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列传和本纪用词不一致的原因在于，本纪是根据当时的公文档案所编定的《实录》，列传则是根据文人学者所写的碑传而成。文人好古，不免因袭古旧语词。明初修《元史》，仓促成书，未及一一改正，因而造成新旧语词出现于一部书中的混乱现象。
这种新旧名词交杂使用的现象，元朝文人也有发觉，而且予以解释。如赵孟頫《赵国文定全公神道碑》说：“公讳阿鲁浑萨里，回鹘北庭人，今所谓畏吾儿也”（《松雪斋文集》卷7）。这是知道回鹘已改称畏吾儿而仍称旧名的一例，可能因新名不雅吧。又如王恽《玉堂嘉话》说：“回鹘今外吾，回纥今回回”（《秋涧文集》卷11，外吾是畏吾儿的另一种转写法）。这个解释并不完全精确，虽然有时回纥可做回回。如王恽的《中堂事记》称赛典只儿（即赛典赤·赡思丁）为“回纥之有良德者”（《秋涧文集》卷82），而赛典赤确系回回人。再如欧阳玄《高昌契氏家传》说：“回纥即今伟兀也。回纥尝自以其鹜捷如鹘，请于唐更以回鹘为号。伟兀者，回鹘之转声也”（《圭斋文集》卷11）。这是根据《唐书》的记载而言，自然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提回回与回纥、回鹘的关系，因为这篇文章本只是为一畏兀儿（即文中的伟兀）世家作传的。
回纥、回鹘、回回这三个名词在《元史》及元人著作中经常出现，确实给研究者造成混乱和不便。如元代诗人萨都剌，因为元末陶宗仪所著《书史会要》上称他为回纥人，有些人因只知回纥后称畏兀儿，便把他当成今天的维吾尔人，实际上他是回回人[11]。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不应只看名词，而应从各方面考察，确定一个人的族籍。
前辈学者对《元史》中这一名词使用的混乱现象曾试图加以分析归纳，总结出一条规则来。如陈垣先生就曾指出：“凡《元史》所谓兀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恽《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吾，回纥今回回’是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世祖纪》卷10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与回回一也”（《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励耘书屋丛刻本》64页）。陈先生的举例和说明都不错，在多数情况下确系如此，但还不能概括一切。如《元史·太祖纪》：“十七年秋，金复迁乌古孙仲端来请和，见帝于回鹘国。”《元史·雪不台传》：“扈从征回鹘，其主弃国去。”这里的回鹘从事实来看，显然是指回回。至于《元史》以外的元人著作，更不全符合这个规则。如，《长春真人西游记》“八月二十七日抵阴山后，回纥郊迎……此阴山前三百里和州也。”这里的回纥则指畏兀儿，即唐朝的回鹘。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1《高昌契氏家传》：“回纥即今伟兀也……伟兀者，回鹘之转声也。”这些都说明，在遇到这些名词时，要根据其所指事实内容确定其涵义，而不能望文生义。当然，大体说来，陈先生所定规则，在《元史》上还是合用的。
在认定回回一词在元代是指信奉伊斯兰教的西域人以外，还应当认识它的另一涵义，即它有时还泛指一般的西域人或色目人。如《元史》卷6《世祖纪》：“至元二年二月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卷10，“至元十六年九月乙已朔诏：今后所荐，联自择之。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无论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蒙古、汉人与回回人并举，显然是以回回代表一切从西域来的色目人。
同样，回回有时也和某一色目人连在一起称呼。如“木速蛮回回每，术忽回回每”（《元典章》卷57《刑部》19《禁宰杀·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术，原误作木），这里的术忽指的是犹太人，犹太教徒，阿拉伯文作yahūd（复数），波斯文作Jahūdi或yahūdi。又如“阿速者，绿睛回回也”（《庚申外史》至正十一年纪事）。阿速又称阿兰，是居住在高加索北部的信基督教的民族，也被称为回回。再如：“诸囉哩回回为民害者，从所在有司禁治”（《元史》卷105《邢法志·杂犯》），这里的囉哩回回指的是吉普赛人，见笔者《元代的吉普赛人——囉哩回回》（《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遇到这种情况，要根据材料内容，具体分析。
回回一词，是元代汉语、汉人对中亚、西亚信奉伊斯兰教各族的称呼，已如上述。在当时的蒙古语中则另有称呼。他们一般称“撒儿塔兀勒”（Sarta’ul）或“撒儿塔黑台”（Sartaqtai）、撒儿塔黑臣（Sartaqcin）。前者用于称回回国名，后者用以称回回个别人名（台指男姓，臣指女姓）。如《元朝秘史》或称《蒙古秘史》）254节汉文总译说：“其后太祖征回回”，其“回回”之蒙语汉写为“撒儿塔兀勒”，182节汉文总译“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其蒙语“回回”之汉写为“撒儿塔黑台”，该书中此例甚多，其语根为“撒儿特”（Sart），此字源于梵文Sartha，意为“商人”。此字在突厥语中称Sart，其意义除指商人外，游牧的突厥人又称定居在城市的居民为撒儿特，可能由于商人是定居的吧。又由于波斯人在中亚地区经商的人很多，而他们又是伊斯兰信徒，因此，早在成吉思汗以前，这个词已有宗教的和民族的意义，即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成吉思汗时期，这个词已扩大为在中亚、西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名称，和“大食”（Tazik或Tajik）意义完全相同了[12]。
提到大食，人们很可能想到唐朝时期的阿拉伯。但是，如我们在本章前所引《谱双》中的“大食双陆”中的大食是指波斯人一样，蒙古时期大食的涵义更为扩大。成吉思汗曾把哈剌鲁部族君长阿儿思兰汗称为“阿儿思兰—撒儿塔黑台，即大食人阿儿思兰”[13]。哈剌鲁是突厥族，这里竟把他们称为大食人，可见大食同撒儿塔黑台一样，也是指西域的穆斯林，即汉文的回回人。在拉施特的《史集》中，时常把对花剌子模国（《元朝秘史》中的回回国）称为大食地区[14]，也可作为例证。
由哈剌鲁部族首领阿儿思兰汗被称为撒儿塔黑台或大食人的事例，引发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对回回名称的问题，即在元代，还有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部族，却不称为回回，或很少称为回回，而是以原来的部族为名，他们实际上是元代回回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先讲哈剌鲁人。
哈剌鲁人在元朝又称合儿鲁、匣刺鲁、罕禄鲁、匣禄鲁、柯耳鲁等名，在唐朝称葛逻禄，是突厥族诸部之一。唐初住在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西北、金山（今阿尔泰山）之西，约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以北，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流域一带。曾附属唐、突厥、回鹘。其后势威，西迁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尽据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怛逻斯（今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诸城（《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九世纪中叶，回鹘为黠戛斯所破，一部分回鹘西迁，和哈剌鲁人共建喀喇汗王朝。十世纪中叶，在其首领萨图克·布格拉汗倡导下，皈依了伊斯兰教。十二世纪上半期，喀喇汗王朝为西辽所征服。成吉思汗兴起后，哈剌鲁首领阿儿思兰汗于1211年到蒙古朝见并归附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称他为撒儿塔黑台，即大食人或回回人，说明他是穆斯林。随同阿儿思兰汗前来的哈剌鲁贵族名叫马马，马马之子名阿里，阿里之子名哈只，哈只之子名答失蛮，答失蛮三子——买奴、忻都、怯来[15]。这几个名字除买奴外，都是穆斯林常用的教名。
在元朝末年，也有称哈剌鲁人为回回的事例。元末明初权衡所著《庚申外史》中说，南宋灭亡后，小皇帝赵显（恭宗）出家为僧。多年后，一蒙古贵族赵王怜其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与之”。此女后生一男，适值元明宗从北方来，见赵显所居寺上有龙文五彩气，即把母子带走。按，此回回女即明宗妃迈来迪，所生子即元顺帝。《元史·顺帝纪》说她是罕禄鲁（即哈剌鲁）氏，郡王阿儿厮兰（即阿儿思兰）之裔孙，元顺帝之母。《外史》把元顺帝说成是亡宋的后裔，自然是不可信的传说，反映了南宋遗民的一种心态，但把哈剌鲁称为回回人，则说明当时社会上已把哈剌鲁看做回回人。元顺帝有回回人的血统成分，也是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
另一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部族是阿儿浑人。阿儿浑又称阿鲁浑、阿鲁温、阿剌温、合鲁温、阿鲁虎等，是居住在今中亚七河（Semirechye）流域至楚河流域，即吉尔吉斯共和国全部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一部分地区的突厥部族。最初是一个地区名称，其后（至迟在蒙元时期）则用以称呼居住在这一区域的诸突厥部族。阿儿浑人之为穆斯林，有许多证据。首先，他们居住的地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中心区域。其次，在元代，有些阿儿浑人的名字是伊斯兰教的教名。如许有壬《至正集》卷5《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说，哈只哈心是阿鲁浑氏，西域人。哈只哈心生二子：阿合马、阿散；阿散生二子：凯霖（Karim）、暗都剌（Abdu-Ilah）。宋廉《宋学士文集》卷17（《銮坡集》第7卷）《西域浦氏定姓碑文》说，浦君西域阿鲁温人，他的家族几代人的名字：道吾（Dawūd）、沙的（Shadi或Sa‘d）、泰住丁（Taja 1-Din）、剌哲（Rajab）、马思护（Masūd）、罗里（Lu ri）、赛鲁丁（原音未详，但“丁”din多为教名尾音，义为“宗教的”）、木八剌（Mabarak）、道剌沙（Daulat-Shah）、忻都（Hindu）等，都是穆斯林的名字。在元末，又有径称阿儿浑人为回回人之例。如王伟《王忠公文集》卷20《漳州路达鲁花赤合鲁温侯墓表》说：“迭里弥实，字子初，合鲁温氏，西域人也。”而同书卷14《书闽死事》则称：“迭里弥实者字子初，回回人也。”《元史》卷196《忠义传》即据此文称迭里弥实为回回人。可以想见，到明朝，阿儿浑一名已被回回一名所代替。这可以说明，我国的回回人或回族，是历史上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种民族组成的，伊斯兰教在回回民族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了[16]。
元代来华的西域突厥族系还有钦察人和康里人，他们是否信仰伊斯兰教，是否能作为回回人，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不好解决的问题。
在著名的俄国突厥史家巴托尔德所著《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有如下一段记载：“伊斯兰的资料很清楚的说到，钦察人和康里人（这两个民族常常一起记述，以致不易区分开来），由于他们和花剌子模结成亲密的关系，在12世纪后半叶才信奉伊斯兰教……根根依宾·阿提尔的记述，这件事发生在回历435年沙法月即公元1043年9月或10月。”（据我所知，这一记述目前还没有发现早期的史料）。但是，复查阿提尔的原文，并没有提到钦察人和康里人的名字。原文在回历435年的《记河外之地突厥人的情况》标题下说：“这一年二月（按即前文之回历沙法月——引者），一万帐异教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他们是早先深入到巴拉沙衮和可失哈儿一带的，并在此横行霸道。（皈依之后），他们在宰牲节宰羊两万只，真主使穆斯林们不再受那些人的伤害”，“这些突厥人先前在不里阿耳一带驻夏，在巴拉沙衮一带过冬，皈依伊斯兰教之后，散处这个国家各地，每处一千帐左右，以便他们能平安无事”[17]。巴托尔德也承认：“正如有关960年的记事一样（按，指喀喇汗萨图克皈依伊斯兰教——引者），在这一情况下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名称没有被记载下来”（同上）。巴氏是根根他们的夏冬放牧区而确定其民族的，这难免有很大的出入。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讲了个生动的故事，按蒙古的法令，不得用断喉的方法屠宰牲畜，而要按蒙古人的办法破其胸腹。窝阔台汗时，有个穆斯林买了只羊，被一钦察人发现。当他拿刀断羊喉时，钦察人从房顶跳下，将他绑住告官。窝阔台认为钦察人爬人家房顶是违法行为，下令把钦察人处死而放走穆斯林（何高济汉译本上册第242～243页。又见拉施特《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86～87页）。说明钦察人不是穆斯林，而且对之抱有敌意（可能是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