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振益
回族近代新式民族工业，于清末至民国期间开始兴起并有所发展。虽然它在全国整个国民经济中，乃至在回族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极其微弱，但毕竟反映了回族经济的新发展。然而在以往的回族史研究中则很少涉及此问题。本文想就所接触到的零散资料勾画出其轮廓，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目的在于引起对此问题的重视和探讨。由于回族居住分散，经济方面资料奇缺，本文内容可能挂一漏万，不当之处也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一
回族是一个商业意识极强的民族。早在明代，就有“回回善营利”之说。但直到民国时期，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以商业、手工业经济为辅的经济结构几无变化。从全国总体角度看，经营牛羊屠宰、清真饮食、制革、小商小贩等行业，基本上概括了城镇回族经济全貌。
回族又是一个勇于开拓进取，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时代感的民族。19世纪60～70年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激起了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高潮之后，在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知识分子，“设厂自救”的号召下，回族爱国志士紧跟时代的步伐，到辛亥革命前夕投资创办了一批近代新式工业。天津穆氏回民经营之“正兴德茶庄”于“1900年以后，……在周口寨（今河南商水县）设香茶熏制厂”，后“又于福州设厂”[1]。湖北留日回族学生马积缨（冠周）回国后，自1909年起，先后担任上海至诚图书局副经理、汉口经武军装皮件公司副经理，并经营汉口济公矿务公司和阳新铜矿公司[2]。1910年，河南开封回族富商魏子青征得地方当局同意后，于开封南关三里堡征地50亩，集资25万元，招收工人约200人，创办了普临电灯公司[3]。清末任重庆总商会会长，并任重庆生丝帮负责人的温友松及其堂兄温希谷创办了机器缫丝厂，“为发展重庆机器缫丝业，开创了风气，有过较大的影响”[4]。上述近代新式工矿企业的出现，是回族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重要标志。尽管当时兴办的回族新式工矿企业为数甚少，但它与全国经济发展的节拍相吻合，反映了回族经济的新发展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民国初期，在孙中山“振兴实业”的号召下，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和推动下，回族有识之士丁竹园提出了发展实业、振兴回族的主张。他针对回族文化、经济生活的实际，劝告回民要自强自立，“以后务必多多提倡教育，提倡实业。但求教育与实业日渐发达”[5]。并进而提出：“大家齐齐心，先由多立工厂入手。好坏贵贱，家家购买本国货……穿布的高低必买爱国布，抽烟的，高低必抽叶子烟，自造火柴更好……诸如此类，总以助销国货为宗旨”[6]。上述思想主张，反映了回族人民发展近代新式工业的强烈愿望和爱国赤子之心。是时确有一些回族商人、手工业主，某些经济地位上升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少数耆绅，将其商业资本、长期经营积累或榨取群众的钱财投资于新式工业，创建了一批回族独资经营或与汉族合资兴办的工矿企业。就其设厂和经营情况来看，大体上涉及以下部门。
纺织工业 清代咸、同年间，南京回民蒋翰臣靠在长江中游贩卖食盐发家致富，后与邑人刘鉴中合资开办了“金陵春生鉴号”，经营绸缎业。他们自设作坊，自织、自运、自销，产品遍及赣、鄂、湘、川、滇、黔等省，获取了丰厚利润。1894年“春生鉴号”自行歇业，复在长江中游经营典当业和盐业，后又集中财力于上海经营房地产业，遂成江南巨富。至蒋家俭时，正值辛亥革命时期，他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将商业资本投资于苏伦纱厂、苏州丝厂、南通大生纱厂和安徽芜湖裕中纱厂，开回族经营纺织业之先河[7]。民国初年，著名阿洪王宽为解决回民生计及就业问题，让刘德厚于北京牛街输入胡同西口设慈善工厂，专门生产毛巾。1919年冬，鲁连城投资10万元于河南武陟县木栾店独资创办成兴纱厂，生产12～20支纱，产量3800锭[8]，采用千佛阁牧童像为商标，是河南纺织工业中较早的厂家之一。由于经营不善，1932年为开封回民杜秀升出资接办，更厂名为巨兴纱厂，采用二仙阁牌商标。1920年前后，天津回民马泽民创办吉庆公号，于竹竿巷生产麻袋。云南“河西回民马汉波、马振和、马泽如、马千里四兄弟，通过肩挑及赶马帮到缅甸经商积累了资金，在昆明开原信昌号，在思茅设信昌分号，在江城开敬昌茶业号，在墨江开源信斋，分别经销皮革、百货和生产酱油等副食品……拥有资本曾达200万半开（地方银元）。以后他们又用经商所得资金在昆明开设明德织布厂，从四川运来织布机50台，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生产”[9]。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对于棉花的需求增多，为便于棉花的运销，1932年由西安回民白楚珍、冯梦麟等人集资，于渭南创办西安棉花机器打包厂。该厂拥有19个弹花车间、1个仓库及回汉工人近千人，有从德国礼和洋行进口的50匹马力的柴油机作动力的两斗推盘式打包机，并聘请俄国人作技师，每天打包600多件（每件重250公斤），在西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均有较大的影响。
化学工业 1915年，在抵制美日货物收回利权的反帝爱国斗争中，陈经畲将“义顺成”商号的2.4万两白银投资于汉口开办了“汉昌烛皂厂无限公司”[10]（以下简称“汉昌”）。建有老式五开间厂房四进，购置煮灶锅、镇钱冷桶、晒皂架、脚踩手捶木模打印机、铜模脚踩打印机、拉条机及其他设备若干，招收职工40多人，生产七星牌、军人牌、禄字牌肥皂。生产周期一般为7～9天。头几年“汉昌”年产量约2万箱左右，因质量欠佳，国内外同行竞争激烈，获利甚微，仅能维持。后不断提高质量，改进装潢，在省内沙市、宜昌、黄石、襄樊等地，省外长沙、南昌、九江、信阳、驻马店等地开拓了市场。于是“汉昌”产品很快在省内外获得了信誉，扩大了销路。1920年生产肥皂7万箱，年盈利1万两，1930年资金增至10万两，到1935年猛增到30万两，为其扩大生产更新设备创造了条件。1936年下半年，工厂进行了扩建，将向上海购买生产肥皂的整套机器设备和向德商“谦信洋行”订购的甘油机运回武汉安装，8月正式投入生产。由于技术原因和日寇逼近武汉，1938年机器生产暂停。9月，日寇占领武汉前夕，“汉昌”将部分手工生产设备及少数职工迁入川。1939年8月于重庆开业，日产肥皂百余箱。1940年8月，工厂遭日机轰炸后遣散职工歇业，迁渝前存放于汉口厂内及租界里的所有设备丧失殆尽。抗战胜利后，“汉昌”于1946年7月返汉复业，其流动、固定资产仅相当于1935年的1/3，只好先以手工生产，日产肥皂110多箱。11月，陈经畲将抗战时期标买的上海无敌肥皂厂的机器设备运回武汉安装，1947年4月正式投入生产，日产七星、金钱皂300余箱。但随着内战深入，市场萧条，勉强维持到解放。1921年，天津回民马泽民在张家口购置设备试制肥皂，产品行销包头、北平等地。1923年，马又亲自赴包头投资设厂，所生产清真牌肥皂迅速占领北平、兰州乃至整个西北市场，深受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欢迎。日寇侵占绥远后，生产遭到严重损害。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横征暴敛，损失更加严重，于1949年被迫转卖。1936年穆伊光于天津创办长元德皮革厂，由于他技术熟练，善于经营，效益甚佳。“七七”事变后，日寇将牛皮划为军需物资，该厂陷于停产状态。1939年穆伊光增设橡胶制品设备，更厂名为长城橡胶厂，生产自行车内外胎、三角带和皮鞋胶底等橡胶制品，销路逐渐打开。1947年生产日益扩大并设立分厂，获利颇丰。
面粉工业 1912年，候补知县张普元、商人李茂亭等集资库平银4万两，于开封创办永丰面粉公司。1913年投产后，营业始终不佳，延至1924年终于倒闭。同年，由回民杜秀升接办，将厂名改为益丰面粉公司，杜任经理，“因经营有所改进，民国十六七年，已能赚取利润，逐渐增设英式机磨六部（原有旧机磨3部——作者），但仍因资金不足，产量较小。”后得到金城银行贷款始周转灵活营业渐好。“民国二十二年改装3部德式机磨，产品较前更佳”[11]，获利颇巨。1938年，日寇占领开封后，面粉厂被军管，抗战胜利后复被河南省政府强占，后经公司多次交涉，一年后始发还自营，终因资金短缺，周转不灵，勉强维持到解放。1935年，杜秀升在西安创办华峰面粉公司，是当时西北最早的现代化面粉厂。抗战时期，杜秀升迁居西安，于1941年“任陕西省面粉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他领导的西安华峰、成丰、福豫、和会，宝鸡的福新、大新，汉中的大新和蔡家坡面粉厂，统一接受当时政府的军粮生产任务，给各厂分配生产指标，协调各会员厂生产关系……他经营的华峰公司挖掘潜力，把日产面粉四千袋提高到六千袋，保证了抗战时期的军需民食，为全民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12]。1946年，回民孙文魁于归化（今呼和浩特）创办文魁堂磨坊，初以马拉石磨从事面粉加工，次年改为电动石磨，雇佣工人20余人，生产效率大为提高。1948年初，将厂名改为争光，以“望月楼牌”为商标，并添置钢磨1部，以图发展。1949年，绥远解放后改名为争光恒记面粉厂，为发展当地回民米面加工业做出了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