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是明代回回朝贡贸易中入附最多的地区。“循化属民大半为番回。清雍正三年回民韩哈赴营诉状，自称从哈密来，已历二百六十一年，则其来甘之日，即太祖洪武四年也”[137]。宣德八年春正月，吐鲁番城回回僧海失都来归，奏愿居甘州，从之[138]。朝贡回回“藉口粮之给，贪互市之利，往往留居甘肃”[139]。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提督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尚书王琼视察平凉时，见有撒马儿罕、天方、吐鲁番、哈密等处回回自嘉靖元年入关，至今已居留7年之久[140]。诸如此类情形，在明代甘肃许多地方都有。宪宗成化中，明廷西边吃紧，甘肃边臣虑寄居归附回回甚多，恐其内联外引，挑起衅端，奏言朝廷“移土著以除祸根。欲将甘州等处久住夷人迁徙河南、陕西地方”[141]。甘肃各地朝贡回回留居之多，由此可窥一斑。
以上我们着重分析了明代朝贡回回在朝贡贸易活动中而留居于明朝境内。这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和明以前已入居中原的回回及其他民族再度相互融会，基本上就形成了今日回回民族的主体。研究这段历史，至少可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中国回族地区史志的研究应当和明代回回朝贡贸易联系起来。回族不同于境内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她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很广，包括台湾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全国2/3以上的县市中都有大小不等的回族聚居区。而明代朝贡回回当是各地区的回族族源中的一部分，有的甚至是重要的成分。任何回族地方史的研究，若缺了这一部分的补述，亦只能是存人遗憾了。因此，以后的回族史研究，应当对明代回回朝贡贸易活动中入居回回的分布作进一步的掘深和拓宽，以利于更好地研究回回民族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特征和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
第二，阿拉伯成分并非是形成回族族源的主要成分。关于中国回族的形成，一个时期，回族史学家多认为其主体是阿拉伯成分。实际上，回族族源里含有阿拉伯的成分，但不会是主要的。在上述的明代回回朝贡贸易中，回回是广泛意义上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概念，朝贡回回来自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从入居朝贡回回的祖籍来看，西起伊斯兰教发源地天方，东达苏禄群岛，南至古里，北逾天山的瓦剌，遍及当时伊斯兰教世界依托地区阿拉伯、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明代回回朝贡贸易中所揭示的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科学地研究回族的源和流，更新回回民族研究的框架，将深有裨益。
第三，传统的“回回民族形成时间说”值得存疑。元代大量的中亚回回入附中原，这是回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回回入附热潮，对回回民族形成起着不容置疑的启动作用。学者据此认为回族形成的时间或元代，或元末明初，或明中前期（14～16世纪），各持己见，争论不一。但有明一代，由于回回朝贡贸易活动，而引起回族历史上第二次回回入附中原高潮，始自洪武年间，迄于明万历末年，这部分入附的朝贡回回形成为回族是一个缓慢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明代回回朝贡贸易对于回族形成的作用，于我们重新审视回族形成的时间，将不无启迪。
（二）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大量的朝贡回回使西方的一些科技东传。中国的瓷器即受其影响。作为嘉靖青花标志的“回青”，在正德时即已出现。据王世懋《窥天外乘》的记载：“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朱琰《陶说》卷3亦有类似的记载，而此回青是回回朝贡而来的。《明实录》说：“万历二十四年，……回青出吐鲁番异域，去京师万余里，去嘉峪关数千里而御用回青系西域回夷大小进贡，置之甚难”[142]。故命甘肃巡抚田乐设法召买解进，以应烧造急用，不得迟误。说明万历二十四年以前，窖窑青花还在使用进口的回青料。回青是一种“幽菁可爱”、色泽青中泛紫的高级青料[143]。王宗沐的《江西大志·陶书》亦载：“陶用回青，本外国贡也，嘉靖中遇烧御器，奏发工部，行江西布政司贮库时给之。”另外，在明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上已有伊斯兰文化风格的几何形纹饰较多地出现[144]。
回回朝贡活动亦使阿拉伯天文学传入中国。明代，这些朝贡回回对于传播和介绍阿拉伯天文历法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洪武元年（1368年），明大将徐达攻克大都，得“西域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145]。明政府征用了元回回司天监的海达儿、阿谷兀丁、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在所藏回回书中选取天文书籍，逐渐翻译成“西域天文书”“回回历经纬度及其算法”共四卷[146]。另外，明政府还在朝贡回回中选取通天文者用之。《金陵温氏家谱》中温氏后人温藏麟顺治乙未（1655年）写的自序中说：“予始祖尔里公，原籍西域撒马儿罕……洪武时，遣充贡使，朝明太祖于金陵。因识我祖天文秘奥，钦留在朝，佐理钦天监监副，赐宅聚室门外雨花台侧”[147]。由此可见，中亚学者对我国天文、历法之贡献。
除此而外，明末著名学者王岱舆的祖先、清末回族探花伍长华的祖先等，也都是洪武初年来自西域伊斯兰教国家而得到明政府安置的朝贡回回天文学家。王岱舆追述说：“予祖属天方，缘入贡高皇帝，订天文之精微，改历法之谬误……帝心欢悦，以为非有正学真传不能及此，遂授职钦天，赐居此地，准免瑶役，与国始终”[148]。南京伍氏后人追述其始祖伍儒说：“始祖德全公，讳儒，明洪武二年自西域奉诏，迁居金陵城中天津街，授职钦天监刻漏刻”[149]。这些朝贡回回天算人才层出不穷，代不乏人，还形成了若干以此为职业的回回钦天监家族。这些回回天算人才，乃至回回钦天监家族，有效地补充和稳定了官方回回天文机构的人才队伍，有力地支持了其天文工作的正常开展，使得回回天文学这门与中国传统天文学有很大差别的绝学，不仅得以一脉相承流传下来，而且还在明朝天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宝贵的建树。
朝贡回回还将中国文化传入西方。此不赘言。
注释：
[1]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正》卷5《乐律一》，其中有“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75年。
[2]顾炎武：《日知录》卷26《吐蕃回回》，岑仲勉：《回回一词之语源》，载《中外史地考证》上册，第432～434页；王日蔚：《回族回教辨》，载《禹贡》，1936年5卷第1期。
[3]芈一之：《青海地方史略》三编第二章；穆德全、范玉梅亦持此说。
[4]胡振华：《珍贵的回族文献〈回回馆译语〉》，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5]《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卷85《西洋古里部汇考》。
[6]（明）马文升：《兴复哈密王记》，《纪录汇编》本。
[7][8]（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1《默德那》。
[9][22][29]《明世宗实录》卷135、卷100、卷3。
[10]《皇明经世文编》卷181《桂文襄公奏议》卷3。
[11][86][88][92]《万历野获编》卷30《西域记》。
[12][84]《裔秉·西北夷》卷8。
[13]《新疆通志》第49。
[14]《皇舆考》卷12。
[15]《晋溪本兵奏》卷7《为夷事情》。
[16]刘志杨：《明代哈密、土鲁番地区回回的成分及伊斯兰教的渗透》，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5期。
[17]《东西洋考》卷4。
[18]《明经世文编》卷233。
[19]《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卷86《阿鲁部汇考》。
[20][27][41]《明仁宗实录》卷5上，卷4下。
[21][58]《明武宗实录》卷45、卷74。
[23]许有壬：《至正集》卷53《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
[24]胡云生：《明清政府回族政策比较研究》，载《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
[25]《明宣宗实录》卷67。
[26]《明英宗实录》卷264。
[28][140]（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5《撒马儿罕》。
[30][36][39]《明史·撒马儿罕》，卷322《西域四》。
[31][35]《明会典》卷99，礼部58，朝贡4。
[32][33][34][38][40][50][56][73][74][75][76][77]《明太祖实录》卷23、24、55、63、45、12、114、25、260、267。
[37][83]《明史》卷329《西域一》，《哈密卫》。
[42]《明宣宗宣德实录》卷19、24、25、27、28、29、30、49、54、59、63、67、79、85、86、87、91、98、105、106。
[43]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自序。
[44][46][51][96][97][98][99][100][101][102][103][131][132]《明英宗实录》卷108、142、173、175、126、140、141、172、173、175、106、95、280。
[45][66][111]《明宣宗宣德实录》卷67、105、9。
[47][59][60][130][135][141]《明宪宗成化实录》卷86、92、288、90、151、141。
[48][57][67][72][139]《明孝宗弘治实录》卷67、25、32、214。
[49][52][53][54][55][68]《明世宗嘉靖实录》卷54、55、62、72、83、164、239、321、329。
[61][65][142]《南宫奏议》卷219、301。
[62][133]《明神宗实录》卷520。
[63]《毅庵总督陕西奏议》卷9。
[64]马曼丽：《明代瓦剌与西域》，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
[69]《英宗实录》卷216，《景泰附录》卷34。
[70]《英宗实录》卷235，《景泰附录》卷53。
[71]《典故纪闻》卷7。
[78]《山堂别集》卷77、《赏赉考下、四夷来朝之赏》。
[79]参见本文第三部分。
[80][82][85][87]《咸宾录》卷3《哈密》《鲁陈》《高昌·土鲁番》。
[81]《纪录汇编》卷38《平番始末》。
[89]《明英宗实录》卷223，《景泰附录》卷841。
[90]《明史》卷332《西域四》《别失八里》。
[91]《大明一统志》卷89《赛玛尔堪》。
[93]（清）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19《古里》。
[94]《明史》卷326《古里》。
[95]《南京锦衣卫选簿》卷33。
[104][105][106][107][108]《英宗实录》《景泰附录》卷17、24、26、34、45。
[109][110]《英宗天顺实录》卷346、359。
[112]（明）《锦衣卫选簿》，存明清档案馆。
[113][114][117][118][119][121][123][124][125][126][128]《英宗正统实录》卷275、225、150、176、275、18、45、18、45、18、57。
[115][116][138]《明宣宗宣德实录》卷79、106、98。
[120]（明）谈迁《北游录》。
[122]明万历《嘉定县志》卷16。
[127]（明）《桂林左卫选簿》。
[129]《云南左卫选簿》，现存北京明清档案馆。
[134]此碑现存开封东大寺内。
[136]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1、14。
[137]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副编《甘青蕃族总论》。
[143]唐秉钧《文房肆考》卷3。
[144]参见张浦生、程晓中《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145]《明史》卷37《历志》。
[146]（清）梅文鼎：《勿庵历算书汇》“西域天文书补注3”。
[147]冯锡时：《由〈金陵温氏家谱〉看明初帖木儿帝国与明的友好关系》，载《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
[148]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自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149]《金陵·伍氏家谱》传抄本。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