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维良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回族先民700年前从阿拉伯和中亚进入云南，除了执行军事任务戍边屯田外，素有商业传统，因而形成与邻国交往中长达数百年的民间对外贸易的历史。今天在改革开放中，成为发展对外贸易的优势。
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商业传统
云南省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四国毗邻，各族人民与邻国素有友好交往和民间贸易，远在公元前的西汉时代，就形成了一条从大理到永昌（保山）进入缅甸，从缅甸到印度、阿富汗，或从缅甸仰光出海到阿拉伯，进入大秦（罗马）的南方丝绸之路。其后明末清初中期又形成滇南思普（西双版纳）进入缅甸景栋到泰国清迈、曼谷或从西双版纳励腊进入老挝丰沙里，再到泰国清迈、曼谷，以及从滇南红河河口进入越南老街、海防出海到世界各国的通道。云南地处横断山脉，山高路窄坡陡，马帮是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在这些道路上数百年兴起马帮贸易，长年络绎不绝，形成了与东南亚各国经济和文化交往优越的地理条件。云南回族先民落籍云南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执行军事任务。
据《元史》有关记载，元宪宗三年（1253年）兀良合台率蒙回精兵10万平大理，开回回军士进入云南之先河。其后元、明，以至清初由于戍边驻军屯田需要，大批回回军士、将领从陕西江南等地进入云南各地，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特点。为保卫边境安宁，许多回回军驻防边境沿线或接近边境的地方屯田戍守，形成回族村寨，如滇西的腾冲、施甸、保山、昌宁、镇康、临沧、云县，滇南的景谷、景东、思茅、普洱、文山、砚山等地。二是来自阿拉伯和中亚的回族先民素有商业传统，擅长经商，长期历史又培育了回族人民艰苦创业，富于冒险、勇于开拓的民族性格，敢于闯“蛮烟瘴气”、虎狼出没、土匪多、无人敢走的“夷方”贸易。落籍云南的回族先民擅长商业，不仅活跃了云南各地间的商业交往，还由于与东南邻国毗邻优越的地理条件，推动了云南的对外贸易。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和“圣训”中，就有鼓励经商的条文，在回族中起着鼓励经商的作用，广大回族人民视经商为合理、光荣的职业。
伊斯兰教还规定，穆斯林履行功修到麦加朝觐，途中一般要经缅甸、印度、越南以及阿拉伯国家，过去，有的朝觐者家庭不富裕，边走边做生意，借贸易增加收入，完成朝觐的愿望，这种长途旅行本身就促进了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交往。我国《明史》《清史》记载了大量的云南与东南亚邻国商业贸易文化交往的史实。明代回族马欢随郑和下西洋，在其《瀛涯胜览》一书中曾记载，在云南与泰国北部之间存在着一道“后门”。第一位记录了到东南亚旅行的英国商人拉尔夫·费奇，在他的《1583年至1591年旅行记》一书中说，在贾马海伊城（泰国清迈）“许多来自中国的商贾带来了大量的麝香、金银及其他中国货物”[1]。公元14世纪前半叶汪大渊曾记录了在阿拉伯半岛与云南之间存在着一条“陆上通道”[2]。正如〔英〕安德鲁·D·W·福布斯著《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一文中所说：“云南作为中国西南边边陲之省份，在长达数世纪的历史时期中，扮演了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聚散的中心角色。其通商道路起始于滇中昆明（云南府），滇西大理、腾越（孟缅）、镇南思茅等中心城镇。商贾们跋山涉水，穿越东南亚的许多荒无人烟的地带，北抵西藏高原，南达富饶肥沃的缅泰低地。”他还说：“及至十八世纪末叶，云南回回商贾的经商区域，已从西藏的边境穿过印度阿萨姆邦、缅甸、泰国和老挝，延伸至中国西南省份四川、贵州和广西。大量资料证明：在云南从事长途马帮商贾活动的，主要还是回回。”[3]
二、悠久的对外贸易
回族先民落籍云南后，一是部分回回在接近边境农村和城镇居住，开始与邻国边民进行商业活动；二是回回将领带领回回军入缅越作战，熟悉通往缅越邻国道路，三是回回先民通过缅甸仰光，再到麦加朝觐。因此，回族先民在元代和明代就开始了与邻国的商业贸易、经济文化友好交往。大量史料和民间调查说明，回族较大规模兴起马帮到缅、泰、老、越等国的商业贸易活动，正式见于记载，始于明代而盛于清代，大约是经历了明代，清初、中期，杜文秀起义政权时期，起义失败后清末至民国，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几个时期。
（一）明代回族的对外贸易
早在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平定大理国，建立云南行省后，就与缅泰越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云南与缅甸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更加密切起来，从西南部的保山、德宏沿大盈江而下，接伊洛瓦底江的水陆交通路线，成了云南缅甸之间的交往通途。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由这条路线进入缅甸。《游记》中记载了沿途重要城镇有永昌（保山）、腾越、干崖（今盈江旧城）、江头城（缅北杰沙）、大公城（杰沙南达冈）、阿真谷城（曼德勒北部新古）、马来城（曼德勒）、蒲甘城、昔里怯答刺城（阜谬），等等[4]。据记载元时缅北的玉石矿的开采技术是由中国传入缅甸的[5]。云南商人沿着这条路线入缅贸易。明代云南与缅甸开展了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中国内地商人络绎不绝往来于大盈江接缅伊洛瓦底江的水陆交通线上，商业贸易繁荣。《明史·食货志》记载，明王朝封建统治者日趋腐朽，到仁宗、宪宗时，他们不择手段“搜求珍玩，靡有孑遗”，世宗时“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宝石珠玉多来自永昌徽外，保山、腾冲外的孟密（缅）宣抚司历来以产宝石闻名于世，也就是《汉书·哀牢传》所说“光珠”，《通典》称为“红珠”，而陶宗仪《辍耕录》中所说“回回石”者即是。明史记载，明成化、嘉靖时诏派内监王举等到淇西边界督办，回族人多供役其地，宝石再由马帮及背夫贩运内地，济以舟楫而至京城。腾冲以西猛礁所产玉石质地优良，明中叶后加工玉石的手工工坊几乎遍设其地。云南回汉各族及湖广、四川、江西等外省人采集者很多。明代腾冲已是回族聚居地，他们善于经商，富于冒险，走“夷方”到蛮莫等地获利甚厚，已不足为奇。明末云南回族正是经济大发展时期，回、汉商人进入缅甸贸易的人定会不少。
（二）清代兴起的马帮对外贸易
清初，中缅两国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中缅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云南与缅甸商业贸易频繁，边境一带的矿藏得到了进一步开发，活跃了两国经济。当时滇缅边境商贾云集，云南境内的腾冲、龙陵、保山，缅甸境内的八莫等地都随之发展起来。滇西是回族集中地，进入缅甸马帮贸易者较多。据英人安德森《滇西探险记》中说：“根据1831年柏奈的调查，当时进入缅甸的云南商人差不多全是腾越的回民，从缅甸输入云南的主要是棉花，云南输出包括丝茶和各种工艺品，缅棉不仅供应云南各地需要，同时运往四川、贵州各地，滇缅间贸易额不断增长，1827年缅棉输入云南的总值为20万英镑，至1854年则已跃升到50万英镑。”[6]据《回教落籍腾越之历史》载：“腾冲回族先后分二批于明清两代迁来，一是明代默国公沐英、兵部尚书王骥三征麓川从南京来腾冲；二是随吴三桂部将马宝流落腾冲。在清代整个腾越厅就有回族四千多户，住在城里的就有二千多户，腾越城里的一切铺面十之七、八，商坊各行尽归回族经营。”[7]当时保山、腾冲一批富有回族商人、商号发展起来。保山城以三牌坊最繁荣，举凡花纱、布匹、土杂生意多由回族经营。城里五天一街，叫赶回街。在腾冲，当时唯一的大街（后叫四、五保街），有70%的铺面是回族商人开的。如明清宠家被称为“明百万”，与马如撷、朱大椿合股开的“三盛号”，专营缅甸进入的花纱、布匹、玉石生意，在缅甸密支那、瓦城（曼德勒）和省内的保山、下关、昆明以及四川、广东等地设有分号。公元1840～1850年（清道光二十至三十年）间，明清宠等三人首倡捐修潞江中屯铁索惠仁桥，花了几十万两银子，数千民工，历时10年完成。清道光皇帝因此赏他们三人盐运使衔。1856年9月，清政府挑起民族矛看，各地灭回时，腾冲的团练和劣绅趁机抢劫“三盛号”，被抢走现银48万两，珠宝玉器不计其数，各地商号私宅被抢的财物无法统计[8]。腾冲县城内外，乌素、杨家村三地的回民“富坚忍性，精悍英发，嘉庆道光间，最称富庶，旅居缅甸，为玉石、宝石、棉花商者半属之”[9]。由于腾冲与缅甸接壤，从腾冲永古到缅甸密支那、八莫马帮只要6天就到，许多回民都到缅经商，他们一般在10月末农作物收割后，就开始到缅经商、做工，到来年3月份又回来种庄稼，过着半商半农的生活，形成“盘田一生，不如做生意一时”的重商观念，主要靠商业收入，获利甚厚而致富。大理、下关为水陆交通和入缅要道，八方商贾云集的商业重镇，形成许多回族巨商，如清中期的巨商马三进士家。其先祖马玉麟原籍江苏人，明万历年间举家赴省任云南右参政，落籍大理，马名魁兄弟三人均为清武进士，其兄马名骏晚年告退，弃官从商，借多年官宦浮沉左右逢源的关系，交易场上得心应手，不数年间已成为拥有10余万金的巨商。迨至马名魁也无志于仕途，锐意经商，袭父兄事业更扩张，当时拥有13家大号铺，遍及缅甸瓦城（曼德勒）、漾贡（仰光），四川叙府、成都，省内之昆明、保山。仅下关就有六大商号：裕泰店、裕顺店、泰来店、永和店、联兴昌、福春店，都是四进三院的货栈、账房、马厩等一式齐备的商业大铺。还经营蒙化石磺厂、漾濞林铜厂等，与此同时，不惜重金聘请四川缫丝和纺织工人，引进新技术，开办丝纺、棉织、染坊等，发展新兴产业。他家拥有数百匹马的10余个马帮，运送滇蜀土特产和“洋货”“缅物”来往于四川、下关、保山、缅甸的国内外贸易[10]。当时有个监察御史向清廷报告说：在“幅员辽阔、汉回杂处”的云南，“汉民质朴，耕种为生，回则善于经营，兼以贸易致富”[11]。甚至有人认为“滇西财富，积于回者半”[12]。
清代初、中期云南各地回族都普遍兴起马帮到缅甸贸易，除了从大理、保山、腾冲到缅甸路外，还开辟了从大理、蒙化经镇康、耿马到缅甸的麻栗坝、腾戍的路线，昌宁、凤庆、云县、镇康回族多沿此路线入缅贸易。滇东南建水玉溪、通海、峨山等地回族，冒着“蛮烟瘴气”开辟了沿墨江、思茅到景洪劲海，过打洛江进入缅甸景栋，再从景栋到泰国清迈贸易，他们也有由西双版纳勐腊县进入老挝丰沙里，再到泰国清莱、清迈。如西双版纳勐海县曼乱回“帕西傣”回族寨，就是清道光年间大理蒙化赶马帮的马哥头马武龙进入勐海要到缅甸贸易，途中被土匪抢而流落在那里定居发展起来的。滇西南华五顶山回族马帮商业贸易来往于昆明、大理，从南华经景东、西双版纳进入缅甸、暹罗（泰国）贸易，使山区回族村富裕。马德新《朝觐途记》记载：本人去麦加朝觐，是在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随大理丰成庄马元德的马帮商队，从大理起身经景东、思茅、西双版纳进入缅甸闷经（景栋）、罗觉城（腊戊），商人到腊戊贸易后返回大理，马德新继续到阿瓦城（曼德勒）乘船，沿伊洛瓦底江扬帆东下，到达漾贡（仰光）乘大帆船西行，到达沙特的吉达港登陆到麦加。他沿伊洛瓦底江而下，看到许多“行于大江运铜之船，其铜买自中国商人”。可见清中期云南与缅甸贸易兴盛。云南穆斯林沿滇西、滇南两条路进入缅甸曼德勒、沿江而下到仰光出海朝觐者也很多。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把《朝觐途记》由阿拉伯文翻译为汉文的伊斯兰学者马安理，在译文中讲到在马德新朝觐前“夫前乎朝觐者有人矣”[13]。
（三）清咸同年间，杜文秀起义政权时期的对外贸易
滇西以杜文秀为首的各民族起义政权18年（1856～1874年），在清政府的长期封锁下，除了发展农业手工业外，滇缅通商是当时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那时主要的商道有两条，一是从大理经丽江、宁蒗到四川盐源、西昌等地，一是从大理、保山、腾冲到缅甸。为保证这两条通道畅通，杜文秀团结德宏傣族土司和景颇族山官、宁蒗小凉山彝族头人，共同反清。发布文告招徕川商前来贸易，在政权力量达到的地区，派军队在重要关口以保护，在境内如发生意外事件，当局负责赔偿，保证滇川商人顺利贸易。川商运入的药材、丝绸及其他日用品，上一次税后便通行各地，不再抽税。结果滇川路上马帮络绎不绝。在对缅贸易方面，杜文秀更加重视，以政府的力量来经营。滇缅通商，缅甸输入主要是棉花，远销云贵川三省，云南输出矿产品、土特产品和四川丝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