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在担任“回协”理事长时，发表了不少宣传回族人民抗日救国、爱国爱教的文章。抗日初期以当时“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身份发表了具有“施政纲领”性的《中国回教与世界回教》讲演。这篇讲演分为六个部分，其中“二、三、四”部分就是对回教救国协会成立的使命（救国兴教）、组织和中心工作，提出原则指导。1938年10月白在《回教大众》第二期发表了《民族解放战争中回胞应有的觉悟》一文；第二年元月在《回民言论》创刊号发表《敬告全国回教同胞》，号召回族同胞起来抗战，揭露日寇暴行。3月又发表《抗战的形势》。7月份又在《回教论坛半月刊》发表《抗战两年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创刊，白崇禧连续在会刊上发表《中国回教今后的展望》（1卷1期）、《抗战第三年纪念双十节之特殊意义与努力》（1卷2期）、《敌人战略的演变与吾人之对策》（1卷3期）、《动员回教精神》（1卷5期）等。1940年元月至2月，白崇禧连续又在会刊上发表文章：《从湘北胜利说到今后应有的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之第一义》《如何推动战地的党政》《组织国际反侵略势力》《悼念黄花岗烈士》《反侵略与回教文化》《最近的抗战形势》《革命青年应有的修养》《国际形势与抗战形势》《向胜利的前途迈进》（2卷6、7期合刊）、《如何支持抗战》（2卷8、9期合刊）、《兴教与救国》（2卷12期）。白崇禧在文中提出若干唤醒回族同胞觉悟、积极抗日，提高穆斯林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教育素质的主张。
白崇禧在文章中提倡爱国爱教，纠正“争教不争国”的糊涂观念。白崇禧在《回教大众》创刊号发表的《要用信教精神挽救中国民族的沦亡》一文指出：“我们是回教的信徒，同时也是中国国民，既然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员，所以要一方面发扬宗教的精神，一方面要对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负起相当的责任。因为本身和中华民族有了密切的联系，那么民族的生存，就是本身的生存，民族的灭亡，就是本身的灭亡，所以要团结精诚，坚定意志，去求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务使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地在世界上繁荣滋长。”他还说：“我们要正确认识的，就是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相配合，宗教利益当以国家利益为依据。”“我们回教自遭满清摧残之后，有不敢过问政治的趋势，所以有些回胞抱‘争教不争国’的观念，这是错误的见解。必须要使每个教胞都知道，有国家才有宗教，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主权不能独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犹太人宗教意识是很浓厚的，但是国家被灭亡了，希特勒给在德国的犹太人五百马克，驱逐出境，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大学者，也不能容身于德国，只得流亡到美国去。……我们教胞‘争教不争国’的谬论，自不能再容许存在，以贻害国家和宗教的前途。现在已不是满清专制时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犹太的灭亡可为殷鉴。”[25]“争教不争国”观念，是把“教”置于一切之上，其要害是“重教轻国”，它与伊斯兰教倡导的“爱国是伊玛尼（信仰）一部分”的宗旨大相径庭，相距十万八千里。白崇禧进行鞭挞是正确的，没有国家或国家主权不能独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国家丧权，宗教也难存在，这可以说是一条古今中外的定理。不过白的“爱国”很明显的是“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四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白崇禧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在抗日问题上，与共产党能互相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九一八”事变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军阀是主张抗日的，他们对中共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基于这些原因，1936年1月，桂系军阀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发动反蒋抗日运动，得到中共的支持。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桂系拥护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937年6月抗战前夕，桂系与中共签订了联合抗日协议。当时张云逸受中共中央委托，作为党的全权代表到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谈判，协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恰好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也派代表张可斯到广西，与桂系联络迫蒋抗日。经过多次讨论协商，桂系和四川代表同意中共代表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最后达成了川、桂和中共联合起来，迫使蒋介石抗日的纲领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召开国防会议，充分接收各方面抗日领袖主张；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开放民众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努力促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各抗日力量彼此间团结互助；成立共同纲领之机构[26]。至此，桂系与中共便达成了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议，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好了准备。
全国抗战开始后，白崇禧出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9月国共两党重新实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暂迁武汉。当时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长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在武汉成立。周恩来在武汉期间，直接或间接通过在桂系内部工作的谢和赓（中共地下党员）和刘仲容（白崇禧秘书，与中共接近的人士）经常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系，互相交换抗战情况，并对桂系的作战计划提出建议。甚至白崇禧的军事演讲稿也由谢和赓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进行修改。李、白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军事天才和渊博的学识甚为钦佩。程思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27]1938年初，广西学生军500多人路过武汉开赴鄂豫皖前线抗日时，白崇禧要程思远去请周恩来给他们作抗战形势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