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了解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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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2)

《元史》列传和本纪用词不一致的原因在于,本纪是根据当时的公文档案所编定的《实录》,列传则是根据文人学者所写的碑传而成。文人好古,不免因袭古旧语词。明初修《元史》,仓促成书,未及一一改正,因而造成新旧语词出现于一部书中的混乱现象。

这种新旧名词交杂使用的现象,元朝文人也有发觉,而且予以解释。如赵孟頫《赵国文定全公神道碑》说:“公讳阿鲁浑萨里,回鹘北庭人,今所谓畏吾儿也”(《松雪斋文集》卷7)。这是知道回鹘已改称畏吾儿而仍称旧名的一例,可能因新名不雅吧。又如王恽《玉堂嘉话》说:“回鹘今外吾,回纥今回回”(《秋涧文集》卷11,外吾是畏吾儿的另一种转写法)。这个解释并不完全精确,虽然有时回纥可做回回。如王恽的《中堂事记》称赛典只儿(即赛典赤·赡思丁)为“回纥之有良德者”(《秋涧文集》卷82),而赛典赤确系回回人。再如欧阳玄《高昌契氏家传》说:“回纥即今伟兀也。回纥尝自以其鹜捷如鹘,请于唐更以回鹘为号。伟兀者,回鹘之转声也”(《圭斋文集》卷11)。这是根据《唐书》的记载而言,自然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提回回与回纥、回鹘的关系,因为这篇文章本只是为一畏兀儿(即文中的伟兀)世家作传的。

回纥、回鹘、回回这三个名词在《元史》及元人著作中经常出现,确实给研究者造成混乱和不便。如元代诗人萨都剌,因为元末陶宗仪所著《书史会要》上称他为回纥人,有些人因只知回纥后称畏兀儿,便把他当成今天的维吾尔人,实际上他是回回人[11]。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不应只看名词,而应从各方面考察,确定一个人的族籍。

前辈学者对《元史》中这一名词使用的混乱现象曾试图加以分析归纳,总结出一条规则来。如陈垣先生就曾指出:“凡《元史》所谓兀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恽《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吾,回纥今回回’是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世祖纪》卷10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与回回一也”(《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励耘书屋丛刻本》64页)。陈先生的举例和说明都不错,在多数情况下确系如此,但还不能概括一切。如《元史·太祖纪》:“十七年秋,金复迁乌古孙仲端来请和,见帝于回鹘国。”《元史·雪不台传》:“扈从征回鹘,其主弃国去。”这里的回鹘从事实来看,显然是指回回。至于《元史》以外的元人著作,更不全符合这个规则。如,《长春真人西游记》“八月二十七日抵阴山后,回纥郊迎……此阴山前三百里和州也。”这里的回纥则指畏兀儿,即唐朝的回鹘。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1《高昌契氏家传》:“回纥即今伟兀也……伟兀者,回鹘之转声也。”这些都说明,在遇到这些名词时,要根据其所指事实内容确定其涵义,而不能望文生义。当然,大体说来,陈先生所定规则,在《元史》上还是合用的。

在认定回回一词在元代是指信奉伊斯兰教的西域人以外,还应当认识它的另一涵义,即它有时还泛指一般的西域人或色目人。如《元史》卷6《世祖纪》:“至元二年二月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卷10,“至元十六年九月乙已朔诏:今后所荐,联自择之。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无论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蒙古、汉人与回回人并举,显然是以回回代表一切从西域来的色目人。

同样,回回有时也和某一色目人连在一起称呼。如“木速蛮回回每,术忽回回每”(《元典章》卷57《刑部》19《禁宰杀·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术,原误作木),这里的术忽指的是犹太人,犹太教徒,阿拉伯文作yahūd(复数),波斯文作Jahūdi或yahūdi。又如“阿速者,绿睛回回也”(《庚申外史》至正十一年纪事)。阿速又称阿兰,是居住在高加索北部的信基督教的民族,也被称为回回。再如:“诸囉哩回回为民害者,从所在有司禁治”(《元史》卷105《邢法志·杂犯》),这里的囉哩回回指的是吉普赛人,见笔者《元代的吉普赛人——囉哩回回》(《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遇到这种情况,要根据材料内容,具体分析。

回回一词,是元代汉语、汉人对中亚、西亚信奉伊斯兰教各族的称呼,已如上述。在当时的蒙古语中则另有称呼。他们一般称“撒儿塔兀勒”(Sarta’ul)或“撒儿塔黑台”(Sartaqtai)、撒儿塔黑臣(Sartaqcin)。前者用于称回回国名,后者用以称回回个别人名(台指男姓,臣指女姓)。如《元朝秘史》或称《蒙古秘史》)254节汉文总译说:“其后太祖征回回”,其“回回”之蒙语汉写为“撒儿塔兀勒”,182节汉文总译“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其蒙语“回回”之汉写为“撒儿塔黑台”,该书中此例甚多,其语根为“撒儿特”(Sart),此字源于梵文Sartha,意为“商人”。此字在突厥语中称Sart,其意义除指商人外,游牧的突厥人又称定居在城市的居民为撒儿特,可能由于商人是定居的吧。又由于波斯人在中亚地区经商的人很多,而他们又是伊斯兰信徒,因此,早在成吉思汗以前,这个词已有宗教的和民族的意义,即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成吉思汗时期,这个词已扩大为在中亚、西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名称,和“大食”(Tazik或Tajik)意义完全相同了[12]。

提到大食,人们很可能想到唐朝时期的阿拉伯。但是,如我们在本章前所引《谱双》中的“大食双陆”中的大食是指波斯人一样,蒙古时期大食的涵义更为扩大。成吉思汗曾把哈剌鲁部族君长阿儿思兰汗称为“阿儿思兰—撒儿塔黑台,即大食人阿儿思兰”[13]。哈剌鲁是突厥族,这里竟把他们称为大食人,可见大食同撒儿塔黑台一样,也是指西域的穆斯林,即汉文的回回人。在拉施特的《史集》中,时常把对花剌子模国(《元朝秘史》中的回回国)称为大食地区[14],也可作为例证。

由哈剌鲁部族首领阿儿思兰汗被称为撒儿塔黑台或大食人的事例,引发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对回回名称的问题,即在元代,还有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部族,却不称为回回,或很少称为回回,而是以原来的部族为名,他们实际上是元代回回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先讲哈剌鲁人。

哈剌鲁人在元朝又称合儿鲁、匣刺鲁、罕禄鲁、匣禄鲁、柯耳鲁等名,在唐朝称葛逻禄,是突厥族诸部之一。唐初住在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西北、金山(今阿尔泰山)之西,约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以北,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流域一带。曾附属唐、突厥、回鹘。其后势威,西迁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尽据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怛逻斯(今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诸城(《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九世纪中叶,回鹘为黠戛斯所破,一部分回鹘西迁,和哈剌鲁人共建喀喇汗王朝。十世纪中叶,在其首领萨图克·布格拉汗倡导下,皈依了伊斯兰教。十二世纪上半期,喀喇汗王朝为西辽所征服。成吉思汗兴起后,哈剌鲁首领阿儿思兰汗于1211年到蒙古朝见并归附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称他为撒儿塔黑台,即大食人或回回人,说明他是穆斯林。随同阿儿思兰汗前来的哈剌鲁贵族名叫马马,马马之子名阿里,阿里之子名哈只,哈只之子名答失蛮,答失蛮三子——买奴、忻都、怯来[15]。这几个名字除买奴外,都是穆斯林常用的教名。

在元朝末年,也有称哈剌鲁人为回回的事例。元末明初权衡所著《庚申外史》中说,南宋灭亡后,小皇帝赵显(恭宗)出家为僧。多年后,一蒙古贵族赵王怜其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与之”。此女后生一男,适值元明宗从北方来,见赵显所居寺上有龙文五彩气,即把母子带走。按,此回回女即明宗妃迈来迪,所生子即元顺帝。《元史·顺帝纪》说她是罕禄鲁(即哈剌鲁)氏,郡王阿儿厮兰(即阿儿思兰)之裔孙,元顺帝之母。《外史》把元顺帝说成是亡宋的后裔,自然是不可信的传说,反映了南宋遗民的一种心态,但把哈剌鲁称为回回人,则说明当时社会上已把哈剌鲁看做回回人。元顺帝有回回人的血统成分,也是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

另一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部族是阿儿浑人。阿儿浑又称阿鲁浑、阿鲁温、阿剌温、合鲁温、阿鲁虎等,是居住在今中亚七河(Semirechye)流域至楚河流域,即吉尔吉斯共和国全部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一部分地区的突厥部族。最初是一个地区名称,其后(至迟在蒙元时期)则用以称呼居住在这一区域的诸突厥部族。阿儿浑人之为穆斯林,有许多证据。首先,他们居住的地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中心区域。其次,在元代,有些阿儿浑人的名字是伊斯兰教的教名。如许有壬《至正集》卷5《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说,哈只哈心是阿鲁浑氏,西域人。哈只哈心生二子:阿合马、阿散;阿散生二子:凯霖(Karim)、暗都剌(Abdu-Ilah)。宋廉《宋学士文集》卷17(《銮坡集》第7卷)《西域浦氏定姓碑文》说,浦君西域阿鲁温人,他的家族几代人的名字:道吾(Dawūd)、沙的(Shadi或Sa‘d)、泰住丁(Taja 1-Din)、剌哲(Rajab)、马思护(Masūd)、罗里(Lu ri)、赛鲁丁(原音未详,但“丁”din多为教名尾音,义为“宗教的”)、木八剌(Mabarak)、道剌沙(Daulat-Shah)、忻都(Hindu)等,都是穆斯林的名字。在元末,又有径称阿儿浑人为回回人之例。如王伟《王忠公文集》卷20《漳州路达鲁花赤合鲁温侯墓表》说:“迭里弥实,字子初,合鲁温氏,西域人也。”而同书卷14《书闽死事》则称:“迭里弥实者字子初,回回人也。”《元史》卷196《忠义传》即据此文称迭里弥实为回回人。可以想见,到明朝,阿儿浑一名已被回回一名所代替。这可以说明,我国的回回人或回族,是历史上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种民族组成的,伊斯兰教在回回民族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了[16]。

元代来华的西域突厥族系还有钦察人和康里人,他们是否信仰伊斯兰教,是否能作为回回人,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不好解决的问题。

在著名的俄国突厥史家巴托尔德所著《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有如下一段记载:“伊斯兰的资料很清楚的说到,钦察人和康里人(这两个民族常常一起记述,以致不易区分开来),由于他们和花剌子模结成亲密的关系,在12世纪后半叶才信奉伊斯兰教……根根依宾·阿提尔的记述,这件事发生在回历435年沙法月即公元1043年9月或10月。”(据我所知,这一记述目前还没有发现早期的史料)。但是,复查阿提尔的原文,并没有提到钦察人和康里人的名字。原文在回历435年的《记河外之地突厥人的情况》标题下说:“这一年二月(按即前文之回历沙法月——引者),一万帐异教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他们是早先深入到巴拉沙衮和可失哈儿一带的,并在此横行霸道。(皈依之后),他们在宰牲节宰羊两万只,真主使穆斯林们不再受那些人的伤害”,“这些突厥人先前在不里阿耳一带驻夏,在巴拉沙衮一带过冬,皈依伊斯兰教之后,散处这个国家各地,每处一千帐左右,以便他们能平安无事”[17]。巴托尔德也承认:“正如有关960年的记事一样(按,指喀喇汗萨图克皈依伊斯兰教——引者),在这一情况下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名称没有被记载下来”(同上)。巴氏是根根他们的夏冬放牧区而确定其民族的,这难免有很大的出入。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讲了个生动的故事,按蒙古的法令,不得用断喉的方法屠宰牲畜,而要按蒙古人的办法破其胸腹。窝阔台汗时,有个穆斯林买了只羊,被一钦察人发现。当他拿刀断羊喉时,钦察人从房顶跳下,将他绑住告官。窝阔台认为钦察人爬人家房顶是违法行为,下令把钦察人处死而放走穆斯林(何高济汉译本上册第242~243页。又见拉施特《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86~87页)。说明钦察人不是穆斯林,而且对之抱有敌意(可能是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