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中期在咸同反清起义前，回族充分发挥了经商和矿冶业方面的优势，在经济上有较大发展，普遍因经商和开矿致富。如“腾（滇西腾冲县）之回教，则以城内外乌索、马家村三地为最著，教民富贤忍性，精悍英发，善于工商业，嘉道间最为富庶”[29]。在“土沃回多”的楚雄府广通县，“罗川气候温热，土地肥沃，产蔗糖、棉花，回人习劳耐苦，屡世相传，人足家富，储藏充裕”[30]。当时“保山城以三牌坊最为繁荣，举凡花纱、布匹、土杂生意，多由回族经营，城里五天一街，叫做赶回街”。当时流传着“回占城、汉占坝，夷摆阿昌占山坳”的顺口溜。“在腾冲，唯一的大街（后叫四、五保街），有70%的铺面是回族商人开的”[31]，出现了许多经商、办矿巨富，如腾冲巨富明清宠家，被称为“明百万”，与马如灏、朱大椿合股开“三盛号”，专门经营花纱、玉石开采销售生意，在保山、下关、昆明、四川、广东都设有分号。在清道光二十至三十年（1810～1850年）间，明清宠三人首倡修潞江中屯铁索惠仁桥，花了几十万两银子，历时10年才修成，道光皇帝赏赐他们三人盐运使衔。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初四日回汉互斗，起事第二日，腾冲的劣绅等邀约同抢三盛号，单现银就达48万两，珠宝玉器不计其数，其他回族商号被抢的财物更无法统计[32]。
大理和下关回族较多，多从事商业、矿业活动，颇多富有者，在经济上占有相当位置。如下关的马三进士，名马明魁，从祖父父亲辈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就做官经商开矿而致富。马名魁先祖马玉麟原籍江苏昆山县，明万历年间举家赴任云南右参政，后落籍大理。其祖父、父亲皆清官吏，兄弟三人在嘉庆、道光年间中进士，因此，其家有“一门三进士，五世四代官”之称。马明魁中进士后无意仕途，锐意经商办矿。其父晚年经商不数年拥资10余万，至马明魁时有更大发展，拥有13家大商号，遍及缅甸瓦城（现曼德勒）、漾贡，四川叙府、成都，省内的昆明、保山，仅下关就有裕泰店、裕顺店、泰来店、联兴店、福春店和永和店六大商号，还经营蒙化石磺矿厂、漾濞林铜矿厂等厂矿，并养有数百匹骡马的10个马帮，不断往来于滇缅道，贩运棉麻丝茶、药材、石磺矿砂和滇蜀特产，成为当时巨富。此外，还有蒙化（巍山）马未厂的马万有办林台铜厂，米万选办石磺矿致富，弥渡祁家营的罗百万，都是办矿致富。在清道光年间陕西道御史陈庆松曾向清廷报告：“在幅员辽阔，汉、回杂处”的云南，“汉民质朴，耕种为业，回则善于经营，兼以贸易致富”[33]。甚至有人认为“滇西财富，积于回族者半”[34]。在滇东的昭通食甸乐马厂银矿，乾隆时回族商人李登贵与谢大汉合股办厂，并任技术指导，勘探矿苗，每掘矿洞都得富矿，含银甚高，获银“万有余镒（约24万两）”成为巨富，他们热心公益，施贫济苦，清廷工部题赠“德重功富”的匾额。道光时马有才办矿致富，“田连阡陌”，捐资获朝廷授衔，还有“陶二万”式的富户，不胜枚举。马元龙乾隆时在巧家棉花地经营银矿，成为“家资巨富”，道光时马大德在缅办宝石厂致富。前述马顺清之子马世麟“是当时有名的富户，杜文秀起义时以巨额黄金白银予以资助，为河西起义军首领之一”[35]。
矿冶业的发展和生产水平，是云南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矿冶业的贸易带动了云南许多城市的兴起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如当时回族聚居较多的滇西重镇大理“嘉道之间极称繁庶，民族发达一日千里。其时户口增益奚窗倍蓰，上中下三乡，平畴沃壤，男耕妇织。城内民房比栉，而居充塞四隅，殆无隙地。城内居民一万三千余户，市面商贾辐凑，货物流通，押当生理店铺四十八间，当时繁盛状况即此可概见。”[36]
三
云南的矿冶业到清道光末和咸丰年间逐渐衰落，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赔款转嫁和官吏的层层搜刮、榨取，使矿民开矿不敷成本，造成大量“厂欠”，各厂封建帮会林立与地方官绅相勾结，巧立名目，使许多矿主和炼矿停业。在清中期后国内外矛盾加剧，清政府日益腐朽，反映在矿冶业中不断发生汉回矿主利益上的矿争。清政府采取挑拨离间，扩大矛盾，以转移全国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初以“回强则助回杀汉，汉强则助汉杀回”，使一些矿冶厂停工。后演变为清政府下令各厅州县对回族“横直剿灭八百里”[37]。反动的民族大屠杀政策，迫使各地回族纷纷起义反抗以自卫，后发展为滇东南以马德新、马如龙为首，滇西以杜文秀为首的联合各民族的起义大军。在战乱中许多人财产损失，各地矿区矿工纷纷参加起义军，大部分矿冶厂停产。在起义的矿工和矿主中一些人还成为起义军领袖、将领。如大理政权前凝大将军虎应龙，早先在宁菠白牛厂当矿工，因武艺高强而升为“守护”，后起义成为一位将军，文武双全，治理永胜，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鲁甸县乐马厂保厂大队长李本忠，是开矿世家，参加起义，成为昭通反清起义领袖。马连升原是乐马厂矿工，鲁甸清官兵灭回后逃到宣威，成为滇东反清起义军著名领袖。大理巨富马明魁，在清灭回时率领下关回族群众起义反抗，以巨金支持杜文秀大理政权，并在政权中帮助经商，开矿理财[38]。这些起义将领、领袖，随着全省反清起义失败，大都壮烈牺牲。公元1874年大理政权起义失败后，除滇南准许归业外，清政府对各地回族田产、商号等统统作“叛产”没收，在滇西镇压起义军的刽子手杨玉科本人，仅掠大理、保山回族财产贩卖后，获银370万两，开办了“长盛号”“云泰丰”商号，其他清军头目蒋宗汉等，亦掠夺了回族商号财产，而办了大商号“福庆店”[39]。从此，云南回族人口锐减，经济上遭到毁灭性打击。虎口余生的回族人民经若干年后忍辱负重，艰苦创业，在清末民国初年人口和经济才逐渐恢复。云南矿冶业长期萧条，以后虽然逐渐恢复了一部分矿点，但在20世纪初，云南不仅没有输出铜，相反的还从外国输入“洋铜”和铜制品[40]，以满足铸钱和生产生活必需。矿冶业直到民国后才有较大的恢复，如东川、巧家、易门铜矿，个旧锡矿，会泽铅锌矿生产量逐年增大。
云南的矿冶业在清乾、嘉年间极盛，开矿和冶炼业不仅生产量大，而且在商业投资、经营管理和矿冶技术方面都有较大发展。尽管生产管理上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但也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云南回族在元明时代即介入矿冶业，明代已“无矿不回”，到清初中期更是大规模的开采。此时，矿冶业已成为云南回族的一大经济支柱，而且在各大矿冶厂中无论投资、技术、管理经验，都有相当高的水平，在办矿和冶炼中均有专门的技术人才。如楚雄府安南州石羊银矿，清道光时“惟矿积如山常不分汁（炼不出银子）……到后，商之厂绅武举金鼎（旱谷地回人）武生李本升（安南城内回人）使钟秀聘得矿师马蛟（河西县西乡人）用代石配炼，无照（炼矿照子）不红（照子红，矿分汁，照子黑，矿不分汁），无矿不化，一连数年出银无算，众呼为财帛星”[41]。在鲁甸乐马厂、华宁暮东，还有懂技术、善管理的李登贵、马大人等。云南回族在矿冶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云南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注释：
[1]杨延福：《新发现新建昭应寺碑记简释》，载《民族调查研究》（云南民族研究所编），1984年第4期。
[2]《云南古代史略》，云南民族出版社，第167页。
[3][19][23]白寿彝：《回民起义》卷2，第219、245页。
[4][5][7][40]《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第23、34、96页。
[6][8][9][11][20][24]《清高宗实录》卷119第35页，卷764第7～9页，卷171第5页，卷269第32页，卷1212第6～9页。
[10][31][36][38][39]《大理县志稿》，载《大理市商业志》，1993年，第23、59页。
[12]阮元：《云南通志》第十四、十五，《食货志》八之二三，铜厂。
[13]《云南布政司按察司处理案件汇报之公犊——白羊厂汉回聚众械斗案》（映雪堂抄本）。
[14][15][37][41]白寿彝：《回民起义》卷1，第45、252、295页。
[16]〔法〕罗舍：《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
[17][18][25][26][27][30]《他郎安南矿争》。
[21]《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载《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
[22]《乐马厂古银矿遗址碑》在鲁甸乐马厂，1985年鲁甸县人民政府立。
[23]鲁甸乐马厂银矿材料见《鲁甸县民族志》打印稿。
[28]（清）《云南志略》卷2。
[29][31][32]吴乾就：《云南回族历史和现状》，见《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第148～149页。
[33]《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1。
[34]《大理回族史》（油印本）大理白族自治州民委编，第11页。
[35]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1页。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