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复杂的、对立的人物评价。历史对马德新的评价极为复杂，清廷在云南回民起义之初认为他带领回民抗暴栽官、占据城池，视其为“叛逆”，后知马德新等只为复仇、不反朝廷，双方议和，清廷先后授予他“四品伯克”“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的称号，肯定了他对云南东南部地区社会稳定所起的积极作用；在清朝的满汉官吏中，理性派认为马德新对云南省城一带的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肯定他“能申明大义”，“能约束回教”，“具圣贤作用”。极端派则认为他是“叛首”“逆贼”[6]；穆斯林对马德新的评价也截然不同，有人把他看做云南东南回民的保护者和功臣，认为他对云南的伊斯兰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有一部分回民对马德新率领云南东南部起义回民与清廷议和持有异议，甚至有人把他叫做回民的叛徒，说他对云南回民具有不可饶恕的罪行[7]；还有人称他为“屠杀云南哲赫林耶起义—大东沟回民起义的刽子手”[8]。总之，对马德新的评价，或语焉不详，或毁誉失真，或情感失度，或理念偏执。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某一个角度，或者受时代的、政治需要的影响，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以完全否定、盲目批判的方式，对马德新及其活动作出具有鲜明阶级立场和时代局限性的评价。甚至对马德新的评价与某些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纠缠不清，使学者难以对其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客观公正的评价。今天看来，无论是站在清廷或汉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政治评价，还是20世纪50年代在极左思潮指导下的学术评价（肯定、歌颂杜文秀革命派，否定、批判马德新妥协派），都忽视了马德新所处时代以及当时各种事件的复杂性，服务于政治的学术研究，必然会影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简单的价值判断、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政治立场的、单向度的思维方式，既不足以解释历史，也无助于指导现实。既不能正确揭示具有多样性和多面性的马德新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也不能充分说明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的复杂的社会、民族、宗教关系。
三、结论
我们以为，马德新坚持务实的民族观、理性的宗教观、宽容的文化观以及理想的社会历史观，他集伊斯兰教正统思想与儒家中庸之道于一身，稳健、理性、务实，他对社会有强烈的批判性，但没有彻底的否定性；他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倡导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宽容；他赞同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反对极端与偏激。他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都在积极寻求回族及伊斯兰教与主体民族、主流文化之间的和谐关系。他在与清廷议和的时候，通过切实可行的协约保护回族、维护回族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在认同主流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持回族特有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保持伊斯兰文化特色。他在著书立说的学术活动中，努力寻找回汉民族冲突的文化（包括宗教信仰）根源，力求引导人们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营造回汉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他一方面积极弘扬伊斯兰教的文化思想，以补儒家之不足，使儒家认同伊斯兰教并尊重回族；另一方面引导广大回族民众在守护教门与回族文化传统的同时，认同中国的主流文化并尊重汉族。他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既有内在统一性，同时也有一定的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
马德新对中国的伊斯兰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几十部汉文伊斯兰教著作和译作，论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法、天文、历算、地理以及阿拉伯文法，他把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条予以符合儒家价值取向的阐释，满足了中国穆斯林尤其是熟读儒家典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穆斯林知识阶层的需求，他的著作为当时的官吏学者传阅，为之作序，加强了回汉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与文化认同。他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著作，不仅是中国部分地区穆斯林经堂教育的教材，影响着中国穆斯林的阿訇阶层，流传海外后也扩大了中国伊斯兰教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马德新对咸同年间云南地方政治和回汉族团结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云南回汉民众，一度起到了保护作用。他所领导、主持的议和行为，绝不是出卖回民利益、求取个人荣华富贵的叛变行为，而是为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回民群众寻求保护的理性、务实选择。他的议和行动，在当时得到了清王朝和云南地方官府的肯定，得到了云南东南部地区大部分回汉民众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赞誉，无论张亮基、徐之铭、宋廷春等清朝要官，还是他的回民弟子马安礼、马开科等人，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治二年以后，马德新栖身林下，埋头著述，绝非远离社会现实的逃避行为，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他致力于以笔墨化干戈的艰苦工作，意在“明道救世”。面对社会的动荡，目睹回汉之间的仇杀，他苦苦思索引起社会动乱的根源，寻求化解冲突的良策。他看到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人性的贪婪及邪欲是动乱的根源，看到回汉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坏人制造民族仇杀的借口，因此他以饱蘸情感之笔，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他以宗教家的热忱，用伊斯兰教的善恶报应说引导良善，以天堂的美好呼唤民众抑恶从善，以火狱的恐怖制止贪欲和残暴，以“枉死者入天堂”抚慰无辜的亡灵，以永久的后世鼓舞无望的信众。马德新苦心孤诣，把伊斯兰教的信仰予以符合儒家思维模式的解释，以求消除汉族文人士大夫的偏狭心态，消除回汉之间、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的隔阂与对抗，为回族的生存和近代化发展谋求健康的生存环境，其历史贡献不能否认。与此同时，马德新对清廷的反动性缺乏更深刻的认识，对回族苦难现实的社会根源认识不足，因此没有能够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去反抗暴政，也无法使云南广大回民乃至他本人摆脱厄运，这是他个人、也是历史的局限所在。
四、研究方法、研究历史回顾及资料说明
笔者以为，对于马德新的思想行为的研究，一定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通过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力求还事实原貌、揭示事实真相。我们应当把研究对象置于宏观历史背景中、置于回族及伊斯兰教自身演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当时清廷、云南地方官员、当地回汉族人民群众以及文人学士的记述的综合分析，以期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展现马德新的思想和行为并得出准确的评价。力求：第一，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夸饰，不庇护，努力做到客观、公正。第二，以流播于口头、记录于文字中的多种评析为参照，不惟我，不惟书，力求做到博观约取、超越门户。第三，以人物历史活动为引线，进入人物心灵历程，力求做到深入表里，见事、见人、见心。第四，以人物著作为依据，挖掘其学术思想。
目前，国内尚未有公开出版的专著来介绍马德新思想或生平活动（姚国梁先生《马复初传·杜文秀传》系内部出版物），白寿彝、纳忠、马汝云、纳国昌等先生曾经发表过一些介绍性论文。较有影响的有：聘三《马复初先生事略》（《清真铎报》1929年第4期），白寿彝《马德新》（《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4期），梁多俊、董绍禹《近现代云南回族三个著名学者—马复初、马联元、马坚》（《民族团结》1983年第4期），纳忠《云南穆斯林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学术贡献》（《中国穆斯林》1984年第4期），马汝云《马复初的〈大化总归〉》（《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1期）和《马复初〈道行究竟〉一书的哲学思想》（《中国穆斯林》1987年第1期），纳国昌（马复初的〈祝天大赞〉》、《近代最早出洋的中国科学家》，台湾青年学者林长宽《三位杰出的云南汉学伊斯兰学者》（云南民族研究所《民族调查研究》1991年第1期）等。诸位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笔者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有关云南回民起义的著作，如白寿彝先生的《回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阿米列·罗舍《清季云南回民起义始末》（北师大史学研究所回族人物志编写组印）等为笔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此外，《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据理质证》《醒世》《天理命运说》《汉译道行究竟》《真德弥维》《性命宗旨》《礼法启爱》《指南要言》《朝觐途记》《天方信源蒙引歌》《天方历源》《礼法捷径》《会归要语》《天方性理注释》《真诊要录》《寰宇述要》《续天方三字经》等马德新先生的汉文著作，是笔者研究马德新先生学术思想的主要依据。
[1]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