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其外延来说，它又是一部中、阿文化交流反映在医学上的融汇之作。如前所述，广义的阿拉伯医学是吸收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以及北非、中亚诸文化中医学的总汇，虽然《药方》中没有系统地反映，但是我们从其方剂和疗法中仍然可以找到某些存在。当作者来到中国以后，他以这种阿拉伯医学为基础，又吸收了不少汉医的药物、疗法甚至脉学、穴位以及计量中“钱”的概念，这就决定了本书的价值乃在于它是一种中、阿医学交融的产物。其实，这种文化现象在元代并不是孤立的。当时中、西亚穆斯林携带着阿拉伯文化来到中国，在天文、历算、建筑、戏曲、植棉[23]以及兵器制造、手工业机织等诸多方面，无不与汉文化的这些学术、艺术和技术相结合，从而呈现出其民族特色。何况在此之前，阿拉伯药物的引进和回族先民在中国行医，也早就屡见于唐宋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药方》作为一种文化融会在医学上的反映，在元明之际又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再次，从临床应用来说，它无疑又是一份宝贵的中华医学遗产。根据现存3卷中的41门116类446条观察，可以说《药方》涉及到整个临床以及药剂修合与“活物治病”“众花果菜治病”等，实可谓之丰富、精详和特异。其中，除了作者指出的疗效以外，有些至今还依然在回民中保存并广泛使用的方剂和疗法，也仍旧可以证明它的应用价值。此外一些专家在某些方面不但肯定了它的临床功能，而且还盛称《药方》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作者是回族的先民，他的著作价值和这些临床效应，无疑说明了《药方》是一份中华医药的宝贵遗产。然而可惜的是，500多年的尘封酣眠，使它还未能为医家所周知，从而进行研究并采用于临床。现在这种条件出现了，相信这一宝贵遗产必能假医家之手而造福于患者。
五、关于今后的研究
在西安的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和专家们以浓郁的兴趣对《药方》进行了讨论，基本上认为该书是一部融会了阿拉伯医学和祖国医学的临床学专著，是历史上回族医学家对祖国医学的一个重大贡献。然而由于来不及对《药方》进行深入探讨，因而对它的医学思想和理论是否自成体系，它作为历史科学的继承实用价值如何，意见还很不统一。但是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应该对《药方》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便确定它的学术价值和应用可能。
笔者不敏，门外窥医，班门弄斧，写出了如上的认识和体会，现在还想再谈点今后研究工作的意见。
第一，应该组织对《药方》有兴趣的中、西医各学科的专家和医护人员，对其展开多学科、多方位、多层面的研究，也不妨有所选择地应用于临床。这项工作，宁夏的有关机构责无旁贷，可以带头和牵头，以免散乱自流。同时还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学术讨论会，交流研究和临床成果。对论文的发表，也应该提供充分的园地和机会。
第二，首先组织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系文字的专家，对《药方》中民族药的名称按其所附原文进行翻译，甚至有些不详其治的药物，还要对其产地的状况进行专门探求，以供专家们研究时对照参考。因为只有提供了这种先决条件，才能使专家们从药物的配伍中研究其方剂的构成特点。
第三，在上述基础上，将同一病症的《药方》方剂，与祖国医学的同症方剂进行比较学研究除了发现其异同并疗效以外，也可以倒果为因，对照《药方》的拟方思路，进而发现其诊断的民族特点。这样做至关重要，应该作为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
第四，就《药方》的体例来看，它是一部临床学著作，缺乏理论阐述。但有时也涉及到一些生理学、病理学和诊断治疗学的理论。然而理论来自于实践。有些理论有时往往用一句话或一段话来概括，不多阐述，其理也可以自明。因此，如果我们仍用“倒果为因法”进行逆探，从其临床实践如《药方》对某症方剂的描述中抽绎出理论，加以整理，或者从其讲述较详、列方较多的门类如骨科、伤科中发现它的分支学科的理论来。
第五，回族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特殊的历程，回族文化基本上是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融会。因而这就要求我们把《药方》的研究放在这种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加以探讨，以发现其来龙去脉。这样，最后结果必然会证实它与回族文化发展的一致性。否则就事论事，脱离背景，各所侧重，则论者不将其归之于阿医系统，便归之于汉医系统，最后就很难确定它的民族特质。
回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常常会遇到文献缺乏的障碍。就《药方》来说，它已有幸作为回族早期的医学专著，并作为留给后人可资研究的唯一的一份遗产。因此本文所旨，借此《前言》，意在抛砖。现在《药方》已拂尘而出，对它的探讨并研究工作，首先便落在了医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医务工作者的身上，同时也落在了回族历史、文化研究者的身上。因为它不仅涉及中华传统医学、预防医学、社会医学、中西医结合以及中华科技医药史，而且也提供了中阿文化交流史[24]、伊斯兰教史、回族史和回族文化史以及回族民俗学的资料。
[1]经分类统计，85篇论文、资料计有：回族医卫习俗与保健18篇，医卫调研13篇，临床各科经验11篇，回族医家及其学术思想8篇，医药文献研究7篇，医学学术概论6篇，医药交流及比较研究5篇，回族医卫史4篇，回族体育、气功3篇，清真食疗3篇，基础理论探讨3篇，回族医疗机构与卫生管理2篇，其他2篇，这些论文和资料已由陕西省卫生厅编印为内部资料出版。
[2]见《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朝》。
[3]韦以宗：《中国骨伤科技术史》，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3年。
[4]谢仲墨：《〈回回药方〉简介》，载《新中医药》，1957年第8期。
[5]高晓山：《〈回回药方〉考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7年第2期。
[6]苏礼：《〈回回药方〉（残本）述要》，1989年12月“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西安）论文，
[7]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木速蛮”条。
[8]《元史·选举志·学校》。
[9]书中除错字外，作者亦能用通假字。
[10]冯今源：《〈来复铭〉析》，见《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第151页。
[11]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395页，第426、295页。
[12]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79页。
[13]“和软”流传至今，仍为回民常用语。
[14]见书中如沙迷即叙利亚，忻都即印度，密斯儿即埃及，鲁米即罗马，西蕃即西藏。参见刘智：《天方至圣实录》。
[15]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395、426、295页。
[16]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395、426、295页。
[17]陈克礼译：《圣训经》下，第28章及《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等。
[18]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卷14《民常》。
[19]王岱舆：《正教真诠》卷上《元始》。
[20]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卷14《民常》。
[21]作为回族的多族素，以阿拉伯人、波斯人、九姓胡人、蒙古人和汉人是主要的。
[22]匡、陈随医事，分见清庞洪义《常昭合志稿·人物·医家》和《松江府志》。
[23]《农桑辑要》卷二《论芝麻木棉条》。
[24]回族医学与尤纳尼医学（unani Tibb）有不少接近。参见哈克·穆罕默德·萨迪（HaHim·Magammad Said）：《尤纳尼卫生和卫生保健系统》。