、安边等地。敌援榆兵团恐后路被断，遂撤回宁夏境内。
西野第二次榆林战役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转入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盐池游击四大队发展到150多人，以县委书记孙璞为总指挥，白天章任大队长，张光祖任副大队长（三边地委1948年10月25日任命）。白天章1933年在华池县加入共产党，随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干革命，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陇东南梁地区小河沟四合台村再次成立时，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曾任副主席。游击四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个骑兵中队，中队长周景海；两个步兵中队，一中队长叶瑞林，指导员石生斌；二中队长陈万。郝兆明、刘正、朱正祥、田枝叶等，先后担任过中队长或指导员。
1948年8月，盐池游击队建立起8个乡的巩固区，即五区的南5个乡及四区的一、二、三乡；建立了3个乡的游击区，即四区的四、五、六乡。
在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前夜，中共中央机关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并没有离开陕甘宁边区，而是在西北野战军及忠诚的陕北人民掩护下，带领中央机关与警卫部队转战陕北，一边与铺天盖地的国民党军队“捉迷藏”，一边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几次化险为夷，绝地逢生，历经了1年零5天的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生活。在共产党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最精彩的传说。
1948年3月23日清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到达吴堡县川口村渡口，迎着灿烂的霞光，分乘3艘木船渡向河东。从此，中共中央离开了战斗工作和生活了13个春秋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船到东岸，毛泽东恋恋不舍地回首遥望着陕北连绵起伏的群山，满怀深情地对周恩来、任弼时和身边的同志们说：“陕北是个好地方啊！”
九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
马鸿逵部侵占三边后，英雄的盐池人民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并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在党的领导下，在保卫盐池、保卫家乡、保卫边区的号召鼓舞下，他们拿起了武器，英勇的向敌人作斗争，顽强的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并且以人力、物力大力支援了宁夏解放战争。盐池游击队与宁夏工委领导的回汉支队、定边县游击队、环县游击队密切配合，相互支援，遵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略方针，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盐池游击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他们一面跟敌人打仗，一面宣传动员群众，鼓舞人民群众的战斗意志。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盐池游击队克服了灾荒和敌人封锁的重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到1948年，游击队由原来的4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
马鸿逵部侵占三边之后，一边拼凑县乡保甲各级反动政权，一边网罗流氓地痞组织清乡团，专门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回汉支队为敌。盐池游击队面对的除了马部正规部队重兵器营（驻扎大水坑）和骑兵团之外，东有定边的张廷芝清乡团，南有环县的敬明君、赵清彦、李阳贞、李林武等清乡团，西南有韦州、惠安堡国民党盐池县的王子强、张瑞兰、杨子英等清乡团，东有盐池县的刘占金、张万镒清乡团，形成对盐池游击队的四面包围之势。这些清乡团均受宁夏马鸿逵指挥，由马鸿逵封给头衔番号，并配备武器弹药。盐池游击队初期因兵力单薄，仅活动在五区四、五乡一带山地。1947年11月14日榆林袁大滩战斗后，马部骑兵营逃进安边，盐池游击队即在红井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建立秘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