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肇曾
中国对伊斯兰教及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长期称为回教或回回。自明末清初顾炎武先生首先提出回回为中国原少数民族回纥的发音转声之说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近年，中央民族大学李松茂先生撰《“回回”一词与伊斯兰教》[1]，南开大学杨志玖先生撰《“回回”一词的起源与演变》[2]先后发表，证明他们都是拥护与支持转声之说的。早在民国24年，金吉堂先生即已指出：“历来言回教者，自顾炎武《日知录》始，每以今之回回，为唐代回纥后裔，率以谓此教由回纥人传来此间，回纥之音转为回回，指鹿为马，实为中国回教史上一大症结所在”[3]。马以愚先生于民国25～30年间先后指出：“回教之入中国久矣，而论者多殊，谓之陈隋之间者，则未之察也；谓以回纥之为回教而名之者，则未之思也”[4]。证明回回一词源于如何，分歧严重，有必要对两种源说，再行简要总结与讨论，以求分清是非。但对回回一词其他说法，本文未予讨论。
一、《日知录》及《续景教考》中所论的回回
顾炎武先生（1613～1682），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他用归纳法研究中国文化的成就，得到世人公认[5]，唯对回回一词的归纳研究，有严重失真。他在《日知录》卷29中称：“大抵外国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吐鲁番是也，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是也。《唐书》回纥，一名回鹘。《元史》有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转声。（原注：《辽史·天祚纪》有回回国王。《元史·太祖纪》以回回、回鹘为二国，恐非。）其曰畏吾儿，又畏兀儿之转声也。《大明会典》：‘哈密，本伊吾庐地，其国部落与回回、畏兀儿三种杂居’。则回回与畏兀儿又为二种矣！《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二年（807，即回纥应邀平定安史之乱后）正月庚子（十三日），回纥请予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此即今礼拜寺之所从立也。”
杭世骏先生（1696～1773年），进一步发挥顾炎武先生转声说，他在《道古堂文集》卷25中称：“西域三教，曰大秦，曰回回，曰末尼。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国。独回回之教，种派蔓衍。士大夫且有慕而从之者。”
大秦，即景教，系基督教支派，5世纪初由叙利亚人聂斯托鲁斯所创。5至6世纪叙利亚人从波斯传入新疆。贞观九年（637年），波斯人阿罗本以经典传入长安，太宗诏准建寺传教。初称波斯经教，后改景教，系传入中国最早的基督教派，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有教徒3万人，一直延续至今。其寺始称波斯寺，天宝时改为大秦寺。唐武宗会昌五年（640年）与佛教并禁。“唐代大秦景教流入中国碑”湮没地下，明末出土，今存陕西省博物馆碑林。
摩（末）尼教，古波斯人摩尼所创，其教宣扬光明与黑暗相互对立，为善恶的根源，而摩尼本人为明的代表，故又称明教或明尊教。6～7世纪经新疆传入漠北的回纥，被可汗尊为国教。晋代时传入中国。唐武后延载元年（694年），波斯人密乌佛多诞持《二宗经》来传，大历三年（768年），在长安建摩尼寺，名大云光明寺。时其教多在长安与洛阳流行，玄宗开元三十年（732年），下敕禁断，敕文为“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狂惑黎玄，应严加禁断。”后因回纥平定安史之乱有功，摩尼教又在唐传播，大历三年（768年），代宗因回纥奏请于荆、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元和二年（807年）奏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寺三所。十二年，回纥又遣摩尼师8人至长安。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回鹘为黠戛斯所败，武宗于会昌五年禁佛时下敕：“释氏既已厘革，外来大秦、护拔、摩尼等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此后，摩尼教虽不玄于朝廷，但民间影响仍存。南宋、明代均行严禁，后日趋衰落，至清时已不见记载[6]。可见大秦与摩尼，同伊斯兰教人所奉截然不同，但顾炎武先生为证其转声论之正确，不仅怀疑《辽史》《元史》对回回与回纥同时存在之所记，并将到中国传播了伊斯兰的回回先人，始定为异教徒，这既与事实不符，也是对回回先人信奉的歪曲。实际上，顾先生在对伊斯兰教方面认识上的错误还有：“大食国，在占城之西海洋中，南接目连所居宾童龙国，东北接雪山葱岭，皆佛境也。”“天方，即狮子国，不可知也。”[7]
著名学者钱大昕（1728～1804年）对顾炎武先生回纥转声为回回的错误曾予明确指正，他在《二十二史考异》卷94中称：“回纥，唐时旧名，后称回鹘。唐末失其土，而迁于北庭。元时音转畏兀，或作畏吾儿，与回回非一种。元陶宗仪著《辍耕录》载色目人三十一种，有畏吾儿，又有回回。《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元史·薛塔里海传》：‘从征回回、河西、钦察、畏吾儿诸国。’（《元史·世祖纪》《元史·文宗纪》所引从略）《明史·哈密传》：‘其地种落杂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吾儿，一曰哈喇灰，其头目不相统属。’‘哈密故有回回、畏吾儿、哈喇灰三种’。回纥与回回，不宜混而明之也。”他还说：“畏吾儿者，本回鹘之裔，音转为畏吾，或云伟兀，或云卫吾，其实一也。回鹘牙帐，本在和林之地，唐末衰乱，徙居火州，统别失八里地。凡史言高昌、北者，皆畏吾儿部。回回者，西北种落之名，其别曰答失蛮、曰迭里威失、曰木速鲁蛮、曰术忽，史称大食。”
钱大昕先生所言回回与回纥之别，已十分清楚，但在一些学者中因转声论的影响，常以唐时的回纥为大食。如郑安仑先生曾称：“唐肃宗即位（约756年），回纥遣使来请助讨安禄山（突厥或鞑靼人）之乱，帝允之，即派来三千骑兵。这三千人，史籍都没有回去的记载，此为回教入陕之始。”[8]水子立先生撰文，记载唐、宋间回回名贤24位，其中18位都注明为回纥人[9]。因此，这些记载都是错误的。
《新唐书·代宗纪》：“（肃宗）至德二载九月（757年），以广平郡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率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等兵二十万进讨（安禄山、史思明）。”《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三载五月，回纥、黑衣大食，各遣使，至阁门争长，诏其使从左右门入。”《旧唐书·回纥传》：“（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正月壬申，朔（实际为75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回纥使多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阁之等六人，至阁门争长。通事舍人乃分为左右，从东西门并入。”《通鉴纪事本末》：“（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回纥求和亲。上曰：‘回纥则既和矣，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李泌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侵犯塞矣。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既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故知其可招也。”故在唐时，史书对回纥与大食所载截然有别，入唐之回纥士兵与统军绝不可能属回回（大食）。
二、《辽史》阿萨兰回纥与回回
民国初，北京师范大学前校长陈垣先生曾致力中国回教史研究，著有《中西回史日历》闻世。他在“回回”一词来源上，主张顾炎武先生回纥转声说，曾整理出唐、五代、宋、辽、金、元各代文字中回纥、畏吾儿、回回之间的关联如下表[10]，以证明回回一词出自回纥的转声。
陈先生以为第二表中的阿悉烂等系伊斯兰的异译，故认为所引《宋史》《辽史》中的阿厮兰、阿萨兰亦为伊斯兰。因而证明第一表（丙）中的阿萨兰回纥，即伊斯兰回纥，或已信仰伊斯兰的回纥，证明《辽史》中所载的回回即阿萨回纥名中回纥的转声，亦回回系回纥的转声。转声时间不在唐，而在辽、宋时期。
陈汉章先生反对回回为回鹘的转声说，他曾系统归纳了赞成与反对转声各说，主要是顾炎武、杭世骏、钱大昕先生的文字，并系统加以注释，论证了转声说的错误。但对《辽史》中的阿萨兰回纥，亦认为是已信仰伊斯兰的回纥人。他甚至认为清李光廷先生在《汉西域图考》一书中所论均善，唯对其在《宋史》中阿厮兰回鹘之名以名为号之说有错，故文中没有引用李光廷先生其他有关方面的正确结论。[11]民国时期，王日蔚先生则是转声说的积极支持者，但他在《回族回教辩》（1936年）一文中，一面论述其转声说的依据，同时又说：“按阿萨兰，陈（垣）先生以为即伊斯兰，以《辽史》中阿萨兰回纥，即伊斯兰教回纥。初，作者（即王先生本人）在《畏兀儿民族古代史》中亦采用此说。但史书明言阿萨兰为狮子王之意，故吾人应史书之言，认为阿萨兰为狮子王之意。”现《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均以阿萨兰即狮子王而非伊斯兰，故陈垣先生的回回为回纥的转声说已失去其依据。
马以愚先生反对回回为回纥的转声说，曾对回纥的史料作了简要归纳，以辨明回回非源于回纥。他说：“回纥，为突厥之别族，其先匈奴也。元魏时，号高车部，或曰毅勒，凡十有五种。有部落曰袁纥，亦曰乌纥。隋为韦纥。《旧唐书》曰回纥，《新唐书》曰回纥。其可汗尚肃宗宁国公主。德宗时，自请易纥为鹘，言捷鸷犹鹘然，故又称回鹘。回纥九姓，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咄罗勿、曰貊歌息纥、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嗢索、曰药勿葛、曰奚耶勿。药罗葛，可汗之姓也。新、旧《五代史》因之。《辽史》别为甘州、和州、沙州、阿萨兰回鹘等称，以其散居耳。宋因之。宋，洪皓光弼《松漠纪闻》曰：‘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甘、凉、瓜、沙皆有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元史》曰回鹘，而不分其处。清李光廷恢垣《汉西域图考》曰：‘《唐书·回鹘传》云：余众稍依庞特勤，时已居甘州称可汗，是甘州回鹘庞特勤种也。懿宗（860～874）中，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击吐蕃，尽取西州、轮台等城，是西州回鹘仆固种也。《唐书·突骑施传》云：大历中（766～779），臣于葛罗禄，余众入回鹘，及其灭也，有庞特勤居焉耆地称叶护，是焉耆回纥，又突骑施庞特勤种也。《长春（真人）西游记》曰：赛蓝城三日，又行至一城，其王亦回纥。此即石国，为唐末葛罗禄之地，是赛蓝回纥，又葛罗禄种也。《辽史·本纪》有回纥，有阿萨兰回纥，其单称回鹘者，则甘州之族，其称阿萨兰者，则高昌之种。《宋史·高昌传》：（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其王始称西州外生（甥）狮子王阿厮兰汗。此即阿萨兰，盖以名为号。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耶律大石，西走北庭，假途回鹘至大食，亦即西州（高昌）回鹘也，此即大较也。”在此基础上，马先生又自道路、客馆、译馆及文字之别所记中以证明回回与回纥非同种也。
三、《梦溪笔谈》中的打回回
（一）金吉堂先生的回回词源说
金吉堂先生于1935年即称：“‘回回’一名辞，究竟源于何时何书？以前各家，钱大昕以后，皆云见于《辽史》，该书卷三十，《天祚本纪》云：‘驻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考（耶律）大石西奔之时，宋徽宗宣和五（四）年也。余读《梦溪笔谈》至卷五有该书作者知延州时所作凯歌五首，其第四云：‘银装背嵬打回回’。（原五首歌词见后）。沈括知延州，现未查出何年何月，然以其《宋史本传》之文理推之，至迟当在宋哲宗元祐元年以前约三四年。假定歌中所言‘打回回’之回回无他项解释，而是指一种民族而言，则回回一名辞之发现，又早上三十四年，而不失为历史上有相当价值之发现，则回回之名，在北宋中叶已有之矣。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洪遵作《谱双》，凡五卷，其第三曰回回双陆。《金史》已有回回营，其人善制火药，是又知回回名在北宋后流通用矣”。
金先生是持坚决反对转声说的学者，他所写的这一段文字毫无支持转声学说之意，但是对此回回是否具有被引为回纥转声的根据，文中缺乏指明，因而他的这段文字近年被个别学者歪曲其原意引为最早用来支持转声说的根据，在引用中，甚至忽视金先生认为沈括的文字作为现代回回一词最早来源的必要前提。
（二）王日蔚、杨志玖先生回回词源说
王日蔚、杨志玖先生于1936年与1940年，分别引用《梦溪笔谈》中沈括所作的歌词，著文论证一首歌词中的回回二字是现今回回最早的词源，并且是回纥的转声[12]。鉴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大型辞书均引用王、杨二先生见解，将《梦溪笔谈》歌词中回回二字作为中国回族回教最早的词源[13]，故对他们的文字，主要是王日蔚先生有关的文字详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