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增烈
在故纸堆里尘封了500多年的《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系红格纸手抄孤本，现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内。该方共计36卷。目前残存的《目录》一卷58页，仅载有卷十二和卷十九至卷三十六的各门、类方剂目录，而内容比较完整的则为卷十二和卷三十，各63页，卷三十四一卷49页。现在，这一残本蒙北京图书馆惠允复制，经校点另排而将同世人见面。这是回族文化史和中华医药史上的一件大好喜事，也是民族团结进步在此领域的具体体现。在此，仅就《药方》的出版和有关的一些问题，介绍点情况并谈点认识，权作为本版本的《前言》。
一、出版《回回药方》的缘起
1989年12月11日至13日，由陕西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省卫生厅、省民委和中华医学会陕西分会、省伊斯兰教协会联合主办，在西安召开了回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北京、上海、宁夏、甘肃、四川、吉林、黑龙江和陕西8个省、市、自治区，有回、汉和纳西族的专家、学者、中西医生和医疗卫生干部共113人，收到论文和资料85篇[1]。中共陕西省委、省人大和省政协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该省医学界的知名学者和教授也到会祝贺。特别是由于汉族领导和学者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志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大力支持，全体与会代表的通力合作与热烈讨论，使这次会议成为一个兄弟民族对回族文化关切的会议，一次民族团结进步的会议。会议由省政协副主席吴庆云（回族）同志等领导亲自驻会主持。全体代表经过3天的认真讨论，认为从现有的资料和实际观察，回族医药在某些理论、学科、临床、药物炮制、民间疗法与验方，以及体疗、食疗、保健等方面，都反映着不同程度的民族特色，其中有些医、药或丰富了祖国医学，或反映为与现代医学有所类同。因此大家认为，今后有必要从多方面对其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并使之应用于临床。
在会议筹备期间，由上述单位组成的筹备小组决定，会前有必要组织专家对《回回药方》进行一次初步校点并印刷成册，以供代表们讨论。该校点本由陕西中医研究院文献医史研究所的苏礼、郑怀林同志主校，李培振、焦振廉、王怡同志协助校点，最后又经有关专家龚纯、李伯埙、金志甲、赵石麟和王发俊加以审定。代表们对该书讨论以后，一致建议可对其再进行分次复校加工，然后正式出版。于是，会后经过协商，原会议筹备小组同意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其列入《回族古籍丛书》系列，旋得到宁夏社科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和该丛书编委会大力支持，这部古代回族医学专著的校点本即将与读者见面。因此该书的出版是有关回、汉领导同志与专家、学者以及编辑同志通力合作的结晶，也是一颗民族团结进步的硕果。
二、试析《回回药方》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关于《药方》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由于其《目录（上）》残缺，因而还难以凭借如署名、序文和题记等加以确定。但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大致有以下的几种推断：1.《药方》是一种阿拉伯医学著作的汉译本或元人所译的阿拉伯医书[2]；2.是元代“回回药物院”的回医所著[3]，3.是元代阿拉伯医家的遗作[4]，4.作者是长期居住或生长在北京的一位穆斯林医生，可能祖籍新疆而非中、南亚人，约成书于明洪武元年至永乐元年（1368～1403年）[5]，5.《药方》是明代回族民间医生的著作，成书约在万历二十一年至四十四年之间（1593～1616年）[6]。以上推断，各有所据。下文则是我的一些析证。
其一，元代阿拉伯医著，就目前所知，仅有中统十年（1273年）著录于《元秘书监志》卷七《回回书籍》的《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一词，是阿拉伯语Tibb的音译，可译之为“医典”或“医学”。而伊本·西那（阿维森那，980～1037年）的名著也称为《医典》。但将《药方》与《医典》对照，则前者并非后者的译本，而是另一位医家的著作。
其二，关于“回回药物院”回医所著的推断，似有两点难以成立。据卷十二《再有擦药》条说：“我曾治妇人病，三年后必艾矣而可。”卷三十《说古阿里失等古阿里失庵八而乞剌西子方》条也说：“我在八里黑城内见一人胃经疼。”则可见《药方》非集体编辑而系一人之作。其次，药物院成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至治二年（1322年）隶归广惠司。另据卷十二《治筋松肉慢》条存“北平”一词。查元代并无“北平”之设，只有明洪武元年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永乐元年又改为顺天府，即《药方》成书年代的下限。如果至元二十九年作者35岁，供职药物院。则洪武元年以后写书，这时年已120岁左右，恐怕是难以为力的。
其三，上引“八里黑”一地，也正是《马可·波罗游记》第27章的“巴拉奇城”。该城位于穆斯林众多的呼罗珊以东和撒马尔干以南、阿姆河由东向北的转弯处，南越兴都库什山而达喀布尔，当时是伊尔汗国东北界的重要城市，马可·波罗也说这里“回教非常兴盛”。据此，我们基本上便可以认定作者是一位中亚的穆斯林医生。此外，在作者指出的许多“古回回医人”中，有一人名卜阿里，当是布哈里。因为按照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人的习惯，往往在姓氏之后加上籍贯，例如此人是中亚的布哈拉人，便称其姓为“布哈里”。这里除了阿不阿里撒那和阿哈麻的法西鲁西两人尚难确定以外，其余的大多是波斯、中亚人的姓氏，也许他们正是作者故乡或本国之内他所熟知的古人。另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作者将“笔”称之为“木沙塔卜”。如果他是阿拉伯人，就应该称其为“干兰”。因此，据上所述，作者是一位中亚穆斯林并曾活动于该地是没有问题的。
其四，他是何时来到中国的呢？众所周知，元时中亚大批穆斯林来华，人口以数十万计[7]。当时他们的共同语是波斯语，使用的是“亦思替非”文，元官方特设“回回通事”作为译员[8]，后来才由上层开始学习汉语。作者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自然也要将汉语学会，而我们分析其著作中的语言，则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1.民间俗语。如签、刺、鼻窍、脖项、混堂、风魔、抽扯、敖（割）开、克化（消化）、消散、些小（xuexing一点）、计较（在意）、有时间（有时）、浑身沉困、用些醋调、多半止不住等，至今还依旧在西北回民中普遍使用。2.元人口语。如“发烧为因腿脚有疼来者”“疮能作坏了骨头”“睡卧不得，动转不得，观看不得”“这的便是缠肠风根见识”等。3.文言。如“已上药当化者以葡萄酒化之，余药捣罗为未”“前医人虽用此方，而人病证不同，则各随证增减代替药味而用之”[9]。4.不合汉语语法的句子。如“御米子在壳干时的响”“若所伤有疼恐横里有伤损的筋经烂了”“治枪等伤者无肿且不作坏”等。5.颠倒的复合词。如“又方凉药”“马准西里撒”“大失里撤马准”“虎而麻忻都的”（印度的万年枣）等。从以上几类作者的用语来看，说明他对汉语掌握得还不够纯熟，运用是很混乱的。至于后两类，前者是将语词以其民族语法组合成的，如过去上海滩上的“洋径滨英语”，后者如将“马准（膏子）”或置于药名之后，或置于药名之前，也反映了其民族的语言组词规则。这些对作者来说，信笔写来已经成为其习惯。而以上的这种语言状况，也正是回族语言在早期阿拉伯、波斯和汉语交相融合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一种普遍现象，至今仍然有其存在，尤其在回族伊斯兰教的“经堂语”中更其明显和易见。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汉语已完全为回民所使用，并出现了如嘉靖七年（1528年）陈思《来复铭》那样深练的文言[10]。因此对比作者的语言，即不属于元代早期，更不是明代中后期，这就肯定了他是元代中后期由中亚来到北方或大都的一位穆斯林。
其五，苏礼同志根据“无花果”首见于明初《救养本草》，“阿夫荣”首见于《本草纲目》、“堂子”又是努尔哈赤始创清帝祀神之所，因之将《药方》的成书并代定为明万历二十一年至四十四年之间。然而关于“无花果”，阿拉伯语叫它做“安宙儿”，也就是《古兰级》中所说的人祖阿丹（亚当）和哈瓦（夏娃）所食的禁果，穆斯林是很清楚的。因此，“无花果”应是“安宙儿”的义译，所以我们就不能将作者认做是明代人因而才从汉医方书中知道了“无花果”其名。其次，伊斯兰教教规是严禁吸用鸦片的。作者既然是穆斯林，这就证明“阿夫荣”一词也绝不是得之于《本草》。至于“堂子”，时至今日，这个名称仍然为回民所使用，或者称之为“混堂”。同时据文献记载，“混堂”的兴起是在阿拔斯王朝时代（750～1055年），到了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时期（908～932年），巴格达已有混堂2万多所[11]。这个数字也可能是夸大的，因为1327年伊本·白图泰访问巴格达时，也记载了这里设有混堂，其中西部13个区，每区仅有两三座而已[12]。因此，苏文所引卷三十四《骨脱出类》的“堂子”，则正是这种混堂而不是清代皇帝的祀所。同时《药方》既有苏文所引的“令病人堂子内坐”，下文则更有“入堂子浴后”“抬病人入堂子，令热气蒸其身和软”[13]，此外其他各条也有同类的文字，可见“堂子”就是“混堂”而无疑。因此，据“堂子”一词将《药方》的成书断为1593年之后便是难以成立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与考证，《药方》的作者应是一位伊尔汗国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医生，大约在元代中后期来到大都。在为当地人民治病的过程中，同时也学会了汉语和汉医知识及其药物的使用。随后，他便在其民族疗法的基础上，结合汉医知识与当时回回人的治病经验，并以这一时期外来人的那种混合式北方汉语，至迟在明洪武初年才使此书定稿。最后，他又以元代主要从中亚前来中国的穆斯林被称为“回回”而为其著作命名，也许是为了从整体上显示其“回回”药方的民族特色。
三、《回回药方》的特色
从《药方》残存的19卷目录来看，该书是包括内、外、妇、儿、骨、伤、烧以及神经、皮肤、精神病等科的一本治疗手册。同时，再比较其中一些术语、药名及其组词还不够统一，体例还欠规范，错别字未加改正，而卷三十《说阿牙剌只方》却又有一段较流畅的文言文等，则又可以认定该书还是一本尚未最后润饰修订的稿本。然而，它却又分类繁细，收罗宏富，如按现存446条的比例推算，其方剂当有5000～6000条之多。特别是对骨、伤科治疗手术描述精详，其药物涉及西亚、南亚、北非、南欧以及西藏等地[14]，书中除了与汉医的通用药百余味以外，还出现了如“风府穴”“脉微弦”等汉医术语。所有这些，则又说明该书是一本将阿拉伯、中亚和汉医治疗相交融汇的贯通之作。除此以外，《药方》还有如下的一些特色。
第一，它吸收了中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医疗精粹。因为从世界史来看，中世纪的阿拉伯医学可以说是当时西方医学的顶峰。早在六七世纪，穆罕默德就曾经说过：“学问有两类，一类是教义学，一类是医学。”[15]先知不但这样强调，而且还遗留下了一些阿拉伯民间疗法和方剂，被称之为先知的处方”[16]。到了公元750年以后，兴起了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种文化曾经吸收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文化的精华，从而在医学领域也出现了如拉齐和伊本·西那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巨星。另外如《药方》的下颌关节脱臼复整，是最早见之于公元前4世纪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介绍，而其中以抬高肢体减少出血的办法，也是罗马医生盖伦（Galen）的方法。由此可见，这些阿拉伯医学遗产都为该书析吸收。
第二，它对人体生理和疾病的病理、病因，也具有较成熟的理论认识。如卷三十一《妇人身内动静（状况）类》所讲的“说月经来之日”，《乳上证候类》的“说妇人乳汁动静”，就是讲生理的，前类中“治妇人胎中气闭”，又是讲病理的。特别是卷十二一开始的《治左瘫右痪男总论》已讲到“头是脑之案”，指明这种疾症多在头、手之筋（神经），从而阐明了半身不遂的内在发病机制是出之于脑。此外，它还指出了此症的外因是房事、重事（劳动）、惊恐、上高处、逢大喜、重醉以及饮食、气候等原因。至于前述抬高肢体以减少出血的处理，也说明作者已能认识到出血有动脉和静脉两种。像这些认识，在当时都已经超出了中医的认识水平。此外，如卷三十二的《治胸肝脾肾有肿者散》，特别是《治贴肿毒硬肿》，也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恶性癌瘤在内脏的发病。至于卷三十的《喳鲁苦牙方》可“推腰子内碎石出”，居然能诊断出肾结石并以内科药物排除。尤其卷三十一《怀孕动静类》，除了生理和病理认识外，也竟有《说认男胎女胎》和《说男子妇人治其禀气使改动，令生男》的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