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钊
马注，字文炳，号仲修，乳名凤，经名郁速馥，别号烟波钓叟，晚年又号指南老人[1]，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生于云南保山[2]。关于马注的家世及生平，现代的研究成果主要依据《清真指南》中获得一些线索。白寿彝先生著《中国伊斯兰经师传》对马注的生平有比较全面的总结，马士年先生则有《马注年谱》详述其一生，我们看到的其他资料也多与这两位先生所述近似。下面结合前辈的研究成果及其他相关资料对马注的家世及生平作一概述，其中少量内容是对前辈研究中错讹的纠正，亦有一些新的发现，希望能够使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马注不平凡的一生。
一、马注的家世
《郑和家世资料》中收录有关于马注家世的《赛典赤家谱》和《马氏家乘》两份家谱，根据这两份家谱，我们可以确定马注为赛典赤后人无疑。马注在文章中自称为“至圣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其家谱也是这样记载。但云南学者纳为信先生考证赛典赤·赡思丁身世，认为其家谱世系有出入，该家谱记载赛典赤·赡思丁为穆罕默德三十一世后裔，然而“赛典赤·赡思丁系至圣先知穆罕默德侄女婿阿里与女儿法蒂玛——侯赛因——载因·阿比丁——栽德·额勒——侯赛因之后的六世孙烨哈呀支系后裔（《家乘》以穆罕默德为鼻祖，伸哈呀作八世祖。据伊斯兰教史无‘四世祖依补剌希墨’和‘五世祖以思马爱勒’，故修订为六世祖。以下相应减二世）”[3]。纳先生的推断言之成理，相应的穆罕默德传至赛典赤·赡思丁当为第二十九世。马注为赛典赤·赡思丁十五世孙，故马注当系至圣穆罕默德四十三代裔。赛典赤·赡思丁家族为云南显族，功业显赫，其后代人丁兴旺，才俊辈出。学界对赛典赤·赡思丁研究已颇为深入，兹不赘述。赛典赤·赡思丁以官居昆明，后人多由于为官、戍守、屯田等原因迁徙，分居云南以至他省。赛典赤家族自宋入中土后，受汉文化习染，非常重视家谱的撰修。据马注的描述，其祖上曾八次撰修家谱[4]。由《赛典赤家谱》《马氏家乘》我们可知，马注近祖原居住大理，自其祖上六辈开始移居永昌板桥街（今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
马注，字仲修，号炳文，著有《清真指南》传世。生二子：世麒、世雄。[5]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马注是名门显族之后，经过元明两朝，马注支系家族自其三十六世祖马文明（依上文所述，该世系相应减二世）开始使用汉姓，其三十五世祖仍有爵位，并是朝觐过的“哈只”，其近祖四辈均有功名在身。马注近祖八世祖中，有三辈撰修族谱，分别是：三十六世马文明、四十世马烨如、四十一世马之云。传至马注时其家谱名为《咸阳（王）家乘》[6]，该谱现已无考。这种重视宗族的家风深深影响到马注。
马注母亲吴氏耕织稼穑，勤劳朴实。马注的妻子经名法土麦。马注育有二子，名世麒（世英）、世雄，除与其父共同由京返滇，后二人曾共同校阅其父《清真指南》，有与马注问答事见录于《清真指南》。后世则无闻[7]。
二、马注的生平
（一）赴京之前
马注的祖上在明后期迁移到保山（时称永昌）。永昌府府地有永昌府儒学、见罗书院、正学书院、保山书院，以及保山县儒学、社学（四处）等教育机构。明朝时期该地举人、进士多出于永昌府城及保山县[8]。“明清云南人才集中分布于滇池地区、洱海地区、滇南的建水石屏一带，即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这些地区形成人才密集之地，深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永昌、楚雄、澄江三府为人才分布的外围区域，也与其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尤为突出的是，明清时云南著名文人学者多出自这些地区。”[9]据统计有明一代，永昌府共出26名进士，占明代全省进士的10%，进士人数名列全省府州第四位[10]。由此可见永昌学风之一斑。明代中央政府以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学校教育就成为培养人才的基本途径。因此，要取得科举的成功，就必须尊孔读经。另外据其家谱可知，马注近祖四世均有功名在身，在当地而言，亦可称家世显赫，其家庭观念也必然是倾向于主流社会。我们从马注的父亲马师孔的名字也可以看出马注家族对儒学的重视。在大环境和家庭的共同影响下，马注少年、青年时期读儒家经典、应试科举便成为自然的事情。
马注后来走上弘扬伊斯兰教、全心著述的道路是与其家庭出身直接相关的。马注是回族世家，他的家乡永昌板桥街，在明末清初时是回族人口数量较多的聚居区[11]。在回族聚居区，回族的传统信仰能够完好地保持。普通穆斯林家庭，信仰教育是从孩提时就开始了，我们现在没有获得马注经学的家学渊源和经学教育背景资料，但我们从其三十五世祖卜罗添赛是“哈只”这一点来看，马注的家庭当较普通穆斯林家庭更为重视伊斯兰教传统教育，马注幼时接受阿语、波斯语教育也是可以想见的。
马注幼年时与其兄马渥一同师从当地举人张虚白先生。马注因其聪颖智慧，深得老师喜爱。马注在7岁的时候其父去世，他的祖父非常怜爱他，但不久祖父去世，家道亦随之败落。母亲吴氏带着他们弟兄两个靠耕织过活，生活十分艰辛，但马注以考取功名为己任，一直坚持攻读诗书，在16岁的时候他中了秀才。顺治十四年（1657年）马注经大学士扶纲推荐到南明永历内阁任中书（书写机要文书），遂由家乡至昆明。不久，改任锦衣侍御，这期间其母去世[12]。
顺治十五年（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次年初，攻取昆明，永历帝出逃缅甸。马注并未跟随出逃，亦未降清，而是选择以教书为业，从而结束了他短暂的为官生涯。从这件事来看，马注是一个比较有心计的年轻人，他已经看透永历小明朝的没落，不愿为其殉葬；清朝一统江山，时政难料，对他一个无名小吏而言，退而观望时局是最好的选择，这年他20岁，写下《隆中吟》（《郁速馥传》），此时他将功名利禄视为黄粱一梦，追求逍遥自在。马注已经不再单单阅读儒家经典了，更多着意于道教的书籍[13]。他这时还读了《黄帝内经》《灵枢》《洞古经》《人伦风鉴》《皇极经世》《先天图》等道家图书[14]。他还著《樗樵录》一书，书虽然没有传下来，但从书名大体可以了解其心迹。“樗”，《庄子·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此处喻指木材质地低劣。“樵”，通谯，樵即谯楼[15]，简单搭就的木楼。云南古代多杆栏式建筑，以避瘴气。“樗樵”当为其居雅号，“樗樵录”即录于樗樵楼上之意。《樗樵录》书名正好道出马注此时的生活艰辛。即便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马注还是能够自娱，以调侃的命名方式，将心事付于笔端[16]。从《郁速馥传》对该书的评价来看，这本书的内容是相当积极乐观、富于教化意义的。
昆明为当时云南穆斯林聚居地之一，由郑和家世资料我们可以知道，赛典赤后裔留驻昆明城的不在少数，特别是赛、马、忽三姓[17]。昆明顺城街，有咸阳王六世孙、元封咸宁侯赛哈智之孙马德闻、马德春之后[18]，且赛典赤家族各支系族谱保存较好，易于稽考宗亲关系。马注在昆明旅居大约8年的时间，这期间因其宗亲关系，马注很容易与当地穆斯林接触[19]。元赡思丁时在昆明新建、重建清真寺12座[20]，明朝又有大量回族入籍昆明，清初时期，昆明城自然地成为云南伊斯兰教之中心。马注于耳濡目染之间，他的伊斯兰教知识也逐步得到积累。
康熙四年（1665年），马注26岁游学于昆明西北的武定。武定地区也有赡思丁后裔[21]，与马注存在宗亲关系。马注到达武定后，仍以教书为业，在那里他交游滇中名士何星文。何星文，字观五，浪穹（今洱源）白族人，以诗词见长，并善乐理[22]。在何星文的指点下，他的文章和学问都有长进，教授弟子也越来越多。何星文为白族人，其家族信仰传统与马注不同，极有可能为佛教，这对马注也是有影响的，也正是这个原因，马注有更多的机会获取佛教知识。马注阅读了很多的佛道书籍，但对其理论却不以为然，他此时的兴趣向经世之学发展。在武定期间他已著《经权》二集，亦已编成书，主要讲修齐治平、经世致用思想，并以此传授弟子，期望能够流传后世，可惜其愿不遂。我们从马注著述这本书来看，他的思想又发生了一些转变，这也是个人青年时期常会有的心理状态，这种思想的转变也使得他更加关注时局的变化。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下令削藩，吴三桂深为震恐，密谋造反，马注观察到吴三桂在云南的各种活动，感到云南会有叛乱，康熙七年（1668年）他感言“国将危而不去，与草木何异”，此言实际上是马注对《论语》之《季氏将伐颛臾》一篇中“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的理解。由此我们判断，马注此时年轻气盛，对时事非常关心，并能够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且有救民于水火之心，所以他在吴三桂与清中央政府决裂之前，决意进京献言，希望自己的政治思想得到皇帝近臣的赏识，进而得到具体落实，防滇变于未然，使云南民众免受战乱之灾。这也可以看出，通过这几年的观察，他对清政府的统治政策是支持和认同的，他对当政者充满了希望。
另外，从马注的传世作品来看，马注宗族观念极强，其《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咸阳王抚滇记》[23]则道出他出云南的另外两个原因。其一，“注叨王裔，远住隆城，世受国恩，代奔修祭”，他以身为圣裔、赛典赤之后为荣，心中一直感念祖先的功德，有为咸阳王墓修祭的愿望。赛典赤·赡思丁的“咸阳王陵”，现存和可考的有三处，昆明两处，一在城北马家庵，一在城南“斡耳朵”（今五里多）[24]。另外一处在陕西西安[25]，马注对咸阳王陵掌握的资料较当代丰富，因此他此行有去西安咸阳王陵修祭的目的。从“代奔修祭”之说来看，马注也可能受了其祖父的遗嘱或本姓族人委托。其二，赛典赤后人遍及各地[26]，由其后与各地族人会谱之事可以知道马注出发时也带了其祖父马之云所修《咸阳（王）家谱》，此行亦有寻觅宗亲、核校并续写家谱之意。从《赡思丁公茔碑总序》中我们可知，赛典赤直隶亦有后人，马注此行亦可投靠。
（二）客居京师
武定到北京大约有4000公里，马注用了大约1年的时间，经贵州两湖，过河南、直隶，康熙八年（1669年）抵北京。按当时的路况分析，马注翻山越岭，骑马乘舟，此行应是万里之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怀济世志”，应该是马注而立之年的最佳写照。
马注一路遭逢因无史料相佐，不得而知，然而此时马注正值青年好韶光，沿途风光、人情习俗对其影响极其重大。这一行，使马注开阔了眼界，更加认清了社会形势。同时作为一个穆斯林，其间食住无非依靠各地穆斯林群众。在与各地穆斯林的接触中，让他了解了各地伊斯兰教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他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穆斯林社会中存在的疾弊隐忧，而这些见闻也成为其人生方向转折的推动力。
马注到京后，其居住地具体位置我们不得详考，在《八箴》中有“康熙龙飞二十二年癸亥（1883年）孟春元旦书于金台一枝楼”，另《自序》中有“托迹金台，聊借一枝”。其中金台即北京，明人程登吉著《幼学琼林》，其中卷一《地舆》中有：“北京原属幽燕，金台是其异号。”马注是明末清初之人，蒙学教育，习以为常，或当时人多以此代称[27]。一枝楼，马注为自己暂居住所起的雅号。“一枝”，唐温庭筠有诗《原隰荑绿柳》，其中末句：“新莺将出谷，应借一枝栖。”唐李义府亦有诗《咏乌》，其中末句为：“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马注这一命名的含义应是与两首诗的意境相同，包含了期许自己被重用的意味，同时也表明自己的旅居身份。马注作为一个旅居北京之人，并无财力置不动产，只能借住。为其生活方便，同时又可能由于宗亲关系[28]，住地必然是回族聚居地。清时北京城回族分布比较集中，查考北京回族居住情况，主要集中于牛街、崇文、朝外、朝内、德外和三里河等地[29]。
马注到京后，有可能在其宗亲的引荐下，投于宗人府安亲王岳乐[30]门下。宗人府大概位于天安门外东侧，差不多在现在的国家博物馆一带[31]，安亲王府的位置在现在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15号院。虽无法确知马注的居住地，但估计应该是与这两个地方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