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维良
云南处在西南云贵高原多山地带，山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93%以上，金属矿藏非常丰富。生活在云南的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很早就掌握了开采金属矿藏、从事金属冶炼、制造金属工具和器物的技术，从而大大推动了云南矿冶业的发展。这期间，回族的历史功绩不可忽略。
一
元代回回先民赛典赤·赡思丁受忽必烈重托到云南，至元十一年（1274年）任云南行省中书令，设置路府州县，政治上、经济上加强了与元中央的密切联系。由于国家财政和军事上的需要，元代重视矿冶业的开采冶炼，在云南设立了“诸路洞冶总管府”“淘金总管府”，驱使具有采冶技术的手工业者和“漏编户”去从事矿冶的开发。全省设路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矿冶业，使金银铜矿和冶金有较大的开发。据《元史·食货志》所载，天启元年（1328年）全国岁课数目，云南为数最巨。如金课全国486锭，云南184锭（每锭50两）；银课全国1549锭，云南735锭；铜课全国2380斤，全属云南。当时云南金银铜课为全国之冠，金课占全国岁课总数1/3强，银近1/2，铜则唯云南有之，铁课占全国1/4，盐课也名列全国前茅。元代云南回回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还兼营手工业、矿冶业和商业。
据《元史》有关记载，元代入滇回回，除士兵和为官者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工匠，工匠中有民匠和军匠，军匠专门制造武器，这些工匠很多从事矿冶业。据《元史·百官志》载：“诸色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百工之技艺。”《元史·刑法志》还记载：“诸匠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针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这说明，元代云南回回匠户的后裔很多从事家传的手工行业，其中从事矿冶业的回回匠户数量不少。据碑记、家谱和实地考查许多回回家的祖辈就是从事开矿和冶金业的。滇南的纳家营、古城是元代回回屯聚落籍之地，先民从事农业外，还从事矿冶业，至今其村旁狮山之麓尚有古矿遗址，从古墓碑上看许多人的名字都带有“金”旁，这很可能与当地人从事矿冶和金属加工有关。村民擅长五金业，新中国成立以前能造各种火药枪、手枪，现在联户、个体家庭以五金为主的乡镇企业兴旺发达。滇西大理盛产铁铜金银等矿，在元代许多回回人被签发做矿丁开发铁铜矿，冶炼业也很发达，出现了手艺精巧的回回工匠，铁匠能铸造土炮，造火筒枪、马掌、钉扣、扁斧、起锤、链条等。据《新纂云南道志》记载：元时云南开采盐矿很多，政府在各地专设“榷盐官吏”，盐税也是政府大宗收入。因此，元代云南回回经营盐矿生产的人数不少，如剑川沙溪回族马姓。据该村南坡现存之清代墓碑碑文所述：“该马系色目人，元初随忽必烈征大理而留居剑川，后又为弥沙土巡检，其祖马哈只开弥沙卤水二井而煮盐。”[1]
明代云南矿冶业发展进入繁盛时期。明初云南卫军开采矿业，万历时因官矿积弊太多，改官办为民办，官抽课税，提高“义夫”生产兴趣。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白银日益成为流通手段，《明史·陈文传》说：“云南产银，民间用银贸易，视内地三倍。”据考证明代“云南先后开采的银矿二十三所，铜矿十五所，铅矿四所，绿矿一所，锡矿则临安府蒙自县个旧村所产已经著名。其中银矿最重要。”[2]明人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说：“凡银中国所生，合浙江等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明天顺时命中官罗佳来云南办理岁课，共得10万两有余，占全国银课总数的1/2强。早先在各矿中就有大量的回汉军匠开采冶炼，后民办大兴，以回汉为主的各族人民更纷纷入银、铜矿开采。除金、银、铜、铁矿外，云南还出现珠宝玉石开采业。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宝石珠玉多自云南永昌徼外的孟密宣抚司，以产宝石闻名于世。明成化、嘉靖时诏派内监王举、郑玉客到滇西边界督办，回族人多役使其地。所产宝石，《汉书哀牢传》称“光珠”，《通典》称“红珠”，而陶宗仪《辍耕录》中所说“回回石”即是。当时孟密宣抚司各地的帕敢、马濛、自必有妈、慈龙戛厂、格地摩尔等形成大小不一的开采打磨工场。很多回族人在开采打磨、贩运珠宝玉石，直到清初、中期。《腾越杜乱纪实》载：“腾（冲）之回教……嘉道间最为富庶，旅居缅甸为玉石宝石、棉花商者半属之。”[3]因而出现了“无矿不回”之说。当时的采矿业中，产生了负责开矿的“硐头”和出卖劳动力的“义夫”，并且在采矿、选矿、冶炼以及铸造、锻造方面，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艺过程[4]。
二
清初历经康熙、雍正、乾隆130多年间，史称“康乾盛世”。云南回族分布全省的局面已经形成，回回村寨遍“三迤”，人口和经济亦是大发展。当时，云南经济发展尤以矿冶业最盛，特别是银、铜、锡业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并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据记载：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云南全省各种矿税收入总额为银81428两，比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增加了20倍[5]。在各种矿产中，又以铜的增长最快，同时带动了锡、铅、锌、银的发展。银矿，据《云南通志》《清云南矿务史要》卷3载：清代从18世纪至19世纪初先后开采的银矿19处，在1855年前每年银课税最高为93979两，最低为29052两，以当时课税按18%收，每年产银应在161400至5498813两[6]。铜矿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常年开采的有46个之多，铜产量曾数年达到1400万斤以上[7]。乾隆五年（1740年）由滇省调京的铜达730余万斤[8]，另外滇铜还供应各省[9]。清大量开采铜是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广铸银钱，不仅外调，而且就地在云南鼓铸。清雍正元年（1723年）在云南、大理、临安、沾益府县建炉47座鼓铸铜钱。清乾隆年间在大理府曾设炉15座，嘉庆四年（1799年）在大理府下关设炉达22座[10]。
云南矿冶业清初的大发展，是从“康熙开禁，听民开采”始，而“以乾隆最盛”。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云贵总督蔡毓荣向清廷《筹滇理财疏》奏章，提出四条理财方法，其中两条就是大量开采各种矿藏，增设铸钱炉。为了鼓励商民开矿，实行“放本收铜”政策，还提出了指定矿山、招民开矿、采炼所得政府抽2%矿税，准许商民自由买卖；而旦凡招民开矿，收税10000两以上的官吏可以升级，开矿上税到3000两～5000两的商民，可以授予官职等奖励办法，因此鼓励了人民开矿热情。乾、嘉时开矿业遍及全省各地，而且“广示招徕”，“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厚集资本，来滇开采”，各省淘生活的广大人民也来云南当矿工。因此“滇省矿厂甚多，各处聚集砂丁人等不下数十万”[11]。“厂之大者，其人数以数万计，小者以数千计”。当时云南各地汉、回人民形成老厂（开矿）和赶马“走夷方”热，成为致富的主要途径。如《大理县志稿》说：“清雍乾嘉道间人口繁重……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永、腾、顺、云，或走厂（开矿）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能，既些须赀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云南回族在元明两代素有开采矿冶传统，而且他们勇于开拓，善于经营管理，加之陕、甘、川等地回族进入云南办矿，清初、中期云南回族的走厂办矿遍及全省。各规模较大矿点形成新的回民居住村镇。几乎全省每个回族村寨都有人走厂办矿，有些村寨，几乎男人全部走厂办矿，许多人在办矿中发财致富。在各矿中既有家财万贯、资金雄厚的“锅头”“炉户”（即矿主），又有掌握技术的“攘头”“炉头”（即矿业技师），也有大量的矿工砂丁，冶矿业成为回族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云南的矿冶业从康熙开禁到道光约180多年间，沈及全省各府州县，据统计从康熙四十四年到嘉庆十一年（1705～1806年）全省共报开的铜矿达144个，其中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最多时达44个[12]。银矿达数十个。铜矿以东川的落雪和会泽的汤丹矿规模最大；银矿据擅萃《滇海虞衡志》说：“滇银矿盛时，内则昭通之乐马，外则永昌之茂隆，发出不赀，故南中富足，则利于天下。”
清代滇西是开发矿冶的重点地区，有丽江、永胜、宁蒗、金沙江沿岸黄金的开采，宁蒗白牛厂银矿、铜厂河铜矿，永胜梅子陀银矿、宝坪山、矢宝山厂、得宝厂铜矿，丽江回龙银矿、米厘、宝坪铜矿，洱源乔后和姚州白盐井的盐犷，剑川石门宝丰铜厂，云龙白羊厂银矿，漾濞林台铜厂，蒙化石磺矿，顺宁中山、松花银矿，沧源茂隆银矿，耿马悉宜银矿，安育（双柏）石羊银矿，武定狮子山、大宝岩厂、老君山铜矿的开采。在上述矿厂中均有回回人参加，有的矿厂中回回人较多。永胜的金矿和铜矿储藏量甚丰，金沙江流经215公里，其流域历来是云南黄金基地之一。《滇海虞衡志》卷2说：“金出于北金沙江，所谓金生丽水也。淘洗得之，工费正等，惟掘于平地，得金块大小而利赢。”清乾隆时金沙江沿岸大量淘金，据《永胜县志》载：“农隙之时，沿江淘金者数以千计。”永胜是回族较多的县，回民不少人淘金度日，形成回、汉聚居的金江街。永胜铜矿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大量开采，回族大量涌入办矿，许多人办矿致富。
因此，《永胜县志稿》载：“回民开发白牛厂、米厘厂、得宝坪铜厂，大量回民矿丁涌入。”蒗蕖（宁蒗）白牛厂（又名东升厂）银矿，在明代已开采，清乾嘉时较旺。据《永北直隶厅志》载：“矿砂丰旺时，每日煎矿五六池，每池出银伍、陆十两。”铜厂河铜矿的开采也异常兴旺，当时回民从各地大量进入，形成了两个聚居区，至今在矿区仍有“回子街”、清真寺和回族坟山百亩的遗址。在县城外西区有回子湾回族坟地和新营盘回族坟地，发现两块古碑，一块是马德宝老大人之墓碑，碑志载：马公生于乾隆丁西年（1777年），卒于咸丰壬子年（1852年），享年76岁，原籍陕西凤翔府凤翔县洪源里人，开矿进入云南迤西道永北直隶厅蕖州堰口坝落籍。还有新营盘回族坟地“固原巴巴墓”，也是从陕甘（今宁夏）固原开矿进入。今永胜回族很多人祖辈就是宁蒗白牛厂银矿和铜厂河铜矿的矿工后代。大理府云龙州的白羊厂，据载：“云龙属白羊厂，产银及铜，四方来集，开采者多楚人（湖南）与临安汉人，亦多滇西回人，各有矿糟……”[13]银矿极旺时各方云集达数千人，采矿者“湖南客民建立寿佛寺，临安人建公馆，回民建立礼拜寺，各作公所，历史无异”[14]。他们以地方会馆、宗教寺院做聚会、议事场所。白羊厂回民聚居较多，从矿争案记录有名和籍贯者达数十人，他们来自大理、丽江、剑川、邓川、鹤庆、洱源、保山、楚雄、昆明、昆阳、玉溪、建水、寻甸等地，甚至有湖南武临县回民来厂当砂丁。他们中有许多人开矿致富，成为富有的硐主、炉头，如马行云系澄江府河阳县（澄江县）人，在白羊厂与保彩合伙开糟硐，有宝兴矿硐，砌鸿阳大炉一盘、大罩八个。在清咸丰六年（1856年）矿争中，临安人占领矿硐“将炉内存白银三千余两，铅铜十万余斤，扯广一炉，炸拱一堆，抢劫俱空”[15]。
安南州（双柏县）的石羊厂银矿，亦是回族厂商和砂丁集中最多的地方，远近回族皆来，临安（建水）回族聚居200多户的回龙村，青壮年“一半走白牛厂，一半走石羊厂”。据法国人罗舍说：“当此地矿产开始发达的时候，回汉两族在该矿区采矿的人民，共计有1800人，分散在山腹各小矿区，建筑有层层溶矿炉。”由于“回人体质较汉人强，并且较汉人胆大，善于营业竞争……所以矿区希望最大的地方，他们就捷足先登了。而且回民经营的矿产品反比汉人经营的成色丰富，可获厚利。”[16]石羊厂道光中期一度衰微，矿堆如山，炼不出来，后回汉厂商共商，聘得回回矿师马蛟，无矿不化，石羊厂银矿大旺。所以许多人致富，如回回大厂商金鼎、金标，硐主马长年、马金傅、马仲秀、李本开等，请去的马蛟也成为富有的硐主，占有麒麟、天仓二硐[17]。
还有一些回族商人专门购买矿砂炼银，“新兴州（玉溪地区）马开林同第八十七、马中贵，河西马万年、马满斗、马长年、马彭万等，均以收买矿砂照银（炼银）为业，得利颇厚，时常带领很多人，到各尖硐收买”[18]。矿区需要各种物资供应，走厂的回族商贩也很多，特别是矿区附近的回族村寨，商贩更为活跃，鄂嘉旱谷地200多户回族，多“以赶马贩油盐米柴到矿为生”[19]。在楚雄府易门县万宝厂铜矿，据道光《续修易门县志》载：“万宝厂在县西北五十里地名杂粟树，今为万宝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采得铜四十三锭，年额铜三十万斤，供本省局铸，外来采买，间拨京铜，每百斤价银六两九钱八分七厘。”铜矿大旺时有本县和大理等地回族前去办矿，形成了回族聚居的“回子坡”，建盖有占地一亩半四合院的小恶撮清真寺和大片回族坟山，至今遗址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