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颖生
清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大理政权的幕后重要人物、豪商巨贾马名魁，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历史人物。但由于代远年湮，文献稀缺，这里仅叙其梗概。
马名魁（1796～1892年），字国喜，诨号三毛牛，大理下关人[1]，道光三十年（1850年）武进士，故又称马三进士。
马名魁祖籍江苏昆山县，明万历年间，其先祖马玉麟任云南右参政，遂举家迁往云南，落籍大理。其长兄马元魁（又名伦元），嘉庆年间武举，旋中进士，曾在蒙自为官；二兄马经魁，亦嘉庆间武举，获赐进士，曾任开化府（今文山）都司。自明清以来，几代人均为官仕宦，故其家有“一门三进士，五世四代官”之佳话。
马家在道光和咸同年间声势显赫，在下关关外立有三座石牌坊，上书“文经”“武略”；与关迤马翰林（马恩溥，文进士、翰林）家，一文一武，平分秋色。
下关为迤西咽喉，滇西重镇，明清以来，商贾云集，热闹异常。其父马云骧虽为武将，亦善经商，晚年告退后，举家从大理迁往下关，致力于商贸。其为官多年，左右逢源，人缘好、门道多，遂悄然崛起，十余年间即成为拥有十余万金的豪商巨贾。传至马名魁，一身武艺，一只流星锤出神入化；生有异力，用手可将铁马掌扯直，剥松子，手一捻壳即脱落。且他为人疏财仗义，广结海内豪杰，有孟尝君之风，中年时，看破官场黑暗，不思仕进，弃官从商，全力助乃父办货经营，生意大兴。当其盛时，“拥有13家大号铺，遍及缅甸之瓦城、漾贡；四川之叙府、成都；省内之昆明、保山；仅下关就有六家：裕泰店、裕顺店、泰来店、永和店、联兴昌、福春店（或裕通店）。都是四进三院的货栈、账房、马厩等一式齐备的商店大铺”[2]。
与此同时，马名魁还着力发展纺织业。他不惜重金，从四川聘请缫丝和纺织技工，开办漂染、棉织等业，当时下关关迤一带，机杼声昼夜可闻，纺织业得到较大发展。蒙化（今巍山）盛产石磺矿，马名魁投巨资开采石磺矿和开采漾濞铜矿，获利甚丰。他还从事金融业，“创办银两存放、汇兑等业务，为举子考生、商贩和军旅办理银两汇兑，从中取息。这样，融工商、金融于一体，每年获利丰厚，一时成为关中首富”[3]。
马名魁还从事运输业，他拥有十余个马帮，其规模在大理一带首屈一指。他的马帮沿着古驿道——“蜀身毒道”，长年累月奔走于滇缅之间，运送着滇、川产的丝、麻、皮革、药材、石磺、矿砂等产品，从缅甸进口主要是棉花、玉石以及一些“洋货”“缅物”等，使滇缅间物资得到了大量交流，边贸十分兴盛。尤其是其经营的石磺，在巍山，每驮石磺的价格是一两银子，运到缅甸后即可换回价值六七十两银子的一驮棉花，利润在50倍以上，因此获得巨大收益[4]。
马名魁家资殷富，且为人豪爽，平时疏财仗义，敬恭桑梓，广结天下英雄，平时别人有困难，即挺身相帮，各方豪杰纷纷投奔于他。
咸丰六年（1856年），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冲击下，清朝反动统治阶级对一贯反对他们黑暗统治的回族人民提心吊胆，一夕数惊。四月，云南巡抚舒兴阿、藩司青盛竟下令灭回，准许各地对回民“格杀勿论”。四月，昆明回民首当其冲，被屠杀2万余人，逃出的仅数十人，各地回民风鹤频惊，人人自危[5]。
八月，大理官绅合谋灭回，消息走漏，回民数百齐向知县请求保护。知县毛玉成亲率回民向迤西道尹林廷禧、大理知府唐惇培请命，皆被拒绝。回众无奈，又到提督署请命。时云南提督文祥出征在外，文夫人同情回族的遭遇，便把军械库的钥匙交给回众，叫他们拿武器自卫。“众回胞得了钥匙，立刻取出器械，住北门的搬过西门，东门的搬过南门，分区设防。用棉花驮子、桌凳等来做栅栏、作堵头，重要巷口和街道都派人守卫着。”[6]
初八日，大理团练期满，“迎团”于四乡，到了回族居住的末用村，先放火烧了清真寺，然后屠村。初十日，团练先围攻西门，西门回族在武举杨保元、杨保和弟兄带领下，拼死抵抗，血战数日，双方死伤皆众。到了十五日，保元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保和力孤，率众后撤固守南门。就在大理回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下关事情又发生了。
下关汉绅苏荣、马云（马恩溥叔）早有灭回之心，然惮于马名魁之勇，不敢轻举妄动。当听说大理已动手时，二人亦不甘落后，以商讨下关回汉互保办法为名，柬邀马名魁会于文昌宫，名魁按时赴约。彼此寒暄毕，落座喝茶。这时苏荣起身至檐下就炉吸烟，名魁久历江湖，察言观色，已觉有异。待苏荣出屋，名魁径随其后察看，突觉两厢人影晃动，心里明白。于是立即从侍从手中接过包袱，拿出流星锤，一把扯住苏荣，大呼：“尔等请我商谈，乃下此毒手耶，我死尔亦难生也！”[7]于是抓住苏荣奔大门，两厢所伏团练一并杀出，名魁举起苏荣以挡刀枪，练勇不敢相逼，然大门已上锁，复走后门，后门也锁了。名魁乃将苏荣踏于地下，以双手扯锁，应声而脱，名魁挟苏荣出门。此时，名魁的马夫正在外面静候。马名魁呼哨一声，马夫将骑至，名魁扶苏荣上马，飞奔而去。至七五村头，放苏荣下马，拱手作揖道：“老伯受惊矣！下关六村回民生命财产交与老伯，我归时安然无恙，当供老伯长生禄位，以报大德。若有不测，休怪小侄暴戾也。”[8]于是上马加鞭飞奔蒙化，当晚抵小围埂，向杜文秀、马金保等“忠义堂”的头领哭诉了大理回族被围杀的惨状，并谓：“大理西门不守，南门垂危，各回村皆被围困，情况不明，我虽脱险，而下关六村同胞能否无事，殊难逆料。大理与蒙化有如唇齿，大理败，蒙化绝难幸存，望速予救援，若迟则万千同胞并为鲸鲵矣！”[9]各首领立即通告各村，号召青壮年，救援大理。
二十一日拂晓，马金保军抵下关，攻克玉龙关。马名魁、杜文秀等第二、第三队义军赶到。名魁知回众无恙，亲到苏荣宅道谢。记载谓：
当名魁之走蒙化也，苏荣踉跄奔回，谓马云曰：三毛牛走脱，下关无宁日矣！相与酌商，迁名魁眷属于荣家，其他知名回族迁于清真寺，皆派练守护，荣亲自巡逻，以防宵小生事；至蒙化义军入关，复大宰牛羊犒劳于营头上清真寺，义军对关内居民，秋毫无犯。马金保、杜文秀对荣深表谢忱（后杜文秀以荣子攸元为大参军）。[10]
接着马名魁与义军大众一鼓作气，往救大理。并于九月二十五日筑台拜帅，建立起了大理农民革命政权。但从此以后，马名魁即销声匿迹，再未在大理政权中出现。马氏是大理首义战士之一，到蒙化搬兵，促成杜文秀起义，怎么到了首义成功，反而悄然隐退呢？
根据文献，有这样几种说法：
一是不愿为“逆”说。据《滇事述闻》载：“赵州回绅武进士马名魁等，不欲以本境回人为逆首，隐为他日留解免。”[11]
二是“逆首”说。据清官员李培祜奏言：“现在逆首称王者，即是武进士马名魁。是该匪处心积虑，谋逆已久。即令劝谕，断不能入。为今之计，惟在急加惩创，令其畏惧。”[12]还有记载说：“马名魁踞赵州，并袭浪穹县……”[13]
此上二说，前者谓马不愿为“逆”，但他又怎么与杜文秀忠义堂等秘密组织关系密切，并鼓动他们誓师起义，驰救大理。同时毁家纾难，拿出大部家产资助义军，这不是所谓为“逆”，又是什么？这使得马名魁其人、其行更加扑朔迷离。后者“逆首”说、据城说，则没有事实根据。
实际上，马名魁是大理政权的一个幕后重要人物，在大理政权建立后，他给予这个政权强大的财力支持。而大理政权的商贸业、矿产业、马帮贸易，都采纳了不少他的形制。由于他是进士出身，身份特殊，官场上同僚朋友多，可以沟通大理政权与清方的贸易。而与清方占领区的贸易，是大理政权除与缅甸和四川贸易外的最大最直接的经济来源，形成互惠双赢的局面。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马三进士为什么不在大理政权任职。
据有关学者调查，从杜文秀起义的1856～1871年，马名魁及其家人均未参加过大理政权的任何军事活动。直到1872年，清军逼近大理，形势危急，马家子弟才齐上战场，冲锋陷阵，勇猛直前。马名魁侄马履健“以大参军职名随杨荣东征西讨，血战红岩，大败清兵团练，战功卓著，后援顺宁，战殁于羊街；马履谦辅董飞龙守下关，战阵当先，骁勇异常，后亦在援顺云战役中，战死在顺宁城下”[14]。1872年12月，大理被清军攻陷，杜文秀舍身救民，慷慨就义，三进士一家百余口人先后罹难，仅余履中、履乾二人逃出虎口，留下根苗。而马家庞大的家产、商铺，全被清军头目杨玉科、蒋宗汉、石小炳霸占。据上世纪还健在的下关老人们的回忆：“福春店（或称裕通店），为蒋宗汉占有，于光绪二年（1876年），始改福春恒；泰来店和永和店为杨玉科占有，后因被劾迁家归籍，送归两级学校为校产，一直为刘家霸租；裕泰店和裕顺店为石小炳占有，后辗转卖归樊大爷（小名叫‘小罗’）；联兴昌为杨玉科占有，后因被劾迁家归籍，送归西云书院（后为大理省中）为校产”[15]；马家的主要矿业——蒙化石磺矿全被杨玉科抢占，后又几易其主。至此，随着时局变迁，名噪一时的下关豪商大贾——马三进士大号走向衰落。
而马名魁本人，则因先于杨玉科清军进攻大理前赴省斡旋而幸免于难，但被岑毓英软禁在五华山达8年之久。名魁因曾发展商贸，造福地方，晚年获释，被清廷委任中甸守备，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以97岁高龄逝世于任上。
注释：
[1]一说赵州（今凤仪）人。
[2][14]马绍雄，赵汝松：《马三进士其人》，《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由马直卿口述、常泽鸿整理，《回族工商巨子马名魁》一文，原载《大理市文史资料》（第8辑），政协大理市委员会编，1999年。
[4]何慧青：《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云南铅印本，1940年。
[5]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年。
[6]马元：《大理下关回族概况》，《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7][8][9][10]马元：《咸丰丙辰大理事件真相》，《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11]李玉振：《滇事述闻》，光绪二十八年排印本。
[12]白寿彝：《回民起义》（第1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年。
[13]（清）《云南通志》卷85。
[15]由杨达凯口述的《马名魁在下关商号的变迁》，《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