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明朝官营茶法废除后，早在元明两代因各种原因入驻到“边缘”带上的大批回回人，开始以整体身份占据了广大区域的商业利润，充当起民族贸易的主体。原先开辟的茶马司所在地的军镇堡垒，以及相邻宜商地区的乡村、城镇，如湟源、循化、化隆、临潭、临夏、天水、平凉、张家川、西海固、银川、兰州、西宁、河西等地，均是“开张稠密”“货不尽同”。使以往军镇色彩浓厚、功能单一的城镇，开始向商业化转型，不但使城市自身得到快速发展，而且更多的城镇发展起来，也辐射到周围农村地区，带动了乡村商业的普遍发展，就连永登这样的小县，也出现了“行商坐贾，虽小村小堡，亦多有也”（《凉州志》）的繁荣局面。
当时的兰州有“东柜”“西柜”之分。“东柜”指秦晋帮商人，负责兰州以东的商业运销业务，“西柜”主要指回族商人，包揽兰州以西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贸易。其他城市大都以清真寺为中心，形成功能强大的商业区，如西宁的东关回民区恰好横枕湟水，是东向接洽兰州西关回民区的水陆运输码头，商业交往密切。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商业的发达使西部城市与乡村连接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由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村庄互连成一个外部开放、内部畅通的商品流动网，即以兰州、西宁、西安为中心城市，临夏、天水、平凉、银川、张掖、武威、酒泉为中等城市，湟源、循化、化隆、临潭、张家川、固原、吴忠、灵武等众多小城市，以及散落在这些城市外围的村寨，程度不同地“嵌入”西部商业网络之中。
回族在西部城市商业网络的促成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若未发生封建王朝新一轮的对商业的压制和连绵不断的战争，西部因商业带动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可能出现，封建专制主义是扼杀西北回族资本主义萌芽的根本原因。不论如何，西北回民的“强商业联系”带动了城市功能的扩展和城市网络的出现，这对许多回民来说意义重大。城乡联系的紧密，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了“二元经济”的制约，在城镇与乡村实现跨区域、跨空间的资源配置，积累了未来发展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成为民族的传统“惯习”，即“社会化了的主观性”[7]，当外部环境向好之时，就会迸发出无穷的活力，因为传统“惯习”是不可能从一个民族的文化中被删除的，而外部的环境向好却总能周期性地出现。
四、放松管制的西北回族经济产业扩展
从晚清到民国，对于西北回族来说，又是一个商业复合型产业经营的黄金季节。原来的城镇商业网络得到恢复，并且进一步扩大，把藏族的一些地方也纳入到商业网中，引导带动了藏族现代经济发展。例如，靠近临潭、临夏的拉卜楞、黑错（合作）商贾云集，交易繁荣，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重镇。据记载，“旧城、黑错、拉卜楞三处，为藏民贸易的中心地。旧城虽无藏民居住，但卓尼、洮河一带藏民所需的物品，都是从该地取得的”[8]。在夏河的拉卜楞，“各商号资本在十万元以上者，皮毛商品占十分之四，资本十万元以下者甚多，约一百三十余家。此项皮商多系青海及临夏回民官绅经营”[9]。说明回族商人的进入对该地商埠的出现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回族商人聚集在哪里，哪里的商业就会兴旺，并会并入到大的商业网络中成为一个新的结点，享受网络中的共同资源，降低交易各方的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当时聚集到拉卜楞的客商分为三种：第一种叫做“洋庄客”，“他们大都向小贩订货，然后运至天津、兰州等地，售于出口商。他们的职能是到产地大量集货，作初步的分级运输之，而整批售与出口商，这种贩运商，旧城与拉卜楞二处约十家”。第二种叫“土商”，“大多数是拉卜楞及旧城的一般商人，他们收买市上零星或小批的皮货，至目的市场出售，有时亦售与第一种贩运商，但这种商人大都兼营其他商业，在拉卜楞及旧城约十五家”。第三种叫“制造商”，“他们大部分是做皮货的，他们到产地来集货，是为了制造而收集原料，这种商人一般人称土庄客，或称熟皮坊。他们每年春天来收货，三四月间运至兰州、陕西各地，从事制成皮统后出售”[10]。
资料表明，又一轮回族商业热潮推动了“三块高原—两种经济类型”接壤的“商业化边缘”地带延伸到藏族地区，回族商人有一部分兼营多种商业，既是贩运商又是手工业者，再一次为回族“复合型经济”模式提供了经验证明。还有一个问题，笔者是否夸大了回族在“边缘”地带的主导性地位呢？仍得引用实证资料予以回答：“回民势力，直到最近，始深入拉卜楞一带，至于今日，已执拉卜楞商业之牛耳”[11]，“西道堂商队一批批向草地进发，到处都有他们活动的市场”[12]，甚至说“回民操藏民的经济权”[13]。实证考察反映，草原上的游牧民需要的粮食、茶叶、白糖、布匹、针线、铜器、瓷器等生活用品，主要由回民商贾供给，而他们的牲畜、皮毛等剩余产品，也主要靠回族商人购买交换。但是，虽然回族经济在边缘带上获得了巨大的商机，确也充满各种风险，民国年间在那一带土匪盛行，商业利益很难保全，就连身家性命都难有保障。那个年代的西部，绝非回族人民的天堂。
因此，西北回族传统经济优势真正得到全面解放还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复合型经济遍地展开，过去不起眼的皮毛贩运加工、饮食等各行业中涌现出无数的百万富翁，成为现代化建设和回族村镇的发展带头人，其中许多人通过商业资本投资，建立了现代企业。至今，我们仍可发现创办大企业的回族企业家中，很多人是从民族传统行业中淘到的第一桶金。而在边缘地带上，则成长出临夏模式、西道堂模式、龙山镇模式、单家集模式、耀州村模式等成功案例，他们都是“复合型经济”的典型，由于篇幅限制，关于西北回族经济模式问题容另文专论。在这里结束文章之前需要总结一下全文的论述，归纳几条理论启示。
首先，西北回族与封建王朝的关系问题。回族传统经济复兴的周期现象，给了我们一条重要启示，只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回族就能自然发展起来。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经常是控制与放松交替出现，使回族与封建朝廷之间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既冲突又依赖的关系。国家的垄断与控制政策，对西北回族的影响比有形的物资剥夺更为深远，因为是实质上对“机会”的剥夺和对“复合型经济”内在动力的破坏，产生了“走私”等形式的反控制现象，表明控制与冲突始终相互伴随。另一方面，回族对朝廷存在依赖关系，当放弃垄断民间商机出现后，回族商人又产生对国家提供经商安全和环境秩序等“公共产品”的要求，因为跨区域、跨民族的商业活动是建立在一种和平、合作和秩序之上，没有经济活动安全和秩序的充足供给，“丛林法则”将使自我保护的成本超过商业利润，正常的民间商贸活动不可能健康地发展。因此，崇尚自由的商人其实最不愿意无政府状态。
其次，回族在西部民族关系中的积极贡献。通过本文提出的“三块高原—两种经济类型”原理，引申地认为，其间的“边缘”地带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微观、具体的民族政治带、民族军事带、商业经济带、不同文化接触带，概括地说，就是民族关系带。因此，可以确认，这是古往今来西部民族关系事件的一条“轴心（地带）”。某种程度上，“轴心（地带）”的状态是中华民族整体强度和内部连接情况的标尺。那么，如何联结这条纽带（即“轴心地带”）历史上主要出现两种选择：一种是战争方式，结果是战则两害；一种是友好方式，结果和则两利。但友好方式中的“茶马互市”效果并不理想，难免周期性失败。只有当朝廷放弃与民争利，把商业出让给各民族民间商人，国家转向“公共安全”和“游戏规则”的供给，以收取“商税”支持“公共用品”的产出，间接地参与经济活动才符合经济运行的合理性，才能使政府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趋向真正的平等与和谐。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民族关系的“轴心地带”，回族商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却客观地充当起“三块高原—两种经济类型”各族人民的连接人、互通有无的桥梁、友好往来的使者，在功能上起到“纽带”效应。这是否亚当·斯密那支神奇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但“边缘地带”消失“边际”色彩则是各方都期盼已久的。
再次，从回族视角重新发掘中华民族的凝聚机制。历史上不管是农耕经济文化圈的汉族，还是游牧经济文化圈的羌—藏族系民族、匈奴—蒙古族系民族，由于受各自经济文化的塑造和环境气候的制约，理论上不可能情愿自觉地抛弃熟悉的生活，永久去占据对方。只能各守家土，分别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否则就会消失在对方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这是谁也消灭不了对方的客观规律，不是对峙而是共生。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大命题，是一种现象描述，是对空间构成的平面化处理，忽视了中华民族相互依存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内在机制。通过对西部“三块高原—两种经济类型”的结构性互补的历史分析，笔者提出，在“多元一体”表象背后潜藏着“共生与互补”关系。“共生”既可解释成尊重相互的存在，也可理解为“你我中互有”的事实；“互补”则说明生态环境规定了彼此资源、禀赋等生活条件都存在各自的缺陷，需要获得对方的补充，“互补”才是依存的原因，“互补”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历史并未超越这些规律，每当“互补”大量存在并使互补“广义化”时，民族关系就相应出现和睦融洽，相反，严禁“互补”的“夷夏之防”总是冲突、战争的诱因。在西北地区，回族用求利目的的商业充当了“互补”的使者，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因压抑需求而积累的“掠夺”冲动。但是由于时代局限，真正平等、团结、互助基础上的“共生与互补”机制，只有到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才正式建立和完善起来。“共生”变成“共和”，“互补”变成共同繁荣，实现了千百年的历史飞跃。唯其如此，西北回族很早以前对“共生与互补”机制的贡献，更觉得弥足珍贵。
注释：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2][6]竹篱：《回教在甘肃》，《新西北》，1943年第7期。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
[3]单化普：《说陕西回乱初起时之地理关系》，《禹贡》，1936年第11期。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
[4]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5]〔美国〕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
[7]〔法国〕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中译本）》；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8]徐旭：《甘肃藏区畜牧社会的建设问题》，《新中华》，1943年第9期。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
[9]陈圣哲：《拉卜楞经济概况》，《甘肃贸易》，1943年第2期。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
[10]顾少白：《甘肃西南边区之畜牧》，《西北经济通讯》，1942年第1期。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
[11]葛赤峰：《拉卜楞民族史话》，《新西北》，1941年第5期。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
[12]明驼：《卓尼之过去与未来》，《边政公论》，1941年第1期。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
[13]李安宅：《论西北藏民区应用创化教育》，《甘肃科学教育馆学报》，1940年第2期。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