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备源于古老的通臂，曾经内称“通备”而外称“通臂”，清末主要流行河北省沧州地区。清宣统二年（1910年），沧州回族武术家马凤图为区别于多种名同实异的通臂（通备）拳种，在中华武士会成立的大会期间，正式亮出“通备”名号，倡言“融通兼备”的武学理念。此后，不断吸纳各家古典武艺遗存，条贯熔铸，去繁就简，逐步形成为一个蕴涵丰富的武术体系。由于当代通备拳系主要由马凤图及其家族成员传播，马氏家族在百年武坛上占有重要位置，所以这个拳系被海内外武术爱好者称之为“马氏武艺”或“马氏通备武学”等。应该说通备体系是当代回族武术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由于它主要传播在西北各省区，所以它拥有大量的回族爱好者。
毫无疑问，研究回族武术，民国年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阶段，但同时也是研究难度比较大的阶段。我以为难度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因以往的研究工作不够深入，加上资料匮乏，一些具体史实模糊不清，说多歧异，于是，首先有个史实上的辨伪存真、正本清源的问题。而辨伪工作又涉及到武术界陈旧的观念和门户派别之争，这会影响到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其二，涉及到一些具体人物的评价，这里既有史料史实的整理澄清问题，又有评价标准问题。相当一段时间里，武术人物的宣传评价处于失范状态，夸大失实，依托附会，乃至凿空杜撰的现象严重存在。这种情况难免对回族武术人物的评价产生影响，所以把握评价标准同样是研究回族武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问题。
三
新中国建立以后，武术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管理体制发生根本变化，经过50年代初的整顿以后，武术的体育性质被进一步明确下来，所以发展变化很大，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太极拳和国家新编套路的大面积普及就是显著成绩。近些年来，武术走向世界，有了国际组织和赛事，这更是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必须承认，武术作为一项民族传统文化形式，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冲击，这尤其表现在武术指导工作上。首先，自1953年天津民族形式运动会以后，“国术”体系被彻底弃置开来，自此以后武术成了单一的拳械套路表演形式，由此衍生出来的所谓“竞技武术”，是体操赛制的简单移植，本质上是“评”而不是“赛”，是故人为因素很多，弊端丛生。其次，在追求“高、新、美”的表演效果的指导思想下，一是“竞技武术”风格单一，花枝招展，舞蹈化体操化倾向严重；二是“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分道扬镳，武术的总体结构变成了官办武术和民间武术两大块，自然官办武术占尽风头，传统武术受到压制。改革开放以来，某些弊端得到了纠正，如长期讳莫如深的散手终于开展起来了，传统武术活动逐渐多了起来，有了一定的观摩交流活动，于是武坛气象稍见振作。但，“竞技武术”依然故我，并无多大改变。此外，由于长时间不重视武术理论研究，武术学术工作严重失范，重大指导举措往往不经过缜密的科学论证，一误再误，导致整个武术体系的浅薄化和神秘主义的浮泛。至今为止，这种情况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因此，改革现行武术管理体制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是改变武术现状的最重要的方法，广大武术爱好者，包括对武术深怀感情的回族武术爱好者们都对此深怀企盼。
批评不等于否定。尽管新中国的武术事业道路曲折，问题不少，但毕竟还是取得了很多成绩，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应该说这是广大武术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有回族武术工作者和爱好者们的一份心力。
只需稍加留意就能发现，新中国的武坛上活跃着为数众多的回族武术工作者和爱好者，不管在何种境遇之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抱着对武术的一往情深，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繁荣武术事业尽心尽力，产生了许多感人事迹。他们中间有早在民国年间就已声名卓著的武术大家王子平、马凤图等老前辈，有一批对新中国武术有重要影响的武术家，如张文广、张登魁、何福生、马贤达、王菊蓉等。还有一批年辈较高的老武术家和老拳师，如常振芳、吴桐、王效荣、童天祥、杨松山、王少周、李良臣、李赞臣、吴秀峰、穆志杰、吕瑞芳、马振武等。历年的武术竞技观摩活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教练，如王新武、马颖达、马振邦、马志斌、马令达、马春喜、蒋鸿雁、张克俭、沙宝焕、吕延芝、丁功和、郭怀凤、马林等；还产生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如马秀霞、韩明男、马德友、乌树堂、沙孝奎、白燕侠、赵长军、马庆等。
陕西武术队的赵长军，自70年代以来，在历次全国武术比赛和国际邀请赛中接连六次获得全能冠军，还获得其他多项冠亚军荣誉，成为新中国武坛上获得优异成绩最多的和唯一一位“六连冠”运动员。赵长军称得上是当代竞技武术的顶级人物之一，是回族武术运动员中的精英。1996年，这位已经海内外知名的青年武术家，为深入研究传统武术，继承和弘扬中华武术真谛，投拜著名回族武术家马贤达为师，从此潜心研修马氏通备武学。
上面所举述的，只是在全国武术活动中出头露面比较多的人，即使如此，其中也难免多有挂漏。至于活跃在民间的各种拳派的拳师和爱好者，真是不可胜计，绝不是我这篇文字所能一一举述的。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回族群众研练武术的热潮一直保持并不断上升，正因为有一个宽广而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回族武术家群体的整体水平仍然呈上升趋势，这也表明了回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执著和珍重。可惜我们对当代回族武术的整体情况的了解相当浮表，目前还不能作出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估。
中国式摔跤是回族群众所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清至民国以来可谓名家辈出。民国年间，摔跤与武术同属“国术”体系，很多人是两者兼好而有所偏长，回族武术家们更是这样，如王子平、马英图、马裕甫、马文奎、杨法武、常东升、张文广、何福生等，莫不如此。解放后，具体说是1953年以后，摔跤成为单列项目，自1956年开始单独举行全国锦标赛，正式与武术分为两途，至少官办的竞技武术与摔跤是南辕北辙，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受官办武术的影响，久而久之，民间习武者也渐渐与摔跤拉开距离，只有极少数地方还保持两者相辅相成的古老传统。
五六十年代，摔跤运动曾有过相当好的发展形势，一批回族摔跤家在比赛场上大显身手，其中有我所熟识的宛殿文、沈少三、马金海、李长友等。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摔跤是继拳击之后又一个遭到“禁锢”的项目，虽然民间喜好者仍然坚持业余活动，但失去官方支持后只能处在自生自灭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摔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在全国性的重大赛事如全运会、大运会、城运会中都未设置摔跤项目，只是在少数民族运动会上一露头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古老的中国式摔跤在它的故乡备受冷落之时，却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在欧洲、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城市，都建立了中国式摔跤协会，在法国出现了一年一度的世界锦标赛。我们要特别指出，中国式摔跤在世界各地的悄然兴起，与流寓台湾的回族武术家、有“跤王”之誉的常东升的努力分不开。常东升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体育健将，一位不可多得的摔跤奇材，我将专文介绍这位名闻世界的跤场常胜将军。
[1]马明达：《应该重新审视“国术”》，载《体育文史》，1999年第5期。
[2]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3]马明达：《清代的武举制度：说剑丛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